五一外滩惊现这一幕：上海的一场梦

这个五一假期的上海外滩人山人海。有人发了一条视频，感叹：“看到这样的外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那不过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底下有人留言不以为然：“噩梦的阴影远没有消失。”他答：“生活还是要继续。”

不论如何，他们都认为一年前的上海封城是一个梦，争议只是这个梦醒了没有。但不知怎么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其实当下这转瞬即逝的繁华才是一场梦，而去年那两个月倒是暴露出没有遮掩的现实。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是当下的每一天。carpe diem（活在当下）这一道德律令，有时像是一种面对现实生活的积极抗争，但此刻随时能和“及时享乐”混同，因为人们掩埋了过去，也没有未来，而所谓“最好的现在”，又意味着“熟悉的那个过去回来了”。

这种“过日子”的实用主义态度，难免遭到更具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嘲讽和痛恨，但公平地说，即便是这样的历史观也不是“政治正确”的，因为它隐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那个“梦”是正常生活的一次异常和中断，是自己不愿再回首的伤痛往事，然而根据官方叙事，有的只是团结和胜利。

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

城市就像人，它也有诞生、衰老和死亡，而这座城市就曾经猝死了一次。无法忘记，曾经灯火通明、充满了活力气息的地方，突然之间充满了大型的末日废弃感。时至今日，它也没有完全复活，就在人山人海的外滩不远处，曾经人来人往的文化街福州路一片萧条。并不是所有机体组织都能再生。

空间就是记忆。在外人看来平平无奇的荒原、河流、草木，对土著来说则承载着他们世代以来的记忆，看到祖先走过的道路、童年时玩耍的地方荒芜，他们潸然落泪。城里人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特定空间可能堆叠、沉淀着许多记忆，就像考古的底层，但又随着城市空间的改造不断地摧毁、重组、更新。

一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有尊严、有自理能力的成年人，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沦入野蛮的境地，我一些朋友在深感羞耻之余，甚至一度陷入抑郁。“为什么这样？”人们张开嘴，得不到一个答案，但可以尝尝自己的泪珠。

在困守家里的那两个月里，我身体被禁锢，但头脑却每天都远离此地，承受着密集的信息轰炸。在看了种种议论之后，我当时和朋友群聊时有一个断言：如何评判封城期间的上海，是一个人价值观的可靠试金石。这个观点我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怎样看待这段记忆，在当时就已充满争议。网上充斥着对上海“拉胯”表现的讥讽和谩骂，“中国城市的天花板”此时被奚落为“的确是天花板，不过是地下室的天花板”。

有人相信，上海人是在为全中国人受难，一次悲壮的受难，在生死关头展现出市民应有的尊严、体面和勇气；但也有人认为，受难就是受难，它毫无意义——这或许不失为一种绝望的清醒，然而正因此，它需要更坚强的神经才能面对虚空所带来的重负，因为人可以承受任何苦难，但不能承受这一苦难是无意义的。

病毒是一张试纸：我们所面对的那个不可见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身政治生活的病理写照，就《癌症传》里所说的，“在癌细胞的分子核心所具有的超活跃性、生存力、好斗性、增殖力以及创造性，都是我们自身的翻版”。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力、恢复力和创造力，并不是伟大医生所赋予的品质，而是患者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自身品质。

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它不是别的，正是像你我这样一个个的细胞所组成的。城市就是人。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被封号，我原本想写一篇《上海不相信眼泪》，正是上海人在这一时刻激发出来的市民精神，让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后，第一次真正把自己看作是上海人了。

那时一度似有某种不稳定的共识：拒绝宏大的感动，要有人性互助的感动。确实，普通人可能是依靠着彼此才活了下来，但那种紧急状态一旦结束，曾有的联结也就再度分崩离析。“市民精神”或许也像一个城市的潜意识，所谓“时穷节乃见”，在特定时刻才被完全激发出来。

当然，我也知道，对很多人来说，那些都好像从没发生过。有人和我说，他现在都不问了，因为之前问起各地亲友封控期间怎么样，得到的回答都很一致：“没什么影响，玩玩手机看看书，本来也不出门。”——这就像是一个自动运作的系统，哪怕是如此明显的刺激，也未能进入意识层面。

如今，那段往事回想起来，已经被看作是一场梦，但什么是“梦”？梦就是集体无意识，“现实”本应是我们的显意识，然而在我们这里，真实由于太难以面对而被压抑进潜意识，被视为一场噩梦，无意识反倒引导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这不是从梦中醒来，而是回避现实，进入梦中。这样一个人，无法醒来，因为他理解的“醒来”，恰恰是在“睡去”，而他所理解的那个梦将一直困扰着他。正如Michel de Certeau曾说的，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勇气，因为面对过去，才有真实的现在，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