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日本和中国，骨子里完全不同

　　日本人的近代化之路，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叙述改革内容，并不足以说明明治维新的特殊之处。

　　明治维新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推进之顺利，落实之彻底。短短一二十年之间，日本就从类似于中国先秦的封建制度跨越两千年一下子跳到了19世纪的近代集权体制，而且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中国人都熟悉的一个说法，即改革通常是极为艰难的，因为会触及众多既得利益者，而“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悲壮地失败了，张居正变法人亡政息。商鞅变法虽然成功，商鞅本人却被车裂。

　　明治维新触及的既得利益者太多了。各藩藩主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利益都严重受损。藩主们失去了所有政治权力，住房只剩一所，经济上也只剩下本藩原收入十分之一的俸禄，后来俸禄变为公债，收入更是大幅减少。普通武士更是从上层直坠地下。1872年的统计数字是，武士阶层合计194万人。日本政府虽然一开始仍然发给他们俸禄，但仅及原来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后来又开始逐步削减俸禄，不久就完全取消俸禄。大部分武士不得不自谋生路，成为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普通劳动者，有的人的妻子甚至沦为艺伎。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出现了西乡隆盛叛乱等局部阻力，但总体上，日本人非常迅速地完成了历史转折。

　　在明治维新前，大部分日本民众甚至贵族，对西方列强抱有敌视心理，但是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不久，大多数日本人就意识到开国的好处。西风劲吹之下，日本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从服饰到饮食，一切都向西方看齐。以前从来不吃牛肉的日本人跑到饭店里大吃牛肉，说洋人就是因为吃这个东西才长得那样高大。洋服成了时髦，人人以有一套西装为荣。

　　邻国中国和朝鲜对明治维新的反应，都是“友邦惊诧”，冷嘲热讽。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得知日本人效法西方后痛心不已，认为日本政府“昏不悟”，神志已经昏乱，将陷民众于水火之中，主张兴兵讨伐，对走上错路的日本人进行解救。

　　1881年，朝鲜国王选派64名官员组成“朝士视察团”，赴日对明治维新进行全面考察，很多考察团成员对日本改革表示疑虑和反对。比如李宪永认为，日本“忘我之古，取人之短，宇内万国宁有是理乎？”丢掉自己古来的传统，学习他人的短处，日本人岂不糊涂？赵准永对日本人仿照西方改革风俗表示不解：“如官职、宫室、饮食、衣服之事，既无益于国，又不便于民，何用强之？”

　　中国驻日副使张斯桂也作诗讽刺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穿西式服装：

　　椎髻千年本色饶，沐猴底事诧今朝。

　　改装笑拟皮蒙马，易服羞同尾续貂。

　　优孟衣冠添话柄，匡庐面目断根苗。

　　看他摘帽忙行礼，何似从前惯折腰。

　　嘲笑日本人“沐猴而冠”，“狗尾续貂”，荒唐可笑。

　　1875年，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时，也对日本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直率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 吗？”

　　但是日本人并不感到羞耻。他们认为，要改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必须进行“文明开化”，脱亚入欧。面对李鸿章的问题，森有礼回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近代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变为世界大国。

　　因此后来的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视的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让日本人见识到外部的新世界。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形象。“黑船祭”实际上成了日本庆祝开国的“嘉年华”。

　　在当年美国人的登岸地点，日本人更是建起了一座佩里公园，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出自伊藤博文之手。

　　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

　　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1906年，出使日本的大臣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局势，和日本明治维新前正好很相似，所以学习哪个国家，也不如学习日本来得快，效果好。蒋介石和孙中山也都曾经留学或居留日本，大力号召中国人学习日本。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20世纪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长达百余年的学习，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真正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虎头蛇尾。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1945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向国际标准靠拢，所走的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远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容易。

　　在中国和日本的表面相似下面，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不同。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

　　传统中国实行的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处在严密有序的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全国一盘棋”，如臂使指。而日本虽然极力试图集权，但基本结构仍然是封建的，全国分为二百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各藩虽然要遵守幕府制定的诸法度，但藩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力，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因此这种结构实际上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视天下为自己一人的私产，实行一言堂。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日本的天皇虽然实际生活状态很可怜，但毕竟他仍是国家元首，这一点幕府从来没有试图动摇。至于幕府之中，虽称是幕府将军专政，但实际上是由幕府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将军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消灭了贵族阶层，取消了世袭制，变成了皇帝专制下的“万民平等”，社会流动性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可以做到丞相的高位。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方式，那就是通过造反当皇帝当将相，“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泥腿子”造反成功，就成为开国太祖、开国元勋。因此中国“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从来没有易过姓，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中国人经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动辄经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实这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表现。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么叫贪污”。

　　因此，日本在亚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运转结构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却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非常相似。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