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我的运气不错，到现在也什么都不是

　　到了喜欢往回看的年龄了。小时候我家住一个小楼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树，夕阳西下，窗帘撒的都是慵懒的光，我愿意看着老槐树的枯枝，因为上面栖满了乌鸦。

　　常德道小学一年三班，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班级。前些日子和同学小聊，一聊没完没了。我这班同学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因为住在一条街上，所以朝夕相处。

　　这条街叫重庆道，街还在，老人儿不多了。更多的是为了看这条殖民街的游客们。往日的静谧已荡然无存。

　　现在体会了什么叫年轻？就是第一次越来越多：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无数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第一次——什么叫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出门，最后一次吃饭，最后一次穿鞋，无数令人沮丧的最后一次。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经历过它。尽管经过文革各种运动，包括物质生活的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始终不能忘却。

　　那时候世界没有这么赤裸，一个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钱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为自尊，也可能是因为虚荣，也可能当时社会之风气，让欲望包扎得比较严实，现而今反倒变成了一种美好。

　　1989年拍《围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不在创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个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职业。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没有觉得怎么还不拍完。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从东城奔西城，酬劳上，每个月大家都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开始，文化与商业开始交流，愈演愈烈。庆幸的是，我这些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完美主义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尽管时常被物质崇尚所摧残。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就是狂。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我觉得人真是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我会制止他。

　　一、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好似肺腑。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走到现在，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触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可能别人觉得厮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乐，其实也不错。

　　谈谈工作，我的运气不错。愈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得了，老天不给机会，到现在也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色彩很重的行业，有时光拿能力说不了话。看看现在这个行业很多现象就明白了。这个年代是只求结果的年代。

　　都说男人最重要就是责任，我理解责任基础首先就是“不欠”。于国——祖国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尽义务和责任，因为我爱这个国家；于家——父母养育了我，要尽孝让老人为你而欣慰；于妻——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庭的利益；于子——因有你这父亲而骄傲；于友——因有你这个朋友而快乐；于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有益。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尽管努力了，还是欠得太多。如果有能力当然如果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能为他人做点什么更高尚。

　　我说过三五年可能会退出。活到老演到老，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观众已经看了二三十年了，还不烦你这张脸，这是很难的。留个念想吧，给人留一个念想可能还好一点。潜下心来自己看点书，再学点别的东西，进入一个平静的状态。我们这个行业一旦走进去，想平静很难。昨天同行朋友给我发信息：是不是又在挣奶粉钱呢？我回个信息：今年不入你们娱乐圈——我庆幸有可进可出的弹力。

　　在行业里我是属于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的人，这几年一直是这样进进出出。我是跳水运动员，不是游泳运动员，跳水是入水即出，游泳可就得一直泡在水里了。

　　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这么说有点儿得便宜卖乖的嫌疑：但没有背过的人很难体会，有一些人背了一辈子。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其实这包袱还是可以放下的，它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美好，权衡之后，就能做出选择了。

　　我有一句要说的话，拍《手机》说我拿790万，电视台这些美丽的主持人们、编辑们很可怜。她们是被骗者，然后又去骗别人。现在有些媒体的主旋律就是小报文化，“据说”这两个字，好像是免罪金牌，冠以这两个字就可以公然放在媒体上。一条编造出来的新闻可以在任何中等以上的报纸上报道。

　　“谎言”是文化上一个特别大的暗算，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的话：我实话告诉你，说心里话，说白了吧，我跟你老实说吧，我一点不骗你，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真诚惯语”，就有多少谎话产生。好容易说一句实话，而且这句实话还不一定是实话，你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说的是实话？骗一个人也就算了，活该他倒霉！如果谎言在社会上呢？

　　现如今，很多人的生存观完全变了。过去伤害别人觉得自己挺对不住别人的，觉得羞愧；后来伤害不伤害无所谓了，现在，伤害完了还觉得有理，我该伤害你。

　　我今天戴着墨镜来了，就是要告诉你，其实每个人可以示众的部分不要那么多，不要再释放偷窥这种恶，这个恶适可而止。

　　有三十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活得很焦虑。社会走得太深，你就会焦虑。能对生活多控制一点，焦虑就会少一点。

　　一天到晚在饭桌上跟人吃饭说话—说的话跟自己毫无关系，说的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消息、坏消息、真消息、假消息都得搁进去——你就是垃圾桶，你盛也得盛，不盛也得盛。搁这么多垃圾，怎么可能不焦虑？

　　朋友往往会问：你在家都干嘛？我说什么都没干，发呆呢。

　　我认为发呆是最放松的事。尝试把自己脑袋放空，哪怕只有几分钟，其实也挺幸福的。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人忍受不了空白就要往里边填东西，给自己加载。其实最好的事儿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发呆。有一起发呆的瞬间，说明关系是多么放松。

　　我们常常在与人接触时让自己撑着，都是怕话掉地上，话接话，赶快接起来，太累。

　　而且焦虑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不自由。我觉得很多人达到“自由”的状态是在“无能期”：退休了，社会不需要你了，年轻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认为这是自由，其实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被抛弃，而是放弃。

　　我曾经在西北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幅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一直在体会着它。“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

　　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

　　现在让我了如指掌的是我的家。家一定得干净利索，桌子上摆的东西歪了，我就一定要扶正。我喜欢收拾家，这是一种心境，收拾完特干净，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也是一种时尚。

　　我的孩子不用管，学习也还行，她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有点像她妈，比我强。不过看什么事了，有时还是不放心。前两年有一次，她跟我说要和朋友去红螺寺玩，我当时觉得她说话有些紧张，我吃完饭一琢磨，不对，肯定不是和朋友出去，十有八九是谈了男朋友出去玩的。我不放心，得看看怎么回事。我就开车追踪。没想到在红螺寺的路口她走错路了，一掉头回来，正好和我擦肩而过——还是那个男孩先发现我的。女儿很气愤，就给她妈打电话，声讨我。

　　其实她瞒着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她觉得这段感情还八字没一撇呢，没到通知我的时候。我那时就跟她说，去山里有些远了，在城里怎么玩都行，当爹的只能说这样的话了。

　　后来他们分手了，估计是我把那男孩吓跑了？

　　我太太对这样的事，比我心宽。怎么形容她？一句话：非同凡响。最可贵的是，挺真实的。她也是个自省的人，从不会伤人。平时语言也不多，你也看不见她和谁红脸。有一些事发生在别人家，可能就是惊天动地了，到我们家好像根本没发生一样，这就是宠辱不惊。

　　我太太的工作就是管好女儿，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其他所有事都是交给我，装修房子她就不管，一直到我把筷子准备好。

　　我们家现在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这些我不管，她也挺迷糊。我俩都不是理财的人，但是她或许比我清楚一点，我是根本不知道。

　　我不太花钱，我要是手里有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能在兜里搁三个月。我太太比我要节俭许多，她去的基本上都是打折的地方，这可能也是个乐趣。

　　我有时跟她说，便宜的东西，确实有时不经用，你五块钱的一件衣服可能穿五年，你买两块五的衣服可能就穿一年。哪个节约呢？但她也不是抠门，她是针对自己而已。

　　我是风筝，我太太是那个牵线的人，我飞得再高，还是在她手里。

　　我家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很少大声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