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湘阿姨是我母亲二姐的同学。当我母亲去九江教会学校儒励女中读书时,母亲的二姐便将我母亲托付给了静湘阿姨。这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情。自此后,我母亲同静湘阿姨的友谊一直延续着直到母亲去世,因为静湘阿姨的缘故,多少年来,花家对于我家来说就如同一门亲戚。
在我见过的人中,再也没有比花伯伯脾气更好的了。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见他生过气,他哪怕跟最不讲道理的人或最顽劣的小孩说话也都是笑意满面、轻言细语。尤其对小孩,不论哪家的,在花伯伯眼里,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在他们中间,脸上总会由衷地露出欢喜之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来。
记得60年代末,花伯伯带我上街,我难得出门一次,出去了便满街乱窜,花伯伯便跟在我后面，在人群里跑来跑去,不阻止我也不批评我,仿佛随了我的意也是他最大的乐趣。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当时甚至想到要是大人都像花伯伯这样多好啊。
花伯伯对小孩的热爱,不分任何等级,也没有任何止境。或许是因为花伯伯是天主教徒的缘故。
花伯伯年轻时曾经在日本学医,回国后就当了医生。抗战期间,我父母在昆明时,花家也在那里,花伯伯开了一家诊所。常常有些穷苦的病人看病没钱,花伯伯便不收费。这且不说,还经常地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让病人拿去买药。我母亲常说,花伯伯这个人心肠最好了。
我家和花家有着不解的缘分。
我父母离开昆明后,几经周折,搬到了南京,而花家竟也在南京;尔后,我父亲又因工作调动到武汉,此时的花家也在我家之前先迁来了武汉。两家大人坐在一起时,就常常奇怪,说是职业又不相同,事先也没约好,怎么一走就走到了一起,竟连走了三座城市,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在武汉几十年中,花家几乎是我家唯一可以走动的亲戚。其实,我们与花家半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但在1957年,善良的好脾气的花伯伯竟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花家便生活在阴影之中。
花伯伯被打右派的原因,似是因为花伯伯喜欢写些普及卫生常识的小文章。如果说这一类的小文章也能对国家造成伤害，真正是让当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却因了它们断送了自已的一生:他再也没有当医生的资格了,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改造”。
“改造”这两个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言难尽的内涵。在这只庞大的“改造”大军里,花伯伯同大家一样,只能低头认罪,唯命是从。
60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医院里负责挂号。虽然这样的事不应该由花伯伯这样的人来做,但被改造过的花伯伯竟也没有半句怨言。他带着他永远的笑容和谦和,很敬业很认真地做这份简单得不必有任何医学知识即可以做的工作,认真得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天真呢?
等到70年代,花伯伯终于等来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却已经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比方房子比方级别,都因了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
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终住在两间很小很小的房子里,用着公共的厨房和厕所,很痛苦也很无奈。
我最后一次见到花伯伯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那是我在一次出差的前夕,我想我应该去看看花伯伯,所以就去了。他依然静静地躺在床上,表情木然。那是一种让人格外心痛的表情。
正是那天,我离开后几分钟,花伯伯便离世而去。
当我出差回来再去花家时,便只看到了花伯伯的一份遗嘱。遗嘱上写着要把自己的尸体给医院留作解剖用,还写着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不必发了,请用那些钱买点糖果给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吃。
读着那份遗嘱,我心里有些难过,也有些茫然,我想像花伯伯这样的人,他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怀着怎样的一副慈悲情怀呢?为什么生活那样恶对于他,他却永远以善来回敬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善有善报”,我曾经对这句话深怀敬意。然而,当我看到了花伯伯的善良却又坎坷的一生的经历,便觉得生活给我们的感受和书本给我们的道理,相距十分遥远。甚至对一些生活理念产生怀疑：人一生总是善良是不是就真的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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