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沧桑易代繁华远

　　一

　　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俞家三代皆为大师。

　　曾祖俞樾，淅江德清人，晚号曲园居士。当年他参加会试考试，在试卷中写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被曾国藩赏识，成为其门生。后来，俞樾致力于学术研究，被称为清朝考证学的最后一个大师，也是章太炎、吴昌硕、陈汉章等人的老师。

　　父亲俞陛云，才气逼人，是名列第三的探花。

　　俞平伯生于1900年的腊八。出生前，母亲梦中曾有和尚登门化缘，想他是高僧转世，因此取小名为僧宝。先生十岁之前，家人不许他去寺庙，恐怕佛爷把他带回去。

　　1917年，俞平伯与表姐许宝驯在北平结婚，贺客中有黄侃教授，还有傅斯年、许德珩等同学。表姐是杭州舅舅家的女儿，大他四岁，温婉端庄，并通晓诗词，谙熟《红楼》。

　　1920年1月，俞平伯赴英留学，同伴有傅斯年、钱昌照等人。据说俞平伯要留学，家人不放心，直至他说与傅斯年同行，全家这才准允。傅斯年与俞平伯大四岁，为人处世较之俞平伯要老练得多。两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个宿舍的好友，在家人看来，傅斯年就像俞平伯的老大哥，可以在异乡处处关照俞平伯。

　　入学两周后，俞平伯突然离去，这令傅斯年惊慌失措，四下寻找。直至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俞平伯，原来他是想家想得受不了。傅斯年苦劝朋友，继续留在英国学习，但此时的俞平伯已去意已决，傅斯年只好黯然作罢。

　　后来，傅斯年在致胡适（时任北大教授）的信中写道——

　　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之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为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外孙长大后，曾就此事问过外婆。只见外婆淡然一笑：“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哪里会是为我呢？“

　　总之，俞平伯兴到即来，兴尽即返，性格之洒落不羁可以想见。

　　季羡林回忆——

　　俞先生在清华讲诗词，很有吸引力。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

　　只见了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就是好！”学生正眼巴巴地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

　　昔者晋人见好山水，便连声说：“奈何！奈何！”仔细想来，这是最好的赞美方式。因为，一落言语，便失本意，反不如说“奈何”。

　　俞平伯个子不高，头方而大，镶金牙，戴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身褪色的蓝布长衫。有一天，他忽然剃光了脑袋。众目睽睽之下，他怡然自得，泰然处之，光着个脑袋，仍然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就是好！”

　　俞平伯一向不赞成将诗词、古文一字一句地释为白话，认为那种作法无助于对原著的理解。

　　他曾写道——

　　诗词于空里传神处，吟诵有时比解释更为切用。现在还是这个意思。杜甫诗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可见他的诗句从吟诵得来……

　　对治学也别无妙法，恐只有多看细读。只有多读，读多了，自然就通了。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想神，就得读破万卷书。

　　这番话，也许就是俞平伯成功的经验之谈。

　　二

　　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俞平伯因有年迈老人需要照顾，不能远离。此后，日本人多次表示希望俞平伯与他们合作，均遭拒绝。若不是老师周作人从中周旋，他很有进班房的可能。

　　在北平文化界，俞平伯与周作人关系最密，在西南联大的好友朱自清担心他步周作人后尘，给他写信，希望他洁身自好。其间，俞平伯一心帮助北平做地下工作的爱国人士，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

　　妻弟回忆——此期间，兄淡泊明志，清操自持。周作人为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后且出任伪教育督办，与平兄师友至交，而始终未以一言相浼，盖知之至深。

　　沦陷八年，俞平伯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薪水微薄，家中生活十分清苦。屋漏偏逢连阴雨，家中又连续两次失盗，衣物丢失殆尽。

　　妻弟记得——

　　余亦咸经济困难，余妇乃有在家创办交卖会之举，取家中及亲朋处之无用旧物标价售卖，酌取手续费。姐后亦仿行，古槐书屋曾为货场，平兄且曾亲为记账。

　　东城的老君堂寓所，那是俞平伯曾祖俞樾、父亲傅陛云住过的老屋。屋宇数楹，极为宽敞。满庭古槐，绿荫遍地，幽静极了。此时，古槐书屋成了热闹之地，先生、夫人联手操办交卖会，实属无奈之举。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其实皆什一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岂曰小补之哉。

　　外孙韦柰问起外婆往事，外婆说：“那阵子可真难过，终日提心吊胆。给日本人做事，情况当然会好得多，但是，当汉奸则不可，你外公是对的。“

　　1943年，家中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女儿俞成自西南联大毕业后，留在昆明工作，结识了一个葡萄牙小伙子——英国新闻处记者约瑟夫，不久在昆明结婚。

　　江南名门俞氏的千金，嫁给一个外国人，这可足够轰动。

　　连当年的清华曲友，出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浦江清，在写给妻子张企罗的家书中，也提及——平伯的女儿二人均在此，一人最近与一葡萄牙人结婚了。平伯有一外国女婿，恐怕做梦也想不到的。

　　的确，俞平伯先生也是大惑不解，所作《大女于归》，诗曰——

　　女初入抱忧难堪，今拟于归西海边。

　　岂道神州无俊望，或与殊俗有前缘。

　　人言此事何须诧，愧我痴愚却损眠。

　　蛮语参军应不恶，只愁冰玉两茫然。

　　女儿俞成给古老的中国家庭带来了些洋气，在其影响下，每逢圣诞节，家中摆上茶点，并有很好的蛋糕和香浓的咖啡。俞平伯特别喜欢喝咖啡，何时养成这一习惯却无从考证。外孙常开玩笑说：“外公两次出洋，都没学会穿西装，却学会了喝咖啡。”

　　三

　　1921年春夏之交，俞氏夫妇住在在杭州城头巷。历时三个月，俞平伯写了《红楼梦辨》一稿。一天，他带书稿出门去看朋友（也可能是去出版商那儿交稿）。傍晚回家时，只见神情发楞，若有所失。原来他乘黄包车，把书稿放在座上，下车忘了拿，等到想起去追，车已远去，无处可寻了。夫妻二人木然相对，心里别提多别扭了。

　　事有凑巧，几天后，顾颉刚（或是朱自清）来信，说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买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堆文稿，不免走近去瞧，竟就是“大作”，惊诧之下，便花了点小钱收买回来。就此，书稿“完璧归赵“。

　　忆及此事，俞平伯感慨颇多——若此稿找不到，我是绝没有勇气重写的，也许会就此对红楼梦的研究搁置。

　　生活本是一出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54年，没想到这部失而复得的书稿《红楼梦辨》，加入俞平伯三十年来的其他论述，改名《红楼梦研究》后，竟成了众矢之的，遭遇了大批判。这是一次“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极大震动”的政治运动，俞平伯也因此成为唯心主义的代表。

　　远在岭南的陈寅恪，对着来访的北国友人，连连询问俞平伯的情况。甚至连俞氏家族在苏州的祖居是否还在也问到了。

　　陈寅恪与俞平伯是世交，陈的爷爷陈宝箴是曾国藩的幕僚，俞的曾祖俞樾是曾的门生。而七七事变前，陈寅恪与俞平伯又同在清华任教。

　　多年后，夫人偶尔对外孙韦柰提及当年的情况，也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那时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往日的朋友都很少走动。我很为他担心。但总算还好，过去了。

　　实际上，夫人经过那次运动，始终心有余悸，多次劝俞平伯免谈红楼，甚至当家人聚谈，丈夫兴致来了大讲红楼的时候，夫人也总是念叨：“你就少说几句吧！”

　　1949年俞氏夫妇在北京老君堂寓所

　　四

　　1966年文革爆发。一个夏季的夜晚，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红卫兵的敲门声、吼叫声，响彻在老君堂寓所的门里门外。“俞平伯出来！”“打倒牛鬼蛇神！”抄家开始，所有的房间都被掀个底儿朝天，没找到金银珠宝，只是几代人的藏书，像地毯一样厚厚地铺在地上，任“千百只脚”在上面踩踏。

　　俞氏夫妇被围在院子中间，被推搡着，并要求交行罪行。此时，夫人的头发已被剪得乱七八糟。

　　更难过的，俞平伯的母亲已年近八十，被逼迫着穿上寿衣，并让俞平伯夫妇跪在她面前，做出号哭的样子。毁掉八旬老人的一口寿材，带走家中的所有藏书及值钱的物品，红卫兵这才扬长而去。

　　老母、俞氏夫妇被勒令搬到跨院的三间北房里，女儿俞成被撵至隔壁一个大杂院内不足11平米的小房里。

　　至此，俞平伯每天去单位接受批判、写检查；夫人在家，提心吊胆。街上的孩子又常来捣乱，往屋里扔石块。

　　1969年11月，夫妇二人下放河南信阳罗山五七干校。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提到当时的场景——

　　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不忍，抽身先退……

　　妻弟赶来送行，六目相对，四顾凄然，不知今生是否还有重逢之日。

　　住在包信集，俞平伯经常要走20多里路到大本营所在地东岳开会。那段路，坑坑洼洼，无一寸平地，逢雨雪则是一片泥泞。俞平伯每去开一次会，往返路上就需近五个小时。

　　夫人回忆那段生活时，经常提到他夜走雨路的往事。她说：“走过东岳的泥路，方才知道什么是泥，粘得慢说拔不出脚，甚至棍子都拔不出。他那件大棉袄被雨水浇透，冰凉潮湿不说，且十分沉重。真是苦了他。”

　　杨绛曾描写过息县的雨——灰蒙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像刀刃一样坚硬，害得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

　　要知道，俞平伯比杨绛大上十岁，已是七旬的老人了。

　　几经搬迁，俞氏夫妇来到东岳集，住在农民家一所简陋的茅草房里。外孙韦柰去看二老，简直被惊呆了。他描述：那间屋，长仅二米余，宽不足一点五米，有门无窗，四壁透风，门以芦席为之，且关不上。

　　整整一年，俞氏夫妇生活在这里，用一个洋铁皮铸的小茶炉烧开水，拿着脸盆去水塘打水；卖柴、卖鸡蛋的小贩破门而入，不买不肯离去；房东散养着的猪，在他们屋里跑来又跑去……

　　即使这样，俞平伯依然谈笑风生，作《外孙韦柰来访》一诗——

　　祖孙两地学农田，北国中州路几千。

　　知汝远来应有意，欲陈英力起衰年。

　　1971年1月，俞氏夫妇回到了北京。俞平伯说，我们离开北京，就没作再回来的打算，有老死他乡的准备。显然，能平安返京，实属意外。

　　五

　　俞平伯是个作学问的人，但并不是个书呆子。他喜爱昆曲，爱打桥牌，是个很有情趣的人。

　　俞平伯喜爱昆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着妻子。妻子许宝驯有一副好嗓子，演唱起来字正腔圆，很有功底。她不但能唱，还能谱曲。其弟许宝驹的昆剧《文成公主》中，“远行”、“亲迎”两折的谱曲，就是她的作品。

　　夫人的喜好，自然也是俞平伯的喜好。其实，他并不擅长演唱，更多的时间是欣赏。当然，高兴起来，他也会唱上一曲，苍老、沙哑的声音虽有点儿“五音不全”，但味道却很浓。

　　1935年，俞平伯与清华大学爱好昆曲的同人结集“谷音社”。从此，他“曲不离口”，且潜心研究。学生吴组缃还记得，他请了一位年老的笛师，常常在星期日全家人都到圆明园废墟去呆一整天。

　　1956年，在俞平伯的倡议下，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他出任社长。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它集结了众多曲友，张允和就是研习社的联络组长。

　　允和回忆——

　　平伯先生和莹环大姐（许宝驯，字莹环），他们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学问，研究昆曲，都让人钦佩得五体投地。平伯先生不但是我们曲社社长，也是我的最后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是我最尊重的恩师。我们每一次演出的说明书，他都要我查这折戏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作家，万一查不到姓名，不可不查清朝代，姓名要写上无名氏。

　　周有光是张允和的丈夫，他总是陪着妻子参加曲会。他说，俞平伯跟我们家交情好得很。俞平伯很有学问，家学渊博，三代都很有学问。他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讲他的研究成果，等于大学里上课一样，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外孙韦柰总结，在外公、外婆的影响下，我们一家人，也谙熟昆曲。妹妹韦梅十几岁便登台表演，有《游园》、《惊梦》、《思凡》、《下山》等拿手好戏。她曾在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举办的赏太平花会上表演，外公由此写下“人宜击壤太平歌，雏娃舒绛袖，霜鬓兴婆娑 ”的诗句。

　　每年的夏秋转折时节，康同璧所住的东四十条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些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光绪）赏赐给康有为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康同璧都会准备茶点，请来张之洞、张勋、林则徐以及爱新觉罗等家族的后代，共赏院中秋色。

　　俞平伯出自江南名门，曾祖俞樾曾任咸丰年间河南学政，作为后人，家在北京，自然也在邀请之列。

　　1964年，昆曲研习社宣布解散。十五年后，当研习社再度成立时，俞平伯坚辞社长职务，张允和被选为社长。此后，夫人生病，俞平伯的昆曲兴趣也随之低落了。

　　1982年，夫人逝世，家中再也听不到唱昆曲的声音了。

　　1985年，纪念汤显祖诞辰四百三十五周年的大型昆曲演出在北京举行。张允和远在美国的大姐元和和四妹充和都回来了。《游园惊梦》中，元和演柳梦梅，充和演杜丽娘。俞平伯看到两人的一张剧照，称这张照片是“最蕴藉的一张”。

　　允和想，除了大姐、四妹的表情身段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含义。

　　的确，允和是敏感的，或许俞平伯想起了如潮的往事……

　　1987年4月清明，俞平伯写给张允和的信——

　　允和姊：久未晤，极念。自82年初百事俱废，不仅心身二者。86年两度开会、出游，只敷衍耳，知我者必能谅察也。

　　六

　　早在30年代，夫人的七弟从一本外文书中学会桥牌，从此便在家中推广开来。夫人甚好之，至老不衰。家在清华园时，常在一起打牌的还有朱自清。

　　外孙韦柰记得——

　　以后搬入老君堂寓所，只要许氏兄妹们来，一定要打上几局。就这样，桥牌在我家打了几十年，沿袭四代。

　　牌戏是二老极好的消遣。外公和外婆有时作为伙伴，亲自参战，有时则各据一方，为我们的场外指导，那场面既和谐，又亲切，至今难忘。

　　打牌本是一种游戏，而外公却很认真。他所记的“Bridge账”，每人有一栏，胜、负分均有详细记录，每个月要结一次“账”，拿给大家看，说从中可知哪个人失误最少，牌艺最精。

　　我们打完牌，很快便丢在脑后；他却不然，经常是在第二天早晨，有时甚至在夜晚，把我叫去，评述某一手牌，谁叫得好，谁又出错了哪一张牌，大谈更好的打法该是如何如何。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令人惊讶。

　　“有总结，才会有提高”，我永远牢记着他的话。我知道他的这句话绝不仅指牌戏而言，相信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才造就了他这样一位学者。

　　但自夫人走后，俞平伯从此罢手。打桥牌，要有好搭档，而他失去了最好的搭档——一生相依为命的伴侣……

　　老友叶圣陶非常喜欢俞平伯的字，来信总是读了又读，有时候还给小辈讲解他的书法好在什么地方。有人评价，俞平伯的字和旧诗都是一流的，同龄人中间，达到同等高度的人并不多。

　　七

　　妻弟回忆，吾姐生平为人，练得一种耐性，无论逆境顺境，从不急躁使性。晚年自号耐圃。在北平沦陷八年期间，兄生计困难自不待言。而兄既乐道，姐亦安贫……

　　夫人晚年取号耐圃，俞平伯也有所解释——

　　圃，古称从事园艺工作的人，她喜爱园艺，尽管后因年龄和生活环境所限，她并没有做什么，但她是热爱劳动的。仅讲圃字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耐，她身体不好，也没有什么能力，但她却有毅力，有韧性。没有她的那种耐力和她的支持，我很难说能经受得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其实在那时，我受的罪比她多，但正因为有了她，我才能坚持住。

　　1976年3月，夫人入院治疗。这是在俞平伯中风之后，因行动不便，不能常去医院探望，只能鸿雁传书。他的信，从询问病情，到家中吃饭、来客等琐事，无所不谈，便更多的是“悄悄话“——

　　本不拟作长书，不知不觉又写长了。昨日半夜里梦醒之间得诗二句，另纸写奉。我生平送你的诗不少，却总说不出你我二人感情之实况，因这我总不惬意，诗稿或有或否也毫不在乎。这两句用你的口吻来描写我，把我写像了（我想是非常像，你道如何？）就把这“双感情“也表现出来了。近虽常和圣陶通信，却不敢写给他看，怕他笑。只可写给您看看，原笺请为保存。上面的款识，似青年时所写，然已八旬矣……

　　——润民谈你近况已悉。早办手续，早些出院，就是我的希望。此外别无所嘱。你前信说“度日如年“，我现今当说，一日三秋盼君如岁矣！

　　两个月后，夫人出院回家，俞平伯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终日服侍，不离左右，端茶递饭，以至倒便盆，也由他包揽。看他拖着行动不便的腿走来走去，儿女们真想上前去帮一把，却根本插不上手。

　　1982年2月7日，当夫人平静地离去时，俞平伯就在她身边。他在日记中写道——

　　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旦撒手，变出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

　　几十年，夫妇二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已成了习惯。即便是在夜深人静时，也常从他们的卧室传出谈话声。俞平伯夜谈的兴致很高，往往是夫人熬不过，先他而睡着，方肯罢谈。

　　夫人的离去，令俞平伯落落寡欢，也只能呆对着安放在卧室里的骨灰，默默无语……

　　1986年11月，俞平伯赴香港讲学，刮起一阵“旋风”。有人建议平老写回忆录，老人不允。“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他曾加注说：“十二年为一纪。”

　　从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批判算起，俞平伯正是华年受阻，到“文化大革命”，则更是不堪回首。他留存的有关红楼梦的全部资料、笔记，半生心血毁于一旦。

　　待一切平复之后，他已经老了、倦了，相信他不是无话可说，只是倦说罢了。

　　俞平伯曾说——老实讲，我还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红楼梦一百问，还有过去所谈的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但手头没有资料了，还搞什么！

　　在他心中，华年受阻，再多的不平与不甘心，现已年近九旬，还能做什么，说什么呢？

　　学生张中行曾撰文——

　　我总是觉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学可及，其才难及。

　　1990年10月15日，平老走了。

　　如今，俞氏夫妇二人合葬在北京西山脚下，满园桃树的福田公墓，上面是俞平伯生前亲笔拟好的碑文——“德清俞平伯杭州许宝驯合葬之墓“。

　　大师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