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死，我只是害怕死亡的过程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巴金：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医生：手术不应被滥用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

　　“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

　　“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的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人生最后时光，选择生活品质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

　　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

　　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意识到这件事的迫切，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陈元帅病重到最后，已基本没有知觉。

　　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

　　陈小鲁问：“能不能不抢救了？”医生说：“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当时，陈小鲁沉默了，他不敢作这个决定。

　　“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尊严死”后，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申明放弃临终抢救：

　　“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兰病重入院，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家人伤痛之余也颇感欣慰。

　　“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罗点点很感动。

　　▌人生应当圆满，而非无意义的延长

　　在《经济学人》六年前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显示：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何谓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因为，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何谓缓和治疗？

　　“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

　　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

　　1、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

　　2、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

　　3、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

　　1、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

　　2、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

　　3、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

　　4、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

　　5、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

　　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以去旅游吗？”

　　医生亨利回答：“当然可以啊！”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

　　▌创伤性治疗的代价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二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

　　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

　　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

　　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

　　“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

　　▌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说普通，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各大医院发生。

　　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

　　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

　　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

　　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

　　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

　　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每看到一点变化，就会立即跑来找我。

　　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

　　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

　　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

　　每当这时，他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

　　可每天反复地清理，却还能抽吸出很多，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

　　而他们，仍表示要坚持到底。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

　　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

　　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

　　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

　　十天后，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

　　我问自己：“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生命的意义何在？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2005年，80出头的学者齐邦媛，离开老屋住进了“养生村”，在那里完成了记述家族历史的《巨流河》。

　　《巨流河》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多个奖项。但时光无法阻止老去的齐邦媛，她感觉“疲惫已淹至胸口”。

　　一天，作家简媜去看望齐邦媛。两个人的对话，渐渐谈到死亡。

　　“我希望我死去时，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最后一刻仍然书卷在手，最后一刻仍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最后一刻眉宇间仍然保持一片清朗洁净，以“读书人的样子”死去，这是齐邦媛对自己的期许。

　　你呢？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

　　不久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

　　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

　　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

　　当独立、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维持，我们该怎么办？现实中，面对家人离去，是选择流水线般地对待他们余下的生命，还是和他们好好完成最后的告别呢？如果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又该作何选择？凡人皆有一死，如何向死而生，优雅地跨越最后的台阶？

　　死亡是跟随每个人的巨大阴影，但恐惧反而使我们对它视而不见。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更好，能坦然的生，也要从容的接受死，生命尽头这场渐渐远去的目送，便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