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儿女的老年生活，如何才不会岌岌可危

    《贫穷的质感》里讲述养老问题的《年老的隐喻》。由身在英国的王梆采访撰写。即使在一个社会福利一度良好的国家，她拜访的两组老人，有房产的托马斯和玛丽夫妇以及无房产且独身的彭妮，未来的老年生活都在不同程度上岌岌可危。

　　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们，如果没有靠谱且负责任的儿女在身旁，或者没有足以覆盖一切开销的财富，就可能要在窘迫中告别世界吗？跟随王梆的实地探访，我们可以对照地了解英国养老现状的问题所在，并以此为基础想象，还有什么替代性的养老方案？　

为了寻找答案，接下来，我把焦点放在了托马斯和玛丽迫在眉睫的养老问题上。玛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和自理能力，为了照料她，托马斯曾一度累得晕倒，要不是被家猫舔醒，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后果不堪设想。假如两人同时失去自理能力，该怎么办呢？

　　若在 19 世纪，这份重担通常由儿孙担负；贫困的孤寡老人，就只能往济慈院之类的慈善机构里送了。济慈院条件极其恶劣，为了便于埋尸，旁边通常就是墓地。富人是不需要养老院的，因为他们有大宅和仆人。[1] 养老院是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随着民主和现代化进程，逐渐出现的产物。它最初由公共援助机构（Public Assistance Institution）掌管，1948 年，英国工党推出《国民援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要求地方政府通过整合税收，为老幼病残提供援助。1960 年，只有 10.3% 的老人住在私营养老院里，地方政府出资或慈善机构开设的养老院，在养老业中占了绝大比例。但这一自由主义加民主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很快便被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自由市场为核心价值观的新自由主义摧毁了。国民养老资金被削减，纳税人扶持的养老模式危在旦夕。1985 到 1990 年，撒切尔执政时期，私营养老院的比例急剧上升，增至 82%。[2] 2016年，公共养老资金被保守党的紧缩政策砍去 50%。英国养老院共计 11300 家，其中纳税人支持的养老院只剩 5%，剩下的 95%，则掌握在私营集团和少数慈善机构手里。与此同时，老人的数量却仍飞速增长。2016 年，65 岁以上的英国人口占总数的 18%；2015 到 2025 年，85 岁左右的老人，将从 150 万增加到 200 万；预计到 2039 年，英国的某些地区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超过 65 岁。

　　人类寿命攀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投机商眼中，真是百年难遇的商机。很多投机商不惜举债大开养老院，一旦陷入经营和债务危机就逃之夭夭，扔给当地政府一个烂摊子。一家名为“山谷之景”（Valley View）的养老院，倒闭前一周，竟让老人们速卷铺盖，自行撤离。

　　我一边脑补驼背鹤发们“飞越老人院”的情景，一边四处走访私营养老院，为了一睹其真颜，谎称为我的婆婆寻找“最后的避难所”。

　　和想象中冰冷孤清的色调不同，今天的养老院，大多色彩浓艳。在“莉莉之家”（Lily House）养老院，我仿佛走进了一间托儿所。为了让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能够找到自己的房间，每个房门都涂了不同色的油漆，姹紫嫣红，还挂上了照片和名字。此外，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布置房间。接待人员推开一扇扇房门，炫耀道：“你看，每间房都不一样！”

　　虽然里面布局不同，内容却大同小异，打开来仿佛一只记忆的套盒：结婚照、毕业照、全家福、旅行纪念品、风铃、婴儿推车......咦，为什么还有婴儿推车？“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妇女们，经常以为自己要生了，不然就是以为自己在度产假......你看，这些洋娃娃就是她们的宝宝。”接待人员露出苦笑。我凑近去看，小毯子底下果然盖着几只洋娃娃，眼珠又蓝又大，闪烁着塑料花般的蓬勃生机，和老人们那灰暗迟缓的目光，形成突兀的对比。

　　虽与闹市一墙之隔，私营养老院的内里，却像是一个隐秘失声的世界。一般访客要在门卫处填表，表明亲友关系，才能进来。一条狭长的走道，前后左右都是“铁门”，需要密码才能出入。接待人员对我说，这是为了防止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人逃跑，或趁机溜进厨房（捣乱）。英国“助老爱老”慈善机构“用心关怀”（Chosen with Care）的创始人黛比·哈里斯（Debbie Harris）曾在 TED 演讲中倡议，养老院应对外开放餐厅，让人们自由地与老人们共进午餐，这样一来，养老院的饭菜就不会那么难吃了，老人们再也不用眼巴巴地与外界隔栏相望。而从我的实地观察来看，这一倡议显然并未得到多数养老院的支持。

　　我把录音笔藏在围巾底下，跟在接待人员的后面，走进了电视厅。电视声音开得震耳欲聋，却没有多少老人在看，他们或是凝视着自己的鞋子，或是用失焦的瞳孔望着我。也许是因着公共空间的缘故，里面散发着一股比单人卧房更浓重的老人味，一种只有在很深的皮肤褶子里，或在过期瓜果中密封多年的体液里，才能闻到的气味，一种与阶级再无干系的气味。

　　我趁接待人员不注意，半跪在地上，握住一位老奶奶的手，“你好吗？”我问。“不好......”她的泪腺立刻充盈起来，“我的背好疼，这里也很疼......”她伸出脚，脚踝肿得厉害、轻轻颤抖，让我想到了 19 世纪那头用来做电击实验、叫托普希（Topsy）的大象，惊恐万分地沉浸在某种静止的战栗里。接下来她又说了一些什么，我听不清，她的声音如此稀薄，犹如阳光下的雾水。

　　这家养老院的收费是 998 英镑一周。我倒吸一口凉气，问：“没钱怎么办？”接待人员说，可以卖房，或者先住上，死后再用卖房款来偿还。

　　在另一家私营养老院“薇拉·詹姆斯之家”（Vera James House），接待人员用钥匙打开一间单卧后，似乎才意识到秀错了房间，只好尴尬地向我解释，病人刚走，他们正打算重新装修......可惜已经晚了，空荡荡的房间和厕所里，飘出一股刺鼻的尿味，我捂着鼻子逃了出来，想起常年小便失禁的玛丽——我可从未在她家闻到过一丝腥臊。

　　秀完阳光充沛的图书馆，接待人员又热情地向我秀一只高科技坐垫。这种据说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的坐垫，坐在上面的人只要一站起来，就会传出“离开座椅”的信号，这家养老院收费比较高，要 1096.54 英镑一周。

　　我偷偷拿出房产地图计算了一下，托马斯和玛丽的房子，目前市场价约 50 万英镑，如果他俩都要住养老院的话，每人只能住上个四年左右。除了房子，他俩那些不算贵重的红酒杯、鸟雀标本以及各种廉价的旅游纪念品，全部加起来，再折旧，估计也只能在养老院度个周末而已。

　　托马斯和玛丽那一代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幸运的。“二战”之后，百废待兴，家园重建需要一套新的政治话语，战后工党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半计划经济，加上医疗、铁路、水电、矿业、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国有化，缓解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从美国借来的 43.4 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资金，也及时注入了英国市场。重建需要大量劳力，加上工会一度掌权，对学历无高要求的低技能工作，也能带来体面的中等收入。此外房价也不高：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国民平均周薪约 32 英镑（当时 100 英镑相当于 2019 年的 1519 英镑），彼时一栋两层小洋楼，只要不在黄金地带，最多只要 4975 英镑。托马斯和玛丽的房子，当年买的时候还不到 5000 英镑。房价低，利息也低，还贷自然不太吃力。据《电讯报》报道，“二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雪莉（Shirley）和彼得·克鲁克（Peter Crook）也一样，他们在 1982 年花 23000 英镑买的房子，十三年后就还清了。

　　托马斯和玛丽也是不幸的，假如失去自理能力，不得不住私营养老院的话，仅需四年，他俩仅有的资产，一栋漂亮的小洋楼，这枚中产身份的标志，就没有了。

　　说起房子，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的工党参议员候选人莉迪娅·希尔（Lydia Hill）告诉我，1976 年，她以 7500 英镑的市场价，卖掉了伦敦的一套一居室；同年，又用 17900 英镑，在伦敦特丁顿（Teddington）买了一套维多利亚时代的三居室。2017 年，那套三居室升至 110 万英镑，比 1976 年涨了 61.45倍 ——而那掌握在退休人士手中、占全英 40%、约 1.6 万亿英镑的“国民财富”，不是别的，正是房产，房产而已。

　　当一套套房子，以 50 万英镑左右的市场价值，以四年一套的速度，源源不断地落入私营养老院（仅仅是养老院，还不是医院）之手的时候，你是否会终于产生某种国民财富众流归海，最终纳入那 1% 的既视感？

　　有人说，房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都到这个分上了，临终关怀更要紧——人活一世，不就为了这点体面吗？然而当人类的一切，从健康到尊严，全都可以待价而沽时，现实给出的，却是另一个答案。

　　2014 年 5 月，BBC《全景》（Panorama）节目借家属在某养老院的偷拍镜头，曝光了一位叫伊冯娜（Yvonne）的 90 岁高龄老人晚饭后上厕所的全过程：呼叫“护士”321 次，叫“我要上厕所”45 次，用茶杯敲饭桌 26 次。期间看护来过一趟，只抛下一句“等 5 分钟吧！你以后应该尿到尿片上！”就走了。20 分钟过去了......直到过了晚上 10 点 45 分，伊冯娜才终于被粗鲁地搀进了厕所。该节目说，像这样不合规范的私营养老院，在英国多达 1100 家。2017 年，《全景》节目再次借用偷拍技术，这次拍到的是看护不停地扇老人耳光（6 次）的画面。

　　波兰公民马丁·普罗赫尼茨基（MarteenProchnicky）曾在英国从事过看护工作，他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我的采访。“虐待或忽视老人的事件，在私营养老院真的很常见吗？”我问。

　　“在我工作过的养老院，虐待事件是普遍存在的，作为目击者，我曾向主管举报过两次，上头却威胁要炒掉我。我说，如果你们不干预，那我只有报警了。”

　　“是怎样的虐待？”我追问。

　　“比如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失明老人，我的领班一边给他洗澡，一边呵斥他，一会儿命令他坐下，一会儿命令他站起来，还不许出声！接着用沾满肥皂泡的毛巾捂他的眼睛，猛搓他的脸部皮肤，故意激起他的反感情绪，以期达到‘我这么做理所当然’的目的；另外还边给患者洗澡，边打电话，同时还教育我如何对付这类‘麻烦分子’之类......在我的坚持举报下，这个领班终于被开除了。”

　　“你觉得这些虐待事件的根源是什么？”

　　“一部分是因为看护工资太低——肯定有看护会说，屎一样的工资，不做也罢。当然，大部分的看护还是有良心的，尽管薪水低得匪夷所思，比如像我这样追求人间和谐圆满的白痴。老实说，那种圆满带来的满足感，还真能让人变得有点强大，感觉做完一个 12 小时轮班，还能去一趟健身房。”

　　除了工资低，似乎还有另一个原因。网名为 Ymimad49 的观众，在看过《全景》节目后留言：“我曾在养老院工作过，那里的员工非常少，根本没法完成任务。我们每天凌晨 4 点起床，要 4 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照顾老人穿衣洗漱的工作，并赶上 8 点的早餐。”伦敦大学学院精神病学系的克劳迪娅·库珀（Claudia Cooper）博士也证实了这一点。

　　工资低，雇员少，全英 99% 的养老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虐待 [3]，这听上去不是无证黑店的勾当吗？然而不少被曝光的养老院，却系出名门。比如马丁·普罗赫尼茨基曾举报过的那家，就隶属保柏国际医疗集团（BUPA）。保柏是跨国医保集团，有 320 万顾客，覆盖 190 个国家，在英国拥有超过 250 家养老院，除了养老以外，还经营保险业务。[4] 如此阔绰，付给看护的薪水却只有平均每小时 7.85 英镑，低于 2019 年 4 月开始的、全英 25 岁以上员工的最低工资水平（8.21 英镑/小时），而付给高管的平均工资每年却高达 37500 英镑。[5] 用 谷歌搜“大牌养老院虐待事件”，就会跳出各种指控，凄凄厉厉，掷地有声，像极了一幕为吸血鬼哥特剧制作的片花。

　　这家不好，换一家可以吗？新自由主义不是提倡“竞争机制”吗？可转了一圈，你就会发现，6 家大集团分别掌控数百家养老院，占全英养老业份额的 17%。不过 17% 而已，不至于让人成为惊弓之鸟吧？话说 1931 年，伦敦华特林街（Watling Street）第一家乐购超市刚开业的时候，人们大概也不会想到，日后它竟变得如此肥大，甚至不得不要从“垄断”（monopoly）这个词中，衍生出一个新词“Tescopoly”，才能比较确切地描述它。英国深度调查记者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在他 1999 年的著作《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里，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资本扩张中的肥大症，并举了威尔士山区牧羊业被垄断经济生吞活剥的例子：“......上周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没法儿，羊卖得太贱），那哥们儿走到畜棚里，把自己吊死了。”多讽刺的一幕，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说，上帝没死，他只是化作了金钱，接着地平线就升起了一幅老人和羊像韭菜一样被作为牧羊人的上帝收割的画面。

　　五

　　养老院再糟糕，托马斯和玛丽也算是付得起四年看护费的那个阶层，并非所有的同代人都像他俩那样幸运。每次去诺福克（Norfolk）海岸，让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它的钴蓝和浩渺，还有那些在沿海小镇摆地摊的老人，那帽檐底下颤动的白发、钉螺壳似的颈纹、脸部凹陷之处风干的微笑。一捆彩色橡皮筋，1 英镑；一顶遮阳帽，2 英镑；灰不溜秋的石膏小天使，50 便士......在英国，有 190 万退休人士挣扎在贫困线上，占退休人口的 16%。法律规定，对于房产和存款总值少于 23250 英镑的老人，地方政府有义务为他们支付部分护理费，无奈政府采取的财政“紧缩计划”一直在加剧地方政府的赤字。据慈善机构“老年英国”2017 年公布的数据，无房可卖却又急需看护的老人数量超过 100 万。

　　彭妮（Penny）就是这些无房老人中的一位，她 70 岁出头，丈夫去世后便寡居在英格兰东部的一个乡村里。英格兰地方民间传说里，有不少关于寡妇的故事。[6] 有个寡妇，穷得一无所有，只有一个被叫作“高个子汤姆”（Long Tom）的儿子。汤姆四肢发达，肩膀宽阔，扛几百斤秣草不在话下，但偏要和人打赌，扔下十字架，夜闯湿地，结果在某棵白柳下，被一只不见躯干的枯手抓走了。剩下那可怜的寡妇，哭得整个人都缩小了一圈。彭妮住的村庄，腹地也是一片湿地，走在冬日的田埂上，看寒风压断芦苇，仿佛还能听见那哭声......那是前现代社会的回声。

　　彭妮曾随做饰品生意的丈夫在津巴布韦生活多年，不幸遇上了 2000 年津巴布韦经济大崩溃，独裁统治的老大哥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为了讨好盟国，在民不聊生、无税可征的情况下，竟然想到了印钞。于是，一筒卫生纸涨到 417 津元，相当于 1.2 美元。生意毁了，丈夫又不幸病逝，彭妮不得不只身逃回了英国。

　　“那是噩梦般的一年，我们在津巴布韦的房子，四室一厅，加一个花园，只卖了400英镑，几十年的积蓄一夜间成了废纸，”彭妮边说边站起身，给我看摆在火炉上的三只瓷碟，“只剩几只碟子，实在不舍得卖，千山万水带了回来。你看看，它们像不像你们中国清代的东西？”

　　那三只瓷碟，描着繁复的晚清（或明治时期）纹样，又混合了不少西方元素，极有可能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香港制造的。果如其然的话，三只加起来也不过 200 英镑。

　　“回英后，您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不知所措地转移了话题。

　　“工作！当务之急肯定是找份工作。我先是在某个大学做前台，然后又到全民医疗服务体系里的一家诊所做前台，一直工作到 67 岁。可惜正好碰上了 2008 年经济危机，所以退休前一直没有任何涨薪机会，拿的职业养老金就比较低......”

　　职业养老金，是 2012 年保守党政府为减轻国家养老金负担，要求雇主必须向员工支付的一种养老金。理论上按工资和工龄计算，工资越高，工龄越长，养老金就越多。

　　“诊所七年，职业养老金是每月 246 英镑；大学三年，职业养老金每月 69 英镑。此外我还支付了十多年的国民保险金，所以现在每周有 89.25 英镑的国家养老金。统统加起来是 671.96 英镑......”

　　“那不是交完房租就得去割野菜了吗？”

　　“所以我得申请住房补贴啊......目前，东剑桥郡议会（EastCambridgeCouncil）为我支付一部分房租，每月 504 英镑，剩下的得自己付。要是没有这笔住房补贴，我可能就得和孩子们挤在一起住了。孩子们的居住条件也相当局促。”

　　“你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住进养老院吗？”

　　“没有钱，就先不去想这个问题好了......过一天算一天吧！”

　　独身的凯茜，也几乎从不去想这个问题。此刻，她正穿着从旧货店淘的绿色晚礼服，戴着艳丽的棕红色假发，在舞池边缘左顾右盼，目光像渔网一样四处挥洒。

　　“阿根廷探戈的传统，女伴不能邀请男伴，非得男伴请女伴，怎么请呢？全靠眼神放火，四目对视。像这样......”凯茜一边狩猎她的舞伴，一边向我解释。“可惜我已经 75 岁了！你看你看，他们只请那些妖媚的年轻女孩儿，唉，真讨厌！”凯茜是被 20 世纪 60 年代各种革命思潮洗礼过的人，喜欢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常跑到伦敦尤斯顿车站（Euston Station）旁一家叫“改变一切”（Transformation）的酷儿老店玩换装，所以她一有机会，就会犀利地抨击阿根廷探戈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观念”，却又无法逃脱探戈的魅力，像掉进了《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兔子洞”，被某种曲折婉转又看不到底的美迷惑，再也分不清身处陷阱还是仙境。

　　每个周末，她都会跑到剑桥的一个舞蹈班学探戈，65 岁以上有折扣，但一节课的学费至少也要 8-9 英镑。为此，她很省，总是吃那种一小块就能让人产生饱腹感的高热量袋装甜点。也没见她买过什么昂贵衣服，除了舞鞋。“一双探戈舞鞋最少也要 90-100 英镑，好鞋就是好脚，省不了啊！”72 岁时，她迷上了探戈，这致命的爱，一点都不比 17 岁的初恋省心，何况她还患有帕金森病，双手必须紧握在一起，才能防止它们弹簧式地抖摆。但这又如何呢？被美蛊惑的女人是迷人的，当她陶醉地欣赏着阿根廷舞蹈大咖胡安·曼努埃尔·阿科斯塔（Juan Manuel Acosta）和马霍·卡瓦列罗（Majo Caballero）的舞姿时，我透过黑压压的观众席，发现几个年轻的女孩儿也在偷偷地凝视着她。

　　凯茜一生都在工作，可惜都是那种兼职或“零合约”工作，所以她一辈子都没什么积蓄。像托马斯和玛丽的情况一样，凯茜到退休年龄时，职业养老金还未强制普及（即使普及，该法对低收入者也不适用，月收入达不到 503 英镑的劳工没有职业养老金），她自然也没有职业养老金。至于国家养老金，必须每周交纳国民保险，交足 35 年，才能指望上。对于周薪 1000 镑的中产来说，87.6 镑的国民保险，不算沉重，但很多劳工，比如“零合约”的清洁工和看护，有时连 162 镑周薪也挣不到。周薪不足 162 镑，没有余钱交国民保险的人，老后只能申请养老金补助（Pension Credit），它的数额因人而异，最近几年来，还要通过各种脑洞大开、有伤尊严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test），你最好配偶仙逝，子女双亡，脚瘸再加聋哑，这样才能比较保险地拿到全额养老金补助。凯茜目前拿的，就是非全额的养老金补助。这点收入，谁敢轻易退休？所以凯茜直到今天还在工作。2017 年毕马威的数据显示，21% 的英国在职人员，因为工资太低，处于在职贫困（in-work poverty）之中。

　　每天早上，凯茜会离开她的廉租房，钻进一辆灰色的破车，到威尔伯顿（Wilburton）给一个大户人家遛狗。“我本来是清洁工，但是自从得了帕金森病之后，他们就不让我搞卫生了。他们也是没办法，这么大的房子，要 15 个小时才能搞完。”凯茜边说边给一只灰毛狗拴上绳子，她要带我去这户人家的树林里遛狗。

　　“遛狗也不错啊，轻松，又可以锻炼身体！”我安慰她。

　　“嗯，是啊，10 英镑一小时，一个月有 200 镑呢，我的雇主算是很慷慨的了。假日或圣诞节什么的，他们还请我看房子，也是 10 英镑一小时，感觉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树林里。这是一片广阔的、可以狩猎的私家树林。榉树、松柏、白面子、黑樱桃......层层叠叠，像一幅无尽的卷轴画，在我们的身边展开。

　　“我死之后，如果能埋在这里就好了，”凯茜亲密地揽过一截枯枝，“有时候，我觉得这里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样，漫天的树叶，无尽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