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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在外交领地听到的荒诞故事

www.creaders.net | 2023-01-23 15:53:59  新三届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东瀛丨姜波:

  作者简历

除夕夜,在外交领地听到的荒诞故事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

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原题

除夕夜,在外交领地

听到的荒诞故事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75)

(外两篇)

作者:姜波

 

除夕夜,荒诞故事音频:00:0011:05

冒险之旅音频:00:0021:31

刚去日本工作不久,就赶上了新年。

在哪儿过除夕夜?“老大”新华社东京分社向第二记者团发出了邀请,他们地大人多。

人民日报的于青笑眯眯地对我说,咱们要在外交领地上过年啦。

新华社,外交领地?不至于吧?按照国际惯例,大使馆的地盘才是外交领地。

当时,东京可能是我国驻外记者最多的地方。新华社东京分社的记者、工作人员及家属有二三十人,被称为第一记者团。人民日报、国际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文汇报、北京周报、人民中国等“支局”,也就是记者站,组成第二记者团。后来,科技日报、金融时报、中央电视台等,也在东京设站了。

于青没有跟我开玩笑。位于东京都港区、涩谷区和大田区交界处的惠比寿3丁目的新华社东京分社那块地,还真是外交领地。

当然,这是极其特殊的,有来由的。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了反共反华、敌视中国的反动立场,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这一倒行逆施的做法,遭到了积极主张两国友好的进步人士和一些在野政治家们的强烈抵制。片山哲、石桥湛山、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浅沼稻次郎、高崎达之助、西园寺公一、冈崎嘉平太等老一辈日中友好的开拓者,大声疾呼,东奔西走,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打下坚实的民间基础。在右翼势力空前猖獗、“黑云压城城欲催”的恶劣环境中,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等进步人士还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1960年7月,强烈敌视中国的岸信介(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内阁倒台,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政治家池田勇人连续组阁,加之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艰苦卓绝的努力,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1962年11月,廖承志与日本经济界“大腕”高崎达之助在北京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和五年贸易协定。

1964年4月,双方在北京和东京互设代表处,并互派了新闻记者。代表处虽然不是外交机构,但双方政府都派人参加,是一种“半官半民”的特殊存在。

经过一段过渡后,中国代表处就设在惠比寿3丁目,首批中国的新闻记者也驻在这里。

在1972年两国邦交走向正常化以前的几年里,这里就发挥了相当于“大使馆”的作用,不过,主要是民间来往,各界的友好人士纷纷前来做客。通过这代表处,日本朋友进行对华经济贸易交流,办理去中国访问的有关事宜。那时,一衣带水的近邻却没有直通航线,从东京到北京,需要从香港、甚至从莫斯科转机。

当年,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日本警方就像守卫其他国家大使馆一样。代表处门口是警备森严,不仅有警察日夜站岗,而且常年有警车驻留值班。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外交部接管了在广尾的国民党政府的旧馆址,但那儿实在太小;又在六本木选了块地方建造了挺拔气魄的使馆大楼。

这样,惠比寿3丁目35番地23号就成了新华社东京分社的“独门独院”。

尽管不是代表处了,这里在增进两国友谊和加强了解中,还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新华社的地位和那段历史渊源,一些日本朋友还很看重新华社东京分社,一些重要人物不时造访,新华社东京分社也经常请一些日本朋友。再加上《人民日报》东京记者站就在隔着小马路的对面,这里也还是日本警方重点保护对象。当然,没有警察站岗啦。

这外交领地,建在一个缓坡上。院子不大,但停十几辆汽车没有问题。这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是非常难得啦。眼下是冬季,万木萧肃。可以想象待春暖花开之际,爬满了浓密青藤的楼房该是多么生机盎然。这楼有些老旧,但显得古朴庄重。

晚会开始了,在简短的致辞后,大家有吃有喝、有唱有跳。

我坐在光明日报驻东京记者蒋道鼎身旁,听他讲了这块外交领地曾发生的逸闻趣事。

代表处设立不久,国内就开始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那时,极左思想统治着一切。为了表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宣传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总社指令驻东京的记者尽早发回日本贫民窟的照片。

这可把人给可难住了,东京早已经没有连片贫民窟了呀,可国内的指示不能抗拒呀。没办法,只好四处转悠,找了旧房子集中的地方拍了几张,算是“完成任务”了。

不久,国内又发来指示,要他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反对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东京的记者们汇报说,我们地处反帝前线,每天都在同资产阶级斗争。国内指示说,这还不够,要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要有具体的实际行动。这可怎么办?跟谁面对面?怎么斗争?

有人想了一个“绝招”――把门口站岗的日本警察请了进来,说是一起表演一个节目。让那警察把帽子摘了拿在手里,站在前面,弯腰低头,就像国内开批斗会的“低头认罪”一样。我们的几个记者挥舞拳头、慷慨激昂地用中文高喊口号,反正日本警察也听不懂。摄影记者啪啪啪地拍下这个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军警的现场照片,以便向国内汇报。

拍完照片后,把还在发呆的日本警察拉到餐厅,一桌丰盛的中国料理在等候着。

表演这样的节目很好玩呀,还有吃有喝。第二天,轮班的警察满是期待地问,你们还演出节目吗?

哈哈!送上门了,显然是想吃中国料理啦。再“批斗”一个!

不久,国内的表扬通报就来了。就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多次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军警的英勇行动,给予高度赞扬。

(关于这个故事,我听驻日记者老前辈、光明日报的姜殿铭先生讲过。)

据首批驻日记者刘德有先生(后来就任文化部副部长)回忆——“那时,根据总社要求,我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报道日本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事例;报道日中友好时,必带‘反霸’内容;我们还全力报道日本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爱国斗争,揭露日本反动当局亲美、反华、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以及追踪报道日本青年学生在‘造反有理、解体大学’的口号下开展的校园斗争和街头示威游行。在报道日本经济时,我们总是强调日本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和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当时,我们的心态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生怕被扣上‘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帽子,不敢正面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成果。”

突然,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大厅中央,一位满头银发的长者在翩翩起舞,赢得了满堂喝彩。他是中国新闻社驻东京记者杨国光。老蒋告诉我,“他那些年里可受了大罪。”

“为什么?”

  “不用说别的,就看他的经历吧。‘帝修反’(那时的特定政治语言——“坚决消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对派”)他一个人都占全了。说反对派,他是台湾出生的;说帝国主义,他是在日本长大的;说修正主义,他曾在苏联留学。那个年代,不斗他斗谁?”

老杨身材欣长,近一米九的个头,有一种冷峻的帅气,待人真诚坦荡。他才华横溢,日文、俄文、英文俱佳,还懂广东话、闽南话,在日本华侨中威望极高(中国新闻社主要以海外华侨为报道对象的)。

后来,我跟老杨熟了。他告诉我,那几年中数不清挨了多少次打。“‘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台湾特务’,给我扣了一大堆‘帽子’。打得真凶呀!造反派往死里打!我怕他们把我打傻了,就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墙角,他们猛抽我后背,打得我都站不起来了……”

那些对那个荒唐年代并不了解却高唱赞歌的小粉红们,你们真希望这样的“探索年代”再现吗?

一次情节跌宕

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65)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故事已成为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初,隔三岔五就有成批成批的主要是来自福建的偷渡客,乘大船,换小船,摸上岸,被发现,成为日本各媒体报道的“主角”。

1994年6月7日,我的好朋友、中国新闻社驻东京记者王建带我来到我国驻福冈总领事馆。有些疲惫的许领事,向我们讲述了他正在协调后事的一起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的偷渡事件——

5月18日下午,日本福冈的一个警署收到居民报警,说有不懂日语的外国年轻人偷面包吃。傍晚时分,一个出租车司机把两个外国人交给警察。因为这一男一女不通日语,一上车就递给司机一张名片,指指点点的意思是要去这里。司机一看是东京的一个地方,好家伙,上千公里呐!不用说,是根本不了解日本情况的外国人。司机就直接把他们拉到了警署。

警察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后极度震惊。这是当天上午从海上上岸的中国福建偷渡客!更不得了的是,他们同行还有137人,都早已经被人接走了!

顿时,福冈的警察,不光是福冈,大分、熊本、宫崎等,整个九州岛的警察就立刻忙活起来,彻夜搜寻这批偷渡客。

这批偷渡客是福建长乐人。那一带的人们似乎有“浪迹天涯”的基因,拼上一切也要往外走,而且是前赴后继、源源不断。

从3月份开始,“蛇头”就跟他们要照片、身份证,要钱。每人费用是15—17万元人民币,先预交2万元,到了日本再补交全部钱款。“蛇头”告诉他们,过几天就可以把你们送到日本,工作已经给你们找好了,半年就可以把那笔钱挣回来,以后挣的就都是你们自己的啦。

4月28、29日两天,他们从福州乘汽车、火车,陆续赶到广东陆丰,被篷布遮盖的大卡车运送到一个养鸭场集中看守,防止他们有人逃跑。4月30日,由几个叫阿龙、阿狗的香港人带领,从陆丰的海滩先坐小船,到了公海再上了一条不明国籍的500吨的大船。他们的护照都被收缴了,第二天向日本方向驶去。说是4天就可以达到日本,但是,几方的中间衔接出了问题,大船躲躲藏藏、走走停停,5月15日才到达福冈附近的海面。这时,船上已经断粮断水了。偏偏“蛇头”跟日本接收方的衔接又出了岔子,5月17日午夜才开始准备上岸。跟一般偷渡换乘小船不同,这次他们坐上了日本大渔船。

日本接收方面是叫阿比留的黑社会组织。这使日本警方感到十分紧张。因为在截获的偷渡事件中,日本黑社会介入还是第一次。

就在事发前几天,3个香港人到福冈与阿比留组织接头,被日本警方发现后跑掉了。福建蛇头——香港中介——日本黑社会,形成了一个组织偷渡的可怕链条。事发后得知:如果这次安排偷渡顺利,阿比留将得到3亿日元的收益。黑社会之所以参与组织偷渡,是因为他们的运作资金出现困难,发现组织偷渡利润极高,竟在警察眼皮底下大胆行事。

5月18日上午10点,装载着偷渡客的渔船停靠福冈码头,并在日本黑社会的接应下开始登陆。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以前从来没人敢这么干。而且,更为讽刺的是,上岸地点距福冈海上保安厅大楼只有500米!根本没有被发现!这使日本警方惊掉了下巴!

被出租车司机交给警察的那一男一女是一对恋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找到在日本的熟人就可以脱离“蛇头”的控制,约定好的到日本后必交的那十几万元就可以“逃单”啦。所以,下船的时候,就磨磨蹭蹭躲躲藏藏,也是“蛇头”疏忽了,他俩如愿地脱离了队伍。但是,知识贫乏又不会日语,他们没想到上岸地点离东京上千公里。在码头转悠了一阵子,实在饿得不行,偷了几个面包;后来拦了一辆出租车要去东京,被出租车司机直接送进了警局。

日本警方用了三天三夜拉网式搜查,竟毫无结果!难道这些人被转移到东京、大阪、广岛等大城市?

这时,日本的“小脚侦缉队”立了大功。一个老太太感到纳闷:村头的那个大仓库已经弃用了多年,怎么突然有了动静?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传出的讲话声也听不懂。(那是“蛇头”催促偷渡客在国内的亲属交全款,因为已经安全达到日本。那时,大哥大还是稀罕之物,黑社会调用了9部移动电话。中国南方人说话底气冲,那时的移动电话功能又比较差,大嗓门打电话声传出来了。)老太太趁没人,从缝隙往里看,黑压压的一地人,于是就赶紧报了警。

福冈警方如临大敌,出动了300多警察包围了那仓库,把137名偷渡客及黑社会分子,还有2个黑社会雇佣当翻译的非法居留的中国留学生,一并逮捕了。

许领事介绍说——

接到日本警方的通知后,总领事馆非常重视,认真研究对策。因为这次偷渡事件在日本影响很大,到现在(6月7日),各报纸和电视台都纷纷发表评论,对由于日本黑社会介入可能使偷渡行为商业化的趋势感到震惊,也指责中国方面打击偷渡不利,特别是批评日本警方工作失职、漏洞太大。

这些偷渡客的行为,给中国国家形象抹黑,使在日华侨丢脸。福冈的华侨中,福建人居多,他们感到脸上无光。

我花了两周时间,跑了警方的10个拘留所(偷渡的人太多,被拘留在不同地方),139个人我见了107人。他们有人反映被用绳子捆、被戴手铐,有时还吃不饱。据了解,这是日本警方的“常规动作”,对所有拘留人员都是这样,并不是故意针对这批偷渡客的。

我跟日方交涉,要依法行事,不能打骂他们,不能虐待他们,不能出现违反人权的行为。

可是谁能想到,被关在一个拘留所里的十几个偷渡客,乘警察送饭之际,竟把那个警察绑起来,然后逃跑了。他们人生地不熟的,往哪里跑呀,后来都被抓了回来。真是又可怜又可气!

我向他们了解情况,开始时很多人说谎,还有人冒充印尼人、泰国人、香港人,到昨天全搞清楚了,都是福建籍人。我想了解“蛇头”的情况,有些人就是不说。难道是怕得罪了“蛇头”,钱要不回来了?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仓库那几天已经让国内交全款了;还是指望着以后“蛇头”再次安排偷渡?他们被遣送回国后,会被当地政府罚款,有些人过些日子还会继续冒险偷渡。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他们中大部分人不是吃不上饭才被迫去海外谋生的。因为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个体经营户,生活得还不错。但是,当地偷渡成风,甚至年轻人不出国见人都抬不起头。而且,偷渡成功的人尽管花了一笔钱,但几年后家里就盖起了小洋楼,这示范效应太显著啦。于是,他们就寻找一切机会,甚至不惜违法和赌上生命往外走。

偷渡客中城镇与农村一半一半,文化程度都比较低,有的只上过两年小学。有不少人的确是被“忽悠”的,相信国外挣钱如何如何容易,以为到国外就能捡到黄金,法制观念又很淡薄,借钱筹款交给了“蛇头”。他们既是犯罪者,又是受害者,已经欠了好多债,都要求早日回国。

早日回国?哪儿那么容易。他们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触犯了日本法律。有3个人不满20岁(日本法律规定20岁为成年人),会被移交到出入境管理局,按惯例可能接受行政处罚,能早些回国;其他人可能会被起诉,遭到刑事处罚,被判上几年缓刑几年,然后被驱逐出境。

我现在还跑各拘留所,了解具体情况,还要写报告,建议国内当地政府加大打击偷渡行为的力度,并研究出具体可行的方法。比如,现在福建偷渡的人都从广东出海,说明福建巡查比较严密,“蛇头”就变换方向,广东就应该严加防范。以后“蛇头”会不会组织北上?有关沿海省市都应该重视起来。

就在许领事为这批偷渡客奔波得手忙脚乱的时候,又来了一船人,在鹿儿岛种子岛被扣押,有62人。船长、水手长、报务员都自称是印尼人,但据日本警方通报,偷渡的都是福建人。

他们4月30日从广东汕头出发,原定登录地点是日本本州岛和歌山。航行到日本近海时,日本警方发现这条船比较可疑,一直用飞机跟踪。这船不得已掉头南下,在海上飘行;不知什么原因,5月20日这船又突然转向,遭到日本警方拦截后,以船上没水没粮没油为理由强行北上,在种子岛附近被扣押。船上62名偷渡客都没有护照或身份证。

这已经是在那年在九州登陆的第6批(30人以上)偷渡客……

国外交警也“蹲坑”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38)

2015年深秋的一天晚上,我与深圳地税局局长钱勇一起就餐。钱局长端庄帅气,性情豪爽,是从新疆商务厅厅长的位置调到深圳来的。我们是中央党校的同班同学,特别谈得来,已经有近十年没见面啦,自然是有一肚子话要说。钱勇特地从家里拿来好酒。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陪同我们的报社深圳记者站站长杨阳腾,是我特别铁的哥们儿,那天晚上他也喝了不少。

要返回驻地时,我看小杨习惯地拉开驾驶座位的车门,就劝他别再开车了,还是让王琨开吧。他想了想,“也好。因为喝酒了。我在旁边指路。”

过了两个街区,在一个桥洞下拐弯处,从阴影处迈出两位警察,要查酒驾。“幸亏我没坚持要开车。好悬呀!”小杨伸出了舌头,又甩出一句,“这大半夜的,警察怎么还‘蹲坑’呢?”

说到“蹲坑”,似乎是国内外交警的共同“爱好”。只不过其手段与工具不尽相同。

记得我1990年秋在报社东京记者站与前任阎海防交接时,他指这车上的一个小电子装置叮嘱说,“这是反测速器。你上高速时最好打开。”

反测速器?这玩意跟我们今天装的行车记录仪的大小差不多,有点儿像当年的BB机。交警不是用雷达测速吗?这小东西一接收到雷达信号就报警,你赶紧降速就可以化险为夷。当然,收到医院CT机等放射的X光时,它也会响个不停。关键是这东西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你装它用它并不违法。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太有意思啦。

那次,我们几个人驾车去北海道。离东京至青森高速公路终点还有十公里左右时,反测速器突然报警了,吓得朋友赶紧降速。好家伙!刚拐过一个不大的弯路,只见两个警察坐在路边的草丛中盯着电子设备。再行一会儿,出了收费站,十几辆车排队准备接受处罚呢。

还有一次,我们从东京驾车去广岛采访。与东京到大阪的拥挤不堪相反,大阪到广岛的高速公路车辆稀少,一路畅通。因为开的是刚换的新车,不知不觉间就加速到160(公里/小时)。与原来的日产蓝鸟2.0提速到130(公里/小时)就发飘相比,这丰田标记II 3.0十分平稳,而且只能听到车轱辘与路面细细的摩擦声,新车的密封也好极啦。

就在这风驰电掣之际,我无意中看了一下后视镜,妈呀,后边不远处有一辆警车!赶紧降速!没一会儿,警车冲到前面,把我们别在路边的间道。

我忐忑不安到警车副驾驶坐了下来,一看他的测速表显示的是107(公里/小时),心里宽慰了不少。稍微超速了一点点儿,要是刚才的160(公里/小时)被他测到了,那还得了?

那警察一边掏单子一边告诉我,已经跟了你们十几公里啦。你们严重超速啦。

我狡辩说,不就是超速几公里吗?怎么是严重超速呢?

“几公里?告诉你,东名高速(东京至名古屋)限速是100(公里/小时),我们这里是80(公里/小时),一些路段是60(公里/小时)!”那警察十分严肃。说实在的,那些限速牌子我是看过的。

我赶紧解释,超速是不对的。但我们是不知不觉开快的,因为跟广岛亚运会组委会有约定的采访时间。

年轻的警察看了我一眼,“亚运会有什么好采访的?反正你们中国肯定金牌第一。”

哈哈,有戏!我赶紧“套磁”:日本的体育也很强大,日本的柔道、游泳等项目都很厉害;特别是男子足球,是亚洲最强的,我说了三浦、中村、北泽等几个球星的名字。那警察惊喜地问我:你喜欢三浦?我说是的,三浦很有魅力,是目前亚洲最好的球员。他听了竟兴奋地与我击掌,说是遇到了知音。

我正为自己的“套磁”成功而窃喜时,那家伙却给我开了一张7000日元的罚单!并要求我一周之内交付,如果对处罚有什么异议,可以向民事法庭提出起诉。我解释说,我们还要从广岛去北九州,一周之内恐怕回不来东京。警察很严肃地告诉我,这是日本中央政府国库的账号,在日本任何一个银行网点和邮局都可以汇入。

回到东京,才知道那天的“套磁”的效果大了去了。那地段是警察“蹲坑”的一个老“据点”。有两个中国记者都在那个地段被罚过,一个被罚了30000日元,一个被罚了50000日元。而且,人家警察根本就懒得出面搭理他们,直接把罚款单寄到东京。罚我7000日元,实在是太关照啦!

不过,日本警察可是严格“收支两条线”的,而且没听说有什么“指标”的。

那是2000年11月在澳大利亚,朋友驾车从悉尼返回墨尔本。明媚的阳光,辽阔的草原,播放着欢快的乡村音乐,大家似乎都陶醉了。突然,一辆警用摩托车出现在车旁,警察用手势示意靠边停车。

怎么回事?警察说我们超速了。朋友辩解说他一直开得不快,不可能超速。那警察也不言语,指了指头顶。

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已经跟了你们50公里,还说没超速。”

原来,这里的警察已经不满足于路边“蹲坑”,而是驾驶直升飞机在空中巡视;一发现违章超速,立即通知地面交警。朋友乖乖地交了500澳元的罚款,2000多人民币呢!

还有一次,我们从硅谷去旧金山的渔人码头。高速公路单向三车道,我们走的最左边的快道车辆稀少,而最右边的车道却有些拥堵。难道是大家都喜欢走边道?不是的。朋友解释说,为鼓励人们拼车而减少路面车辆压力,这里地方法规规定,坐四个人以上的车辆才能走里边的最快车道,如果是你一个人开车,只能走最外的慢车道。

说着说着,一辆白色的奔驰从我们右手超越到我们前面。我看清了,车里只有驾驶员一人。他一个人为什么走快车道?朋友笑着说,他违规啦。那家伙要么是黑人,要么是东亚人,包括我们中国人、日本人,还有韩国人。一般的欧美人还是比较守规矩的。朋友又跟了一句:我说这话是没有种族偏见的。

车行至收费站,看见那辆白色的奔驰车在出口被警察拦住,大概率是接受处罚。我仔细看了一眼,还真是个东亚面孔。朋友说,他很可能是被“蹲坑”的警察逮住了。但是,我们都没注意到警察在什么地方“蹲坑”的。

现在,尽管电子监控设备高度发达,但国内外的警察仍然经常“蹲坑”抓“现行”。当然,更多的是查酒驾。

面对面地开罚单,是能更显示出其权威性和成就感?还是能使受处罚的违规者教训更深刻?

不知道。反正挺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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