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无法实现的梦想，那就留给未来

陈冲母亲在慕尼黑开会

无法实现的梦想

　（节选）

　　我问哥哥，你记得些什么小时候妈妈的事情？

　　他说，家里第一次装日光灯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变得老亮。那天妈妈开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灯管下面唱歌，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问，还有呢？你还记得什么？

　　他说，妈妈跟爸爸发脾气。

　　我问，她为什么发脾气？

　　他说，他们两个人用一张写字台，有时候我们也用，台面总是堆得很满。她发脾气，大概都是因为她备课写好的一叠纸被弄乱了，或者少了一页。妈妈做所有的事都特别用功，其实她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

　　我想起那时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里，夜晚我只要看到母亲坐在书桌前的身影，就仿佛感到世上一切平安无事，可以放心入睡。

　　大约十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母亲跟我说，你为两个孩子作出太大的牺牲，耽误了你的事业。她的话令我震惊。我总是觉得，是丈夫和孩子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难道母亲认为，命运赋予了我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和成就，而我却没有孤注一掷地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和理想？

　　母亲的命没我的那么好。她的一位老同学跟我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安中怀着你，你外公有两个鸡蛋的补助，杨××就不许他把鸡蛋留给你妈妈，他说这是给一级教授的补助。安中在药理教研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后。我真的很恨杨××，我们都知道整死张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从来没有机会做科研，她对科学的激情、才华和学识大多都被时代和环境消耗掉了。

　　然而，母亲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记得，在炎热的夏天，她和我赤着脚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后躺在潮湿的地板上听广播英语课，跟着大声朗读。当时的教材，经常是直接把小学语文课内容翻译成英文。有一篇是周扒皮剥削农民的故事，周扒皮在英语里的声调拉长了，听上去是“周八屁椅一”。教了几天后，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小孩看到我，都叫我“周八屁椅一”。

　　“文革”结束后，欧美医学代表团开始访华，当时外语人才奇缺，母亲常被叫去当翻译。每次活动前，母亲总是跟姥姥一起准备和排练可能聊到的内容。有一次，她们排练见面和告别礼仪，姥姥扮演外宾，跟母亲说，“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 母亲回答说，“It’s my pleasure! ”姥姥说，你也可以说“ Oh,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 ”这样听上去更优雅，也更热情好客一些。我也这样在一旁学到不少课本里没有的英语。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后, 走出了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 结束几十年来的闭关锁国，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母亲参加了那年的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亲有很多笔记本散在家里各处，大多写着人名、电话号码、几时上钢琴课、修理工几时来等等。她走后我仔细翻看，才发现她也记录了往事。为什么写过往的岁月？想给谁看？或许她只是不想遗忘。笔记本没头没尾没有年月日，也许那些越来越潦草凌乱的字迹，越来越碎的记忆，是她在迈近生命的尾声。关于一九七八年出国留学考试，她写了：

　　上海医学院派出一批三十岁以下的大学生和业务干部，参加上海市举办的出国考试，但是这些年轻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业务学习受到很大影响，未能通过。学院只好让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应试，我也参加了，首先是笔试及英语口试，通过后便到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去专业面试。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正好是父亲生前很感兴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报告建议大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的课题。这些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试顺利通过了，当我起立告别时，主考官送我到门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这时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也刹不住车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

　　这位“主考官”是谁？他是否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经的才华和炙热？他给母亲出的考题是什么？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公张昌绍就发现了吗啡的中枢神经镇痛部位，包括第三脑室周围和导水管中央灰质脑区。他认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于科技条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测和想象。十年以后，西方科学家们发现了内源性吗啡样受体，那正是外公当年假设的那种细胞组织。

　　母亲阅读了美国神经药理学家Solomon Snyder关于受体的文献后，激动不已：

　　爸爸，你对吗啡作用于专一的受体而发挥作用的设想，终于被证实了！如果你还活着，现在应该是你一生中最兴奋和幸福的时刻，也是你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刻。你曾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为此项研究做的一切：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科研条件的准备，自己身体条件的准备，都在这场运动中化为乌有。我一定要接你的班做下去……

　　当时母亲正在上医针刺麻醉研究组，钻研针灸原理。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针刺穴位的镇痛，可能是因为刺激了脑内某些区域释放吗啡样的物质，与中央灰质脑区释放内阿片肽有关的设想。经过艰苦的实验，这一科学假想得以证实。母亲用受体研究，回答了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效的部分原理。

　　记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释，阿片受体好比脑中的一把锁，而生命的进化绝不会允许“没有钥匙的锁”那样奢侈的浪费。“锁”的存在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钥匙”存在。现在科学家证实，脑内果然产生了与罂粟惊人相似的化学物质，作用于阿片受体——就像钥匙作用于锁。这个被称为内啡肽——“内在的吗啡”的物质，决定了一个人对痛觉、快感、欲望与情绪的体验。

　　那天的对话之所以难忘，是因为母亲接着给我举的例子。她说，有些能忍受酷刑的英雄，也许只是基因赋予了他异常富足的内啡肽——天然止疼药；而有些经不住酷刑的叛徒，也许并不一定都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也许就是缺乏了同样的天然化学物质。内啡肽的研究几乎超越了科学范畴，进入了哲学范畴。

　　不难推断，母亲在中科院的留学考试题目，是关于阿片受体与内啡肽的研究——她和外公两代人共同向往的。

　　姥姥曾用工整秀丽的手迹，写下了六页生平重要年鉴，她传奇性的生命中却有十年是“空白”的：“一九六七十年动乱，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张昌绍得以平反。”这两行字背后有多少诉不尽的血泪和沧桑，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

　　我仿佛能看到母亲掩面跑出面试厅，沿着外公生前走过无数次的路线，从太原路拐角的书报亭，穿过肇嘉浜路，沿枫林桥路跑进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亲人、年华、机会——都化成了泪水，冲洗着她心灵的伤口。母亲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考取留学资格以后，母亲必须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挑选一个国家。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全家人讨论起英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哪个好一些，就像一家井底之蛙讨论外面的天地。

　　那一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了英国，为那里科技、工商业的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震惊。当时中国十分贫穷，自行车还属于奢侈品，而英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家车、私家房。他说，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父亲说，你还是去英国吧，中美没有正式建交，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亲的说法。我听小学老师说过，美国的富人把牛奶倒进河里，而穷人的孩子没奶喝，那一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但是母亲说，美国在神经药理科研领域全球领先，要学就要去最顶尖的地方。

　　她首先想到的是Solomon Snyder教授——发现脑内阿片受体的科学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体研究，获得了 “Albert Lasker 基础医学研究奖”，也是生物医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人员之一。母亲写信申请去他的实验室学习，一个月后收到回信说，他的实验人员配置已满，但是可以推荐她去他学生Gavril Pasternak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进修。

　　落实了导师以后，我凭单位证明和发给我的人民币，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去购买了五十美元，以备在抵美后领到第一次工资前所用。出国前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政治学习和练习英语口语。黄家驷教授来宿舍看我，嘱咐说，这些年搞运动，我们在科研上落后了，你谦虚谨慎，努力学好回国来建设现代化的药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表现得好，对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是个鼓舞和榜样。一个人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话本应你爸爸对你说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说了。他灵魂在天一定很为你骄傲的。我听了泪流满面，非常非常想念父亲……

　　……出发去美国了，那时我们和美国没有直通的航线，必须从巴基斯坦走，再经停法国巴黎，辗转前往美国纽约。飞到巴黎后在机场要停留三个小时，这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餐厅用餐，我没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间，去了机场洗手间，看到必须在门上投入一法郎硬币，门才会打开。我口袋里仅有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厅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时，一个队伍五位中国男士，穿着清一色黑色西装，行李箱上绑着一样的彩条箱带，在我对面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报告队长，我要去小便，然后就从那个队长那里拿到一枚硬币，往洗手间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说，报告队长，我也要。队长怀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赶紧把护照、组织介绍信、美方邀请函等证件给他过目，然后从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币，才算解决了困境。

　　她的笔记本上没有写任何离愁别绪，只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机。也许那是冰山一角，让她预感到更为巨大的未知和冲击。

　　那时去美国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亲出发那天，我在哪里拍戏？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见家里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橱柜和抽屉。母亲仿佛嫦娥奔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让我无比伤感和惆怅。她在那里怎么生活？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中美之间的信件，不仅要中转其他国家，还要经过严格审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杳无音信。第四个礼拜，她的信终于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亲暂时吃住在纽约中国代表团（领事馆前身），从窗口能看见哈德逊河——记得她在信里说那是“纽约的黄浦江”。她每天坐公车和地铁，穿过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去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上班。

　　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这个消息令我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在大陆偷听台湾电台是要坐牢的，母亲居然阅读台湾报纸，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

　　眼下我在纽约拍摄电视剧The Retreat，去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时，偶然走过66街和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亲就住在路口这栋红砖楼里。我有一张她在这里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开衫，逆着阳光坐在小书桌前，桌上的书本堆得老高老高。

　　当年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费，母亲付完房租，剩下的钱就很紧了。美国最便宜的蛋白质是鸡蛋和鸡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出国留学前她从来没有做过饭，对食物的理解只限于营养成分和化学结构。到美国后，她迫不得已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烧鸡腿。

　　我在这栋再普通不过的公寓前停下脚步，凝视许久，令一个路人转头看我。母亲曾在哪一扇窗户内生活、学习、想家、煮鸡腿？

　　从这里，她步行就能到达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我想象四十六岁的母亲捧着书本、文献、午饭盒走在这条街上。她远离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怀着对知识的憧憬，开始了一个女学生单纯俭朴的生活。每发现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当年在日光灯下一样，感到突如其来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欢的日子。

　　Pasternak是一位极其优秀和慷慨的导师，实验室里经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学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后、住院医生和客座教授，气氛非常活跃。周末，他和夫人常请母亲去餐馆吃饭，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带她见识一下曼哈顿。二〇〇一年纽约世贸大楼被炸毁以后，她还跟我提起，Pasternak曾带她去顶层的“世界之窗”吃过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母亲学习美国人文习俗的老师。

　　P让我代替他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去讲了两次药理课，一次是“痛觉药理”，另一次是“多巴胺类药物”，逼得我周末大开夜车，又用他的名义到摄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灯片。第一次上课时我很紧张，又看到教室里有两个学生边听课边喝咖啡吃汉堡包。如果在国内，我一定会请他们出去，但在美国该怎么做就吃不准了。事后问P，他说，这节课一点钟开始，有的学生刚从上午听课的教室出来，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只能边听课边吃，是很自然的。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叫他们离开教室。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亲去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有关阿片受体和配基的会议，并报告m1受体的工作。在会场上，母亲遇见了Ermimio Costa教授——她的第二个导师与未来二十年的好友。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戴一张印着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个小灯泡。如果有人要在会场上为自己的实验室物色科研人员，就亮红灯；如果想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蓝灯；两样都不需要者，就把灯关掉。我到P实验室才一年，按合同要两年才满期，因此没有亮灯。

　　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戴着红灯胸卡的先生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是Dr. E. Costa。我一震惊，Dr. 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药理学家！他说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对我做的报告十分欣赏，问我愿不愿意到华盛顿他的实验室工作。我曾读过他的论文，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有数个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逐步深入，而是铺得很开，相互之间仍有呼应，显出作者的兴趣和知识面之广泛。

　　回到纽约后，我找P聊了这件事。P说他已经接到Costa的电话，如果我选择去Costa的实验室，他会大度支持的。P按中国方面订立的规矩，为我写了鉴定，把我夸上了天，临行前还请我去了Wardolf Astoria吃饭。接着，我到中国代表团去汇报此事，并告诉他们今后NIMH会发工资给我。本来以为作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资，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费，没想到代表团立刻答应了，他们说眼下资金很紧，停发了我的费用后可以多派一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

　　Costa的临床前药理实验室，是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Pasternak的要大很多。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实验室按研究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有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那里进修，他对科学不可抑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视人才培养，实验室下面各小组的工作定期向他汇报，他当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或指示。每星期开一次全体研究人员的读书报告会，有一个人先作读书汇报，然后大家提问题、提意见，最后由Costa总结，我受益匪浅。

　　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Costa实验室的所在地，成立于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疯人院”。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十九世纪末，史密森学会在世界各地考察带回来的动物，也养在这里。在最高峰时期，医院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传出这里有虐待病人之嫌，医院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划归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亲的时候，刺杀里根总统的John W. Hinckley就关在院内。如今，这栋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已脱胎换骨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总部。

　　闭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见那条白色的走廊，很长很长，尽头有一扇铁栅栏门，里面是几间空的病房，其中一间就是母亲那两年的“家”——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壁橱和小冰箱。那个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里。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亲却从未显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

　　一天我向Costa汇报实验结果后，他说，下一次读书报告由你重点发言，我听了顿时开心得说不上话来，然后故作镇静地回答，好啊。他给了我一篇综述，我根据综述查阅了四五篇文献，写了一个发言提纲交给Costa审阅。他看得十分认真，还帮我一起假设了几条听众提问和讨论。这时我才看到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导师！我见过不少颇有学问的导师，但对学生的成长不够关心，主要是利用学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为自己的业务成就添砖加瓦。有的导师对学生倒是不错，但缺乏真才实学来引导学生在业务上的成长。像Costa这样两者兼有之的，确实不多，让我想起我父亲生前也是这样一位导师。

　　读书报告会上我居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前我最担心的是，听众缺乏反应，结果那天的听众非常热情，提了很多问题，还给予了好评。通过这次报告会，我和实验室其他进修生交了朋友，周末常被邀请去他们拥挤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回国带研究生的时候，总是以Costa为榜样，也推荐了不少学生去Costa的实验室进修。

　　我跟着母亲游走于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亩的医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脚步。寒风凛冽，灰色的天空落着小雪，凋零的枯树嘶嘶作响，一片墓碑寂静而凄美。这里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没有一个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亲用一条米色的羊毛围巾裹住头，默默站立在风中，也许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亲人，她的父亲也是冤魂，还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圣诞长假前的那晚，母亲请了Costa和实验室的同事，在铁栅栏门内的走廊上开了个晚会。我们吃披萨，喝饮料，听大卫·鲍伊风靡一时的《中国女孩》，跳舞。一位同事从家里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我惊讶地看到母亲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谁能想到，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这常人只敢用窃窃私语道出的地方，这被无数不幸的命运像枯藤般缠绕的地方——竟然有过如此美妙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马里兰州，在一位姓高的医生家里住了几天。高医生和他太太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了母亲做的科研报告，认识了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高医生一家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免不了有各种偏见。母亲高雅得体的仪态和渊博的学识，在所到之处都为人树立了新中国的华人形象，让当地人尊重，也让华侨们骄傲。

一错过就是十年

　　（节选）

　　父亲在电话那头问我，你是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界口吗？那里的水一边是绿色，一边是泥土色。他的口气里有点眼巴巴的渴望，让我隐隐心痛。去年年底去重庆拍片的时候，我是想好了要带父母一起重温一下他们的少儿时代，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可惜两个月后他们都住进了医院，也许九十岁的父亲没有机会再看到故乡。父亲接着说，小时候我妈妈不让我去江里游泳，我不听，偷偷去，有时候还在石头底下摸到螃蟹。我们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也住在曾家岩，他在山顶上，我们在他下面一点。从山上走石梯一路下去就到嘉陵江了。

　　父亲曾多次提起去嘉陵江游泳的事，那一定是日军轰炸下的童年时代里，最快乐的记忆吧。据父亲说，他读的求精中学在抗战时期一度成了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去嘉陵江的石梯就在学校后面。

　　奶奶爷爷家的相片都在“文革”中烧掉了，好在我二孃孃那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她带去宿舍的照片被保存下来了。我从我堂弟那里得到两张父亲小时候在重庆的照片，都是在青石板阶梯上拍的。

　　趁没有拍摄通告的一天，我和几个来重庆探班的朋友一起去寻找照片里的石阶。虽然原求精中学校舍早就不在了，但重建的学校还是同样的名字，让我感到亲切。可惜整个曾家岩到处都在施工，我们四处碰壁，迂回了半天才找到了两段当年的阶梯。走在上面，我想像父亲在这里连蹦带跳地跑上跑下，一天好几回，他的童年仿佛印在这些石头上。江边有一块两三层楼高的岩石，它不知在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落到此地。岩石的一边平直得像一堵墙壁，上面留下了不同年代的人在上面刻的字，有些只是到此一游或者恋人寄语，还有一些精雕细琢工整漂亮，出自工匠之手。岩石的另一边有不少椭圆的自然洞，它们的下面被攀岩的人凿了几个搁脚的浅窝。石边有几个人正在脱衣服下水，还有几个人刚游完水上岸，远处江里也有几个游水的人。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瞒着他妈妈到江里游泳的样子。也许夏天还没有到，他本来没打算下水，只是在卵石滩上跟小伙伴们玩耍。但是每次来这里，男孩都感到江水的诱惑，似乎下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在等待着他去发现。也许这一次他终于无法抵挡这神秘的召唤，便脱下鞋子走火入魔地踏了进去。冰凉的江水激他一身鸡皮疙瘩，他停了一停后接着往深处走，突然，一股暗流把他拽到老远，冲向下游，岸上的孩子们惊叫起来。等他终于挣扎回岸时，发现已经离伙伴们好几十米远了，他爬出水面，凯旋地跑向惊呆了的伙伴们，男孩的一身好水性就是从那天开始的。有朝一日他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也会这样把女儿往水里一放，由她自己在那里摸爬滚打。八十多年过去了，那当年的男孩如今步履蹒跚，神智恍惚。然而江水依旧，它永不迷失地朝着遥远的东海流淌，几万年如一日，将过去、此刻和未来连成一片。

　　据陈氏家谱和永川县志记载，我的祖先是在明朝湖广填川期间，从湖南移民到重庆地区的。他们按政府规定圈地为家，开垦起因为常年战乱而荒芜的土地。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兴起后，一批新型的民用工业开始发展。重庆—汉口—苏州的长江航线，是米、布、盐、棉和洋广杂货的交流主干，形成了以重庆为纽带的商业贸易格局。父亲的曾祖父陈朝钰（1852年-1906年）决定改变世代务农的命运，十六岁时毅然离家到重庆一家花纱商号学做生意，学徒期满后选择了永川松溉经营起“源顺庆”商号。

　　2013年我随央视《客从何处来》的拍摄，回到了重庆松溉老家。这个明清年代十分兴旺的江边古镇，随着公路、铁路的发达而衰落了。但也正因为衰落，那些古朴的青石板街和木结构建筑仍然保存着，“源顺庆”商号的大石匾也还在原来的位置。

　　爷爷和他兄弟。父亲最后一次在永川老家的合影，爷爷是后排站立者左四，他的哥哥陈文贵左三

　　到了父亲的祖父陈海门（1880年-1950年）那一代，“源顺庆”已经是松溉的最大商号之一。我在永川档案馆堆积如山的线装本县志里读到，陈海门先后任镇商会会长、慈善会会长、精诚中学主任董事、东皇庙会会首等职务，活跃于家乡社会舞台，做了大量好事善举。陈海门在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认识到品行和人格的高贵来源于知识和教养，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曾祖父陈海门把我爷爷和他的兄弟姐妹都送到最好的学校，爷爷十八岁从重庆求精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湖南湘雅医学院。

　　我在戏里的角色需要讲重庆话，那是父亲的母语，也是陈家祖祖辈辈的母语。学习台词的时候，我耳边会出现小时候在奶奶爷爷家听到的常用词，让我想到他们。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爷爷的身世毫无了解，只知道他是一名外科医生，非常重视食物，最爱吃的东西是烤鸭屁股。小时候，每个礼拜天是“去奶奶爷爷家”的日子。在那些物资匮乏的日子里，那里丰盛的午餐总是令我无比期待。他们厨房隔壁的小厕所是不许用的, 那是爷爷熏肉的地方。记忆中的他沉默寡言、温文尔雅，偶尔开口说话时，讲的是重庆话。有一次爷爷走丢了，全家人出去找，后来在离菜场不远的街上看到他抱着一只活鸭，坐在人行道边。我们意识到，爷爷开始老糊涂了，就不再让他一个人上街了。但是在知道我要出国留学以后，他马上偷着到银行取了钱，为我买了一只精致的镂花金戒指，上面镶了一块八角形的红宝石，可惜它被我在屡次三番的搬家过程中丢失了。

　　爷爷去世的时候, 我正在全世界各地宣传电影《末代皇帝》, 没能回家追悼。事后回到上海，我小孃孃跟我说，“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说着她眼眶一红就说不下去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去奶奶爷爷家”了，爷爷温厚善良的脸浮现在我眼前，我突然非常想念他。

　　我想到“缘分”这个词。1939年我爷爷所在的宽仁医院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之后被迁移到了歌乐山。不久，上海国立医学院也迁到了歌乐山，随后我母亲也跟她的父母搬到歌乐山生活，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重庆话。也许这是上苍为这对异地的少年安排的第一次机遇？我想像一个晨雾飘逸的早上，父母都背着书包在两条交叉的山路上先后走过。

　　这一错过就是十年。仔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也许对每个人，这都是一件差点儿就可能发生的事吧。

　被遗忘的爱之夜

　　（节选）

　　我在出国留学前认识了W，他比我大八岁，也在办理留学手续，分手前他抱住我深吻，我们说好到美国再见。从那一刻开始，我一直在等他，等他的吻。

　　那时我还没有相机，时间没有从绵延的生命中被切割成一百分之一秒的单位，夹到相册里。那些没有被相机拍过的记忆——人脸、人声、语言、地方，熟悉的和不认识的，似曾相识的和梦里的，欣喜若狂或绝望无底的——像时间河流里的一块块石头，被岁月磨成了卵石，上面长出一层毛茸茸的青苔，边上沉淀了淤泥砂石。隔着漂动的水草和水波看它们，恍恍惚惚，阳光里一个样子，月光里又是另一个样子……

　　一九八一年从上海飞去纽约是一种探险——单程票，没有人知道何时或者能否再回家。我会住在学校宿舍，还会有一张学校食堂的卡，至少那一年的吃住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得从上海带齐。我的半个箱子是月经用纸，那是圈成像棍子那么硬的草纸，很占地方。另外半个是肥皂、擦脸油、牙膏、衣服，还有我喜爱的书、多年来收集的毛主席像章。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哥哥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打开一看是一件油亮的毛皮大衣，绸子内衬上缝着精致的标签“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商店”。字的边上刺绣着一只雄壮的老虎，它的脚下踩着一只地球，身旁绣着英文的“Siberian”，十分考究。哥哥跟我说，这是貂皮大衣，纽约的冬天比上海冷得多。我抱怨，这么大一包，我又要重新理箱子。后来我知道他在我办理护照的大半年里，接了不少画连环画的活，攒下来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件大衣上。四十年过去了，它仍然神奇地松软厚实闪亮，唯有衬里在前几年脱了线，我请裁缝重新缝了以后，它跟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一样。

　　那天烈日炎炎，为了让家里阴凉一些，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昏暗的光线里，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不吵醒你。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在机场流露告别的忧伤——我们是一家羞于表达感情的人。我的相册里有一张我站在飞机舷梯上的黑白照片，一手在空中挥舞，另一手拎了一只塑料编织的手提包。此刻望着照片，我清晰记得手提包是淡绿色的，但是那张笑脸背后的思绪万千，我却完全忘记了。

　　到达的那晚，母亲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在我成长的年代，海外关系会带来政治风险，所以长辈们从没跟我提起过美国的亲戚。那晚，我和母亲去新泽西的亲戚家过夜，才知道奶奶原来有一个住在美国的弟弟。

　　两天后，母亲把我送到离曼哈顿两个小时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校园。我推开挂着我名字的寝室门，一位中国女同学已经在另一个床铺整理衣服，她转头用香港英语跟我说了她的名字，我也说了连自己都还说不顺口的英文名Joan。这是上外一位老师为我起的，他是个长得很好看的中印混血儿，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给他自己起名为Tall-dark-handsome（高黑帅），倒是给我起了个严肃的名字。他说这是圣女贞德的名字，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孩，发音也跟冲相近，你看上去就是一个Joan。

　　母亲需要赶火车回华盛顿工作，临走她忧心忡忡地塞给我两百块美金。我送她到汽车站，她一步三回首地上了车，我看着公车远去，心里空荡荡的。走回寝室的路上我留心到沿街的枫树叶红了，在太阳下像一团团火焰，草坪上坐着三三两两的学生，聊天说笑。我迷茫地在他们身边走过，感觉自己是隐形人、局外人。

　　报到注册的那几天，宿舍走廊里你来我往的热闹总是到凌晨才消停，整栋楼终于陷入酣睡的时候我却醒了。我还不懂“时差”的概念，只觉得到了地球的另一边，连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都被颠覆了，一切必须从头学起，包括怎样在美国睡觉。我躲在被窝里给W写信，我渴望他。

　　排队选课的时候，我看见身后站着一个满脸胡茬的人，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中间，显得很老。忘了我们是怎么聊起来的，都说了什么，但我仍能看见他那双深不见底的蓝眼睛，透出愤世嫉俗的天性。我怎么会坐上了他飞驰的摩托车？也忘了。只记得我被风吹得紧闭着眼睛，身子跟着车来回晃动，拐了一个又一个弯，不知道会开多久，会去哪里。

　　我感到风突然停了，阳光晃进我刚睁开的眼睛，面前恍惚一片缤纷的山峦，犹如梦醒。定睛望去，延绵不断的枫叶像波浪一样闪烁着，从脚下一直延伸到无限。微风吹过，树叶柔和的哗哗声就在山峦回荡起伏，像音乐飘过。我们无言地站着，许久。他带我走去山间一个瀑布，它顺着笔直的崖壁冲到下面巨大的卵石上，再流进一个清澈见底的天然池子。我们在瀑布边坐下，他说，这座富饶的山原来是印第安人住的地方，他们祖祖辈辈就在这里洗澡，十七世纪被到这里的荷兰人杀尽了。我问他山的名字，他说了一个很难记的单词，眼睛看着远处。我本想请他再说一遍，但是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时空。

　　我们在山顶看日落，万物被一层古铜色的光辉笼罩。一只巨大的红尾鹰在我们前方稳健翱翔，像电影里流畅的慢镜头，它矫健地飞向天空，又凶猛地扑往山谷，唯有自然才能如此完美。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变得非常安宁和满足，自言自语地说，今晚这里能看到整个银河系。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突然想起我，转头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他在宿舍附近放我下车，说，你好好照顾自己。眼睛里流露出莫名的忧患。暮色里，他的摩托车消失在拐角处。

　　晚上，香港女孩跟我借汉英词典，那好像是几天来她第一次跟我说话。我把词典递给她时，她说，一天都没见你，你去了哪里？我告诉她去山上的事以后，她惊讶地喊出来，你疯了啊，他可以是个强奸犯、杀人犯、碎尸犯，美国常有这种变态的人你不知道啊。

　　我想起摩托车急转弯的时候，我曾经闪过恐惧的念头，但是已经太晚了，我把头紧紧贴在他的身后，不见阎王不掉泪地跟他到了山上。记忆里我们从未互相讲述自己，但一眼就已感应到对方的孤独。我们目光相触的时候，我仿佛在悬崖望到深渊里的自己。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多年后我在机场酒廊的一本旅行杂志上，偶然看到了那座山，它叫Shawangunk，那个难记的名字像一首被遗忘了的歌在我耳边萦绕，时光随歌声倒流到那一天。孤独者你是谁？我幻想他也许是越南战场回来的士兵，或是被时代淘汰了的嬉皮士，有一日曾想去完成学业，回归“正常”，但最终还是继续做了自己。

　　学校每年上演一个话剧，我到的那年演的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戏剧老师邀请我参加，可是我下课后要听当天课程的录音，重新做笔记，还要在图书馆工作，实在没空排练。他说那就演芥末仙女，不需要每次排练都来。排练开始后，演驴头的同学整天胡搅蛮缠黏着我，令我不知所措。我看见有些演员在排练厅亲热，不知自己不让他碰是不是违反了当地习俗，时刻处于困惑和紧张的状态，后来每次遇见他就浑身起像风疹那样的红块。

　　我去学校的医务室求诊，那里的医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士。他看了我胳膊上的红疹，问我是否接触了或者吃了奇怪的、陌生的东西。我说，很多东西都很奇怪陌生，我刚从中国到这里。他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你到帘子后面去把衣服脱了，我得检查一下身体其他部位。我为难地问他要脱掉哪些，他说得全脱了。我头脑嗡嗡一片空白，恍惚看到他掀开帘子，领了另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进来，一起看我，我开始发抖……

　　很久以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某名校的运动队医生，长期对女运动员性侵，几十年后终于落入法网。我明白了那天在学校医务室发生的事，是性侵。文化冲击带来最严重的脑震荡，是你失去了固有的道德和行为的准则，不知道何为那个文化的“正常”。

　　四十年过去了，我打开封存多年的纸箱，寻找当年的照片，我看到一张当地的报纸，标题是《从女游击队员到芥末仙女，这是陈冲》。“在周三即将开幕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的《仲夏夜之梦》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在雅典魔法森林的仙女中，发现一位电影明星。她的名字在这里不是家喻户晓，至少现在还不是，但如果二十岁的陈冲如她所愿，你会记住这个名字，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在采访里，我无比自信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我对这个采访毫无印象，也完全忘记了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曾说过有当导演的梦想。那个不可磨灭的耻辱像日全食那样遮挡了那段记忆的亮光。写这段文字，是我第一次跟别人提到这件事。医务室的白帘子、日光灯、铺了白纸的蓝床、赤身裸体的我和两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事发时它们似乎只是在我知觉的边缘，模糊、扭曲。此刻从潜意识里重新浮现出来，一切变得刺眼地清晰。

　　W每周给我写信，每一页纸都是柔情和思念。他画了圆明园的素描，在背后写了他想带我去那里，抱我吻我。一天我接到他从夏威夷寄来的信，说他到了美国本土，接到信的第二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我惊喜到叫出声来。那是冬天，我们戴着围巾帽子手套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个高坡后面，那里有两个孤零零的秋千。他坐上去，我骑在他的腿上，把我们冻得发紫的嘴唇贴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挤在一个男同学的寝室里过夜。第二天我半梦半醒中感觉到他在吻我，他的手在被窝里抚摸我。窗外晨光熹微，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睛，没有说话，只是饥渴地呼吸对方的气息……然后他就走了，去中部一个城市学习。

　　感恩节和圣诞节长假，我穿着哥哥给我的貂皮大衣，坐两小时长途汽车到曼哈顿去。总是有许多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他们没有见过二十岁的学生穿这样雍容华贵的衣服，尤其是在公车上。

　　我每次到曼哈顿，都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在曼哈顿东73街有一栋五层楼的公寓房，我至今记得门牌号是107，在公园大道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间，邮编号是10021，那是全美国最昂贵的地区。朋友是一位老医生，虽然学的是西医，开的却是中医诊所。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治疗性无能，病人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看他。诊所在一层楼，医生的私人秘书住在二层，他自己住在三层，四层和五层平时空着。我和母亲到曼哈顿，也住在二层。那里的家具都有些办公室的味道，还堆着各种医疗设备，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税务局来查的时候，可以把整栋楼的一切费用都作为工作开销。

　　一天，L到医生家里来看我，他是我原来上外的同学，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法律，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恋爱啦？还是失恋啦？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那么的透明，我正着了魔地思念着W。可我跟他一共也没见过几面，互相也没有过任何许诺。我不响，L也没有再问，他说，我带你出去玩玩。

　　L很小父亲就遗弃了他母亲，去香港发了财。他虽然讨厌父亲，但不得不穿上父亲送给他的开司米大衣。我们俩就这样穿着名贵的大衣，优雅地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倒不是爱虚荣，而是只拥有这两件可以抵御寒冷的衣服。我们从繁华的第五大道，拐进一个小巷子里。L有两个朋友，是一家西餐厅的中国厨师。厨房后门在巷子深处，L的厨师朋友端出两张红色的塑料凳子给我们坐，然后又进去拿来两盘刚出炉的奶油焗龙虾。几年后坐进餐馆里点奶油焗龙虾，却再也没有那些日子在穿堂风里，用手抓着吃那么香了。

　　吃完龙虾，我们坐地铁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个电影院，那里专放刚刚下档的电影，两块美金看两部。记得我们看了《印第安纳·琼斯》和《焚身》。《印第安纳·琼斯》是一部天马行空、节奏紧凑的历险片，我没有美国人读类似卡通的成长经历，所以它只是感官刺激，没有回味。但《焚身》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性欲与犯罪手牵着手陷入深渊的堕落，对我意味着叛逆和觉醒。第二天我去纽约图书馆寻找关于它的评论，读到那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黑色电影”的传统拍摄的类型片。

　　我中邪似的看四十年代“黑色电影”鼎盛期的悬疑片，沉溺在亨弗莱·鲍嘉硬汉子忧郁的眼睛里。通过那些电影，我又迷恋上影片原创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文字。他的一个理念，至今都在影响着我的创作。他认为场景和人物胜过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好的情节就是一个能创造出好的场景及人物的情节。理想的悬疑片，是一部看不到结局仍然觉得值得和满足的电影。

　　偶尔我会想，我怎么至今没有拍一部曾经让我如此迷恋的“黑色电影”。也许那是一个特定年代的文化象征，像一朵飘走的云彩一样不可能再回来。看到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聚会》，影片的叙事风格和气氛，勾起我昔日的“黑色电影”情结，让我偏爱。

　　

陈冲在加州与中国奥运代表团见面

把回想留给未来

　　（节选）

　　现在，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地方了，我能找出无数张它们的照片——春夏秋冬，晴空万里或者白雾茫茫，黎明或者黄昏，跟家人朋友或者独自一人。但是第一次来是跟汤姆。

　　我们站在海边的一片高坡上，望着坡下被岁月和海水腐蚀了的Sutro Baths，一个海水浴场的废墟。在它的鼎盛时代，这里有七个不同水温的游泳池，可同时供一万个人游泳——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不远处海浪一次次掀起，又一次次在礁石上摔成粉末，飞扬到空中；残壁上几只海鸥在歇息，浪水冲进隐秘的洞穴——那些曾经的更衣室；高坡上的树林被海风吹平了顶，枝叶向内陆倾斜着，风中飘着桉树、松树和大海的气味。汤姆说，这是旧金山最美丽的地方，我因为它而爱这座城市。我也在那一天爱上了这座依山傍水的雾城。

　　我们凝视罗丹的一具题为《吻》的雕塑，那是一对裸体的恋人在热吻，人物原型来自但丁《神曲》里的保罗和弗朗西斯卡，他们将在这个初吻中，被突然出现的弗朗西斯卡的丈夫杀死，从此在地狱流浪。我惊叹这具两尺高的雕塑能释放出那么不可估量的欲望，沧海跟他们的饥渴相比只是一滴水。汤姆说，他们显得那么宁静，是由无数躁动时刻组成的宁静。我看他一眼，几乎不能相信他比我还小两岁，在我自己的学校，我几乎从来没有跟比我小的男孩聊过天。

　　我们逛博物馆，逛跳蚤市场，远足，野餐……好像总是在一起。那时我正迷恋阿奈斯·宁的日记，她写的那些半夜三更在计程车里的吻，令我蠢蠢欲动。

　　你失去重力，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路灯照进来，光影魔幻；烟味、香水味和恋人的味道，浑浊、醉人；车驶向某个终点——时间的终点——吻的终点，你不想到达；车停下，唇边的味道在头脑萦绕，这未完成的历险，必须下一次重新寻找；你打开车门踏到街上，听到自己的身体从天堂掉下来的声音，你梦游般走向自己的家，幻想着它被一场地震，连同时间一并吞噬……

　　有一天汤姆和我走在橙红色的金门桥上，水面的白雾弥漫过来，半座桥在眼前消失，周边的人也模糊起来，我们好像被裹在一张奇妙的帐子里，他低下头，我仰起头，嘴唇触到了嘴唇，气息消融了气息。不知过了多久——跟来的时候一样突然——雾飘走了，阳光从云层后钻出来，一个销魂的时刻蒸发到空气里，不可复制。

　　这些是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夏末的事情，我为了参演王颖导演的电影《点心》，从洛杉矶的伯班克机场飞到了旧金山。《点心》是一部低成本的实验性影片，拍摄随意性很强，摄制组人手也很紧，制片人被其它事纠缠，忽略了我的行程。那个年代接人都是在闸口，我拿着行李等在那里，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瘦高个的金发男生。最后一个旅客走出闸口后，他过来问我，你这班机是从伯班克出发的吗？我说是的。他说奇怪，我的朋友应该在这班机上啊，我是来接他的。我说，接我的人也没有来。他问，你要去哪里？我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应该去哪里。他说，我陪你在这里再等等，我叫汤姆，在伯克利大学建筑系念二年级。他的笑容有些腼腆。我们又等了一阵，还是没有人来接我。汤姆说，天快黑了，要不我带你去唐人街的假日酒店，你到那里再想法联系他们。他大概觉得把一个中国人送到唐人街应该是没错的，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就跟他去了停车场。

　　他打开一辆很旧的沃尔沃车，说，我爸把这辆车借给我用了。启动后，车往前一冲就熄火停下了，原来他刚学会开手排挡车，换挡的时候还不熟练。每次在红绿灯停下之后，汤姆总是要经过一番挣扎才把车开起来，后面的车一按喇叭，他就紧张得更手忙脚乱。就这样，我们跌跌撞撞地上了高速公路。我自己当时在洛杉矶也有一辆大得跟条船似的别克车，比汤姆这辆要破得多，踩油门的脚松开后，踏板不会自动起来，我只好在油门踏板上拴了根绳子，开的时候握在手里，这样可以把油门踏板拉起来。类似这样不要命的事情，我在那个年龄做过许多，好在家人都不知道，母亲写的每封信里，仍然在关照我炒菜的油千万不要溅到眼睛里。

　　到了唐人街假日酒店，我钱包里的现钱刚好够住一夜。第二天早上，汤姆带着他的朋友来敲我的门，他指着身边一个男生说，这是杰瑞，我昨天要接的人，他误了机坐了晚一班的。然后他问，你联系上办公室的人了吗？我说我一直在打电话，还没联系上。汤姆说，那我们中午再过来看看你。

　　我终于打通了摄制组的电话，他们说马上来酒店接我，我说要不还是中午过来吧。中午我在大堂里正要准备离开，汤姆出现了，我莫名地高兴。我说，我以为你们不会来了。他说，我们说好会来的，我把宿舍的电话给你吧，万一有什么帮得到你的，给我打电话。

　　摄制组没有我住酒店的预算，就把我放在一位叫克里斯·李的导演助理的公寓里。克里斯是一位同性恋，跟他的男朋友同住，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多年后，我在好莱坞再见到他时，克里斯已经是哥伦比亚三星电影集团的总裁了。

　　我在《点心》里扮演一个从国内到美国，梦想成为摇滚明星的女孩。印象中导演没有给我剧本，只是让我按照人物的规定情境说自己心里觉得合适和想说的话。我第一次这样随意地演戏，觉得很新鲜，我把自己对电影的向往，改成了角色对摇滚乐的向往。印象最深的是一场在夜总会演唱的戏，我戴了金色假发，涂了黑紫色的唇膏，上台唱了一首叫《我男朋友回来了》的歌。王颖导演原本想拍一部关于几个第一代移民女儿的电影，但是拍到一半他改变了想法，把电影集中在一位移民母亲和她美国女儿的身上，她们是由一对生活中真实的母女扮演的，所以在最终的影片里我的人物线基本被剪掉了。多年后导演把没有用进电影里的胶片剪成了一部叫《点心外卖》的短片，那场夜总会里唱歌的戏终于在那里复活了。

　　从金门桥回来后有一天，汤姆请我到他在伯克利大学的宿舍。他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墙上贴满了海报，床上都堆满了衣服和书，换下来的脏衣服堆在地上。我自己的房间也常是这副样子。记得有一次邬君梅和另外一个朋友到北岭去找我，那是在拍完《末代皇帝》后，我决定回学校上课。也许为了找借口跟N分居，我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带阳台的房间。邬君梅敲门不见我下去，就跟她的朋友一起爬上二楼阳台，从落地窗看到我的房间，跟她朋友说，陈冲被洗劫了，你看，她的橱门抽屉都开着，东西全被翻出来了。我总是在临出门前匆匆忙忙在镜前换衣服，一套一套换，脱下来的都扔地上，选中了衣服又换鞋子、耳环，整间房像龙卷风刮过。我扯远了——

　　我看见汤姆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像现代艺术装置的东西，他说这是学校的作业，用金属、木材和米纸做一只壁灯，边上的笔记本上画了几张我的脸，好像是上课的时候开小差画的。他的同屋看见有女孩子来，给了他一个鬼脸默契地离开了，汤姆变得窘迫，跟我说，我没那个意思。其实我也毫无那个意思。失恋的伤心像涨潮落潮，平缓一阵后，又因为一个醒来就遗忘了的梦，或者一对车窗外闪过的恋人，让我再次被抑郁淹没。汤姆跟我坐在堆得满满的床上，靠着墙无足轻重地闲聊，然后他说，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我说你还真会找人，我谁也不认识，你的秘密在我这里很安全。他说，我早泄，无法跟喜欢的女孩子做爱。这个词我以前没有听到过，不过能猜出来他有难言之隐。我说这样正好，我不喜欢性。他有些惊讶地问，你想跟我说说这事吗？我说，会有糟糕的联想，会伤心，会觉得肮脏。他说，这么严重？我说没什么，我在“反弹”中。英语rebounding有失恋后还未恢复的意思。说完了我俩都如释重负，不用猜测或者误解，我们之间是柏拉图式的爱。

　　偶尔，我们亲吻，完后气喘吁吁地讨论柏拉图式的爱到底怎样定义。他去学校图书馆里翻查了半天，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答案，我们就决定横膈膜以上的接触都属于“柏拉图式”。有一天，忘了汤姆从哪个哲学教授还是哪本书上得到了答案，他说，分水岭在身体的怀孕和灵魂的怀孕之间。身体的怀孕产生人类的孩子，而柏拉图式灵魂的怀孕产生的是人类美德——灵魂的物质形式。我喜欢这个概念——灵魂的怀孕，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某种美好的孕育，某种希望。

　　电影拍完了。汤姆送我到旧金山机场的时候已经能熟练换挡了，我们在闸口久久拥抱，互相在耳畔道别，我们将通信，等教授把壁灯还给他的时候，他将给我送来。《点心》——我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我的一点心，那时还不知道多年后它将成为我整个心的港湾，我的家。

　　回到洛杉矶后，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徒劳的拼搏。《龙年》里Tracy的角色，是我第一次在好莱坞剧本里看到的东方女主角。这个人物是一位娴熟时尚的电视台主播，从仪态到英语水平都跟我距离很大。但是我拒绝接受摆在我面前的事实，执著得像一头戴了眼罩的驴，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习播音员的发音和语气上。我在餐馆打工每小时挣五美元，而台词老师每小时收一百美元，每堂课两个小时。

　　《龙年》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和选角导演琼安娜·摩尔琳(Joanna Merlin)，在全世界各地物色Tracy。在一轮一轮的筛选过程中，我去面试了无数次，每次去，他俩会听到我的英语比上一次进步了，仪态也离角色更近了。琼安娜对我十分欣赏，她把电影《唐人街》里费·唐纳薇最经典的场次打印出来，跟我排练，让我有机会表达复杂和微妙的感情，把导演的注意力从我不完美的英语转移到我的眼睛和我的感染力上。但是最终，我在“美音速成班”学的只是一种依葫芦画瓢的模仿，无法改变我的本质，琼安娜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我遇到过无数选角导演，琼安娜是唯一一个如此在我身上花费心思和精力的。非亲非故，只为欣赏，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贵人吧，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将成为我的贵人。

　　迈克尔·西米诺请男主角米基·洛克跟最后三位扮演Tracy的候选人在摄影机前试戏，每人演三个场次。演到最后一场吻戏的时候，洛克抱着我的头咬住我的嘴唇不放，我强忍住眼泪坚持下来。在我匆忙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听到身后他跟导演的笑声。

　　第二天门铃响，海德先生在楼下叫，Joan，你有秘密的仰慕者！我下楼看到一捧巨大的鲜花，卡片上写着：真遗憾我这次不能跟你合作，迈克尔·西米诺。我在不遗余力的付出之后一无所得。我想起那些没有太用力就得到的角色，比方有一次我面试一个移民女孩的角色，人物有一句这样的台词：你是个那么棒的厨师，他一定会喜欢你的。我一不小心把厨师chef说成了thief（小偷），我说，你是个那么棒的小偷，他一定会喜欢你的。屋里的几个人都笑了，但是他们把那个角色给了我。这是一个努力和成果不成比例的职业，它时而让我狂喜，时而让我绝望，一切似乎都很偶然，跟我努力与否没有关系。

　　我想过改行，也在学校选择了一些其他领域的课程，希望被生理学、人类学或者天文学所吸引、征服。它们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课题，但是只要新的拍片机会一出现——不管多小的角色，我就抛下它们，飞蛾扑火般扑向电影。

　　一次学校放长假的时候，汤姆驾车到洛杉矶来看我，把他做的壁灯挂在了我的墙上，三角形的米纸灯罩有点像一朵抽象的郁金香。我们上街逛书店，看到里尔克的《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我打开翻阅，第一封信写于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七日巴黎：“你问我你的诗好不好。你问我，之前也问过别人，你将它们发送到期刊，将它们与其他诗作比较，当某些编辑拒绝你的作品时，你感到沮丧。现在我求你放弃这一切。你在向外看，这正是你不该做的事情。没有人能给你建议和帮助，没有人；唯一能帮助你的是走进自己的灵魂深处，审视你写作的动机，是否扎根于内心最深处，向自己坦白，如果无法写作，你是否会死；在夜深人静时问自己：我必须写吗？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强烈而简单的‘我必须’来回答这个庄严的问题，那么就根据这一必须来构建你的生活；哪怕在最不重要和最微不足道的时刻，你的生活都必须成为这个回答的象征和见证。”

　　我站在书架前，感到豁然开朗。无论成败得失，人必须做他必须做的事，我将孤注一掷。我跟汤姆说，这好像是写给我的信。他说，让我送给你吧，我觉得你需要它。

　　三迪·海德的癌症没有被根治，复发后不久她在医院病逝。记得最后一次去医院前，她奄奄一息地跟我说，我要你搬离这个家。这是她跟我的临终告别，让我震惊。三迪追悼会后，海德先生开始吸烟，他说他几十年前就戒了烟，那时候是为了三迪，现在无所谓了。他每天跟以前一样，五点左右开始喝酒，不同的是他会喝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看书，他给我的房间打电话说，Joan，我要你来我的房间陪我睡。我哑口无言，半天，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去陪你。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回想起来，那也许是人溺死前的一种挣扎，想抓住什么可以救命的稻草。或许三迪是知道自己回不了家了，也知道丈夫会有这样孤独无望和软弱的时刻，才要我马上搬走。我感到失魂落魄。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学校的广告栏，看到一页出租房间给在校学生的招贴，马上去了那个地址。主人自我介绍叫芭芭拉，她说，她的腿脚不灵了，上二层的房间越来越困难，我要是喜欢，可以租二层的卧室，每月一百五十美元。

　　海德先生帮我一起把两只大箱子搬下了楼，我们在门口道别。他似乎在一夜间苍老了许多，一个劲为昨晚的事跟我道歉。我止住他，感谢他，这栋房子是我到美国以后最温暖安全的地方。我想到两年前，他们夫妇把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接回了家，那么天经地义的善举，没有任何舍赐的姿态。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和三迪，我会想念你们和这个家。我忍不住哭了，每一次失去都唤起所有的失去——曾经的家，曾经的爱，曾经的友情，曾经的自己……

　　搬家几个月后，在一个长周末假期，芭芭拉去外地看望她孩子。她前脚一走，我后脚就请了几个中国同学来家里的游泳池游泳，在厨房里做中国菜，一直玩到深夜。那时我们中间有不少留学生都会趁主人出远门，在家里开派对，完后大家帮忙大扫除，雁过无痕。同学们在芭芭拉家过了一夜，早上收拾完就走了。可是芭芭拉回来后不知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看出有人在她的床上睡过，跟我大发雷霆。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开始寻找新的住处。

　　我翻开自己的地址本，看到N的名字，那时我总共只见过他三四次，但本能觉得他会跟我去做这件疯狂的事。八十年代上旬，美国移民政策收紧，中国餐馆里经常有非法打工的华人或墨西哥人被逮捕，雇用他们的老板被罚款。电影公司也开始要求演员和其他人员证明自己的身份。我在电话里说，我需要绿卡，你能跟我去拉斯维加斯办一个结婚手续吗？他说，好，你想什么时候去？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就今天吧。他说，那我们下午动身，我需要醒醒透。

　　车开过一段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漠后，进入了一座灯火通明的不夜城，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满街穿着性感的男女，令我眼花缭乱，原来这就是人们说的“罪之城”。它有一句闻名世界的广告语，“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就让它们留在拉斯维加斯”。我想，多恰当啊，罪之城，我也是来犯罪的，假结婚是联邦欺诈罪，抓到了会被罚款、驱逐出境或坐牢。N说，我们要不要试试做真的夫妻？也许N身上的某种悲剧元素跟我同病相怜，也许我下意识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也许我觉得自己已被损坏，不值得有更好的婚姻……我说，那就试试，也名正言顺。我没有听从广告词的警示，把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带回了洛杉矶。

　　婚后我俩在洛杉矶东南面一个黑人聚集区租了一小套房子，主人是一位黑人老太太，在房子四周方圆几十条街上，我们是唯一的“异族”，非常引人注目。每当我们年代久远的米色奔驰车开过，站在街上闲聊说笑打骂的年轻人总是停下他们正在做的一切看着，让我感到某种张力，似乎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跟N说，我有些害怕这样的气氛。他说，黑人都很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知道中国人是不能惹的，再说有我保护你，我的咏春拳师傅就是李小龙的师傅。偶尔，我看到邻居女孩在外面打架，势头很足，房东会出去训斥或劝阻。回头看，她在街坊的信誉和威望也许在保护着她的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