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穿越去宋朝，她还会嚷嚷“宋朝开明包容”吗

　　关于对女性的压迫，我听过的最蹩脚的类比是将高跟鞋、紧身胸衣与缠足相提并论。没错，高跟鞋和紧身胸衣对女性都有伤害，但正如美国学者伊沛霞在《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所写的那样：

　　“这些比较没有指出缠足永久性地把女性身体损坏到什么程度。缠足不仅强调或夸大了性别差异： 它使男女身体上的差别超出天然的程度，还近似于整容手术。但这样做比较也还不够，因为甚至硅胶填植也不像缠足那样影响身体的其他部位。缠足给女人身体带来的改变不是局部的，还牵扯到整个体态。她将很少走动，尽量坐着而不站着，留在家里而不外出。由于活动变少，她的身体变得软绵绵，而且总是无精打采的。”

　　也就是说，与高跟鞋、紧身胸衣虽然不利于身体，但很多时候会让女性更自信不同（即使这种“自信”是迎合男权社会的一种幻觉式自信），缠足本质上是一种束缚，是有意限制女性行动和权利的做法。

　　这两年宋朝特别红，许多人动不动就拿一些个案来印证宋朝有多么开明和先进，还有人说巴不得穿越回宋朝。我给个建议：女孩子就别这么想了，起码对于女性来说，宋朝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朝代——当然，对于女性而言，其他朝代也不好。

　　《梦华录》剧照▲

　　我一直都说，读书要看怎么读，读史尤其如此，千万不要相信那种将个例无限放大，继而进行吹捧的书。比如谈起女性，那种试图“发现在众多男性统治者、艺术家、作家、反叛者的世界里得到权力并引人注目的不寻常女子”的做法，固然突显了极少数女性的特殊贡献与不同角色，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同时，角度也非常重要。

　　比如嫁妆，宋朝经济发达，女性的嫁妆相对来说更为丰厚，尤其是中上阶层，这一点往往被鼓吹为女性的权利，认为嫁妆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供了经济后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父权制。但正如伊沛霞所说：

　　“嫁妆在后来遭到的限制多半也始于宋代，因为宋代的儒家学者在女人要求和使用嫁妆的问题上流露的感情比较复杂。比如司马光谴责女人把嫁妆视为私人财产以后带来的隐患；他对家庭的看法，侧重于把它视为共财的团体，而这样一来就有了基本的矛盾。如果财产对家庭如此重要，那么家长宁愿儿媳带来丰厚的嫁妆，而且陪嫁多的媳妇就会比少一点的妯娌更受公婆的欢迎。司马光希望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公婆不应该贪婪；新娘子不应该狂妄傲慢。”

　　而在司马光之后，还有对女性财产更为激进的限制方法，它由那些倡导复兴古代敬宗收族原则的人提出。程颐等学者号召恢复更纯粹的儒家祭祖礼仪，更强调宗的原则。一般认为，其动机在于与佛教展开竞争，也在于士人阶级发展祭祖仪式以适应自己新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需要。但：

　　“经过一个过程，人们才慢慢看出来这些针对妻子财产权的想法。朱熹在《家礼》里引述司马光的观点，主张防范妇女因私人财产得到过度的权力。朱熹也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赞扬把嫁妆用在丈夫家庭的妇女。与此同时，他在《小学》里指出，来自于地位不高、财产不多的家庭的妻子们更好一些，因为她们更容易适应从属性家庭成员的地位。”

　　换言之，如果你认为宋朝女性因为嫁妆丰厚而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那就恰恰相反，那是噩梦的开始。

　　《梦华录》剧照▲

　　再举个例子，宋代有才华的女性很多，比如王安石的姐姐、妻子和女儿都写出了让人传诵的诗句，李清照更是名扬千古。而且宋朝的上层家庭确实喜欢培养女儿在文学乃至历史等方面的兴趣。但如果以这一点来赞美宋朝重视女性教育，十分开放，那也是扯淡。

　　当时的男性作家一方面赞赏有才华的女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对此持鼓励态度，这基于一种爱恨交加的心理：“描写了一个女人的聪明才智以后，传记作者一般都试图让读者相信女作家仍是谦虚、庄重的，并没有自作主张滥用文学天才。”

　　比如曾巩描绘短短一生写了七百多首诗辞的周氏时，就用了“静而正，柔而不屈，约于言而谨于礼者也”的评价。王安石称齐氏写了出色诗篇但从不让别人看。陆游则称赞过表亲的女儿孙氏，只因她十几岁时，女诗人李清照自愿教她作诗，但被她拒绝，理由是“才藻非女子事也”——你看，男性骨子里接受的还是“无才便是德”。

　　还有个例子，宋代妻子吃醋的事情特别多。有人就说，这是女性权利的彰显。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中国古代，男性纳妾是寻常事，妻妾间其实是主仆关系。但因为古代婚姻制度自身的缺陷和婚姻的本质，夫妻更像经济上的合伙人，在情感上，丈夫很多时候会倾向于因情欲而结缘的妾。

　　宋朝确实有不少著名的吃醋事件，奸臣王钦若就特别怕老婆，不敢纳妾。秦桧权倾朝野时，妻子将他怀孕的妾室卖掉，他也无可奈何。司马光为何曾经提倡妻子应控制嫉妒情绪，认为嫉妒是极其恶劣败坏的行为？一是为了维护男性，二是因为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不罕见。整个宋代，妻子因嫉妒而对丈夫发难，甚至失去理智、公然行凶作恶的行为都不少。

　　但这事儿能怪女性嫉妒吗？又真的能归结于宋朝的开放吗？显然不能。因为妻子对妾室的嫉妒，本身就是基于尊严，基于自身为家庭付出未得到回报的现实。而这个土壤，本身就是对女性不公平的——将女性在不公平的大环境里所做的有限反抗，视为“大环境的开放”，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吗？

　　如果研究当时的女性面相，就会发现非常模糊。女性则责任在于相夫教子，她需要成为好妻子、贤内助、慈母和孝媳，但唯一失去的角色恰恰是女性本身。同时，妾在当时被视为商品，可以随意转赠，命运普遍也相当悲惨。

　　在实际上，宋代是“妇女的处境和地位明显恶化的时代，缠足的盛行、杀婴现象的存在、寡妇殉节的增多、理学家对女性的进一步禁锢等，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强化着这一印象”。尽管因为经济的发展，宋代女性的经济条件要更好一些，但面临的境况却实在糟糕。

　　女性生于宋代，首先面临的便是杀女婴风险。当然，如果是中上阶层，杀女婴就很罕见，许多家庭对女儿也非常宠爱。可惜的是，到了四五岁，女性就要面对缠足。这种原本隐秘、起源于卖艺舞姬和青楼女子的风俗，慢慢迎合了男权社会的审美，而后慢慢遍及整个中上层社会的内闱中。

　　至于出嫁，无非是意味着一个女人的一生，从这个院落转移去另一个院落，所服从的从父亲变成了丈夫。这甚至已经是当时女性最好的命运，如果是穷苦人家，则更为不堪。

　　理学之下的女性命运，实在没有什么好夸赞的。从这一点来说，“宋粉”真的是非蠢既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