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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1年10月25日,奉天省议会通过了一项提案。
这份提案,是省议会的议员周从政提出的,提案的主要内容是:
“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案”。
当然,在当时的奉天省,谁都知道所谓的“省议会”也只是一个过过场面的机构,整个奉天省,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其实只都听一个人的话。
这个人姓张,叫张作霖。
那么,张作霖他自己是真的想办大学吗?
是真的想,而且还特别想。
张作霖土匪出身,少年时只跟人读过三个月的私塾——但有时候一个人越是缺一样东西,就越是敬重有这样东西的人。
张作霖就特别敬重知识分子。
别看张作霖戎马起家,身边有一帮过命的兄弟如张景惠、汤玉麟等,但他深知这些大字不认识几个的人可以帮他“得天下”,却不能帮他“治天下”。
张作霖掌权之后真正倚重的人,文靠读书人出身的财政厅长王永江,武靠日本留学归来的参谋长杨宇霆,另外他还任命了曾做过报纸编辑的谢荫昌作为奉天省的教育厅厅长。
张作霖
谢荫昌就专门劝过张作霖:
“日本和西方之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此外还有物理学、机械学等,就是政治、法律也有长足进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
谢荫昌这番话深深说动了张作霖。虽然张作霖是把东北看做自己的“家天下”,但“教育兴国”这件事,他还是深以为然的。
在1918年的时候,张作霖就办过奉天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东北规模最大的高校。张作霖规定,上这个学校的学生,学费全免,而且食宿也免费,标准还相当高,每周保证大米饭不说,还有鱼有肉。
但张作霖心心念的,还是想办一所正规的大学。
当日本人知道张作霖要筹办大学的消息后,托王永江传话过来:
“办大学费钱费力不讨好,日本在东北已有旅顺工科和南满医科大学,我们也愿意补助中国学生去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何必要自办大学?”
张作霖闻言,火冒三丈:
“妈了个巴子,他们越反对,我越要办!
泯源(王永江的字),我没有读过书,知道肚子里面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咱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办东北大学的事情,一切交给你办,开学越早越好,缺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愿少养五万陆军,东北大学非办不可!”
1923年10月24日,一所崭新的大学在奉天省举行了开学典礼。
这所大学,就是东北大学。
2
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王永江。
王永江当时还身兼奉天省财政厅长和代省长的职务,按理不应该再兼任大学的校长,但张作霖深知,这个校长,非王永江来当不可。
王永江,号称整个奉系的“财神爷”。1916年,张作霖接替失势的段芝贵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接手的却是一屁股烂账:奉天省每年财政亏空二三百万元不算,还欠了一千多万元外债。王永江接任财政厅长后,三年之内,奉天省不仅还完所有外债,账面上还多了一千多万元的财政盈余。
按照张作霖原先的意思,东北大学应该是集东三省之力合办,由三省共同出资。但吉林省表示自己要独立创办吉林大学,并没有承担份额,黑龙江省表示自己建省时间不长,只能承担十分之一经费。
但这一切,在王永江的精细统筹和张作霖的强力支持下,都不算什么大事。
王永江,虽然被称为奉系的“财神爷”,但个人好读书,善书法,尤其喜欢藏书,个人曾藏书四万余册
比如选校址。东北大学最初用的是东北高等师范学院和文学专门学校的旧址,校舍狭小,场地拥挤。张作霖大笔一挥,申请奉天市郊北陵前的一大块地做新校址。那块地是属于前清皇室的,但在“东北王”面前,已经逊位的清室自然话也不敢多一句。
东北大学的新校址占地300多亩,已经相当壮观,但这还不算,张作霖后来又从德国订购了一批机械仪器,在另一块地方又批出了200亩地,拨款280万元,修建了东北大学的附属工厂。这个工厂除了接纳东北大学学生的实习之外,也承接各地的机械制造和修理生意,修机车,修客车,制造各种零部件。
东北大学的校办工厂
一所大学,光有一流的硬件设施肯定不够,还要软件的配套。
王永江为东北大学亲笔题写的校训是“知行合一”,这四个字不仅仅代表了他对莘莘学子做学问和做人的期待,其实也体现了东北大学招募人才的决心——真刀真枪,不画大饼。
为了支持王永江吸引国内最一流的师资力量到东北大学,张作霖每年批出的最高经费投入一度高达160万元。根据可查的资料,当时张伯苓的南开大学一年运营经费大概是40万元,北大一年运营经费是90万元,而拿到庚子赔款返还的清华大学,一年预算也才120万元。
在充足的经费支持下,东北大学给国内的教授也开出了惊人的薪水。
当时南开大学给教授开出的月薪是240大洋,北大和清华开出的是300大洋,这样的条件已经是令人咋舌,而东北大学开出的月薪可以达到每月360大洋,更是给章士钊开出过800大洋的月薪——这很可能是民国大学教授薪酬的最高纪录了。
在如此优厚的条件和全方位的支持下,新生的东北大学不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是不可能的。
3
1926年6月,胡适给已辞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胡适写道:
“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数学系最久而最受学生爱戴的冯祖荀教授,现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他的教授的本领是无人能及的”。
冯祖荀是北大数学系的创始人,堪称是北大数学系的“顶梁柱”。但像他这样最终毅然决然决定“闯关东”的著名教授,其实还有一大批:
东北大学的文法学院,先后曾请来黄侃、罗文干、邱昌渭、吴柳隅、李正刚等一批大家,而理工学院则有冯祖荀、刘仙洲、庄长恭、王董豪、张豫生等名师;教育学院更有有陈雪屏、郝更生、高梓、吴蕴瑞、宋君复等一批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青史留名的人物。
不仅如此,东北大学还曾请来过一对堪称中国业界“旗帜”的夫妇。
1928年4月,梁启超给当时正在欧洲度蜜月的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写了一封信,给出了他们回国后任教的两个大学选择:东北大学,或者清华大学。之后,梁启超更是多次去信,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去东北大学发展更有前途。
1929年8月,手握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的梁思成回国,受聘于东北大学,成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他本人主讲中西建筑与设计。因为建筑系初设,暂时没有老师,梁思成“麾下”唯一的一位专业老师,就是他的妻子,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毕业的林徽因。
梁思成和林徽因
事实上,当时的东北大学能吸引各方人才来执教,并非只是因为开出的不菲薪水。
在王永江的主持下,东北大学的各种教学设备全都从德国采购,从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到各种动植物标本和图书。据1926年统计,东北大学有各类仪器标本13516件,藏书33164册,另有价值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
在这样的优厚氛围下,以1928年为例,东北大学128名职教员有77人是从国外留学归来,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两年后教授就达到300人。
据《鸿儒会聚,发展迅猛:“九一八”前夜的东北大学》的作者吴骁统计,在东北大学任职的教授中,先后有吴宓、柳诒徵、萧公权、余谦六、刘仙洲五人后来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选聘为“部聘教授”,柳诒徵、庄长恭、梁思成、萧公权、李先闻五人于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从东北大学走出来的庄长恭、石志仁、纪育沣、刘仙洲、梁思成、傅鹰、刘承钊、刘崇乐、钱临照、蔡方荫10人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
实事求是地说,东北大学能够在张作霖“一念之下”创办并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还离不开它的另一任校长。
4
1928年8月,东北大学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任校长:张学良。
张学良上任前的两个月,刚刚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他的父亲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铁路站以东。
彼时,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王永江已经病故,第二任校长、奉天省省长刘尚清上任9个月就因故辞职,27岁的东北少帅在继承了父亲留给他的东三省之外,也继承了张作霖生前一直颇为看重的一个遗产:东北大学。
1928年9月1日,张学良作为新任校长亮相于开学典礼,面对台下1100多名学生,他表示他将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要把东北大学办为全国一流大学。
张学良在开学典礼上给东北大学的学生们讲话
张学良没有食言——横空出世的东北大学, 并没有因为张作霖的殒命而昙花一现。
张学良上任之初,就捐出老爸遗产180万元,把原东北大学南北两个校区合并扩建,修建全新的图书馆、体育场等各类建筑,连同校办工厂等一系列校产在内,东北大学的占地面积接近2000亩,全国罕见——当时从沈阳城的西门到东门距离是2.5里左右,而从东北大学的西门到东门要走3里。
在当时的东北大学内,有可以容纳3000人的大礼堂,可以容纳上万人的罗马式体育场,有可以供给全校用水的自来水塔,有可以直接和海外通讯的无线电台,还有电力厂、医院和各类俱乐部。
不仅仅是硬件。在软件方面,张学良一方面继续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全国各地的顶尖师资,另一方面在一些“破世俗”领域也走在了前列——他打破了“东北大学不收女生”的惯例,一上任就宣布东北大学将录取50名女性学生。
张学良还特别重视体育。
1929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20岁的刘长春特批进入东北大学就读,当年就在东北大学体育场举办的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包揽男子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并打破三项全国纪录。之后,张学良还开出每月800大洋并配车配马的优厚待遇,为刘长春请来德国田径名将步起特训(刘长春本人每月获得30大洋资助)。
1932年,张学良个人出资8000大洋赞助刘长春和教练员宋君复远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如果没有张学良的资助,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时间很可能会被延后
到了1930年,在张学良的鼎力支持下,东北大学已拥有文法、理工、教育、农等六大学院,下设24个系和8个专修科,就学系的数量而言,在全国仅次于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位居第三。
从学生数量上看,东北大学全校拥有3000名学生,而当时北大也只不过有2000名学生。
一所各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大学,在经历了六年的蓄势之后,按理应该进入收获的季节了。
但是,东北大学的闪耀光芒,却在1931年黯淡了下去。
5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作为把东北大学推上中国近代教育舞台中央的主要推手之一,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做出的抉择,也同样改变了这所大学的命运。
沈阳陷落后不久,日本南满公学堂的汉奸就赶到了东北大学“慰问”师生,希望同学们能继续上课,而学校的经费以后由日方供给。
东北大学的师生当即就严词拒绝,部分师生立刻就宣布辞职或退学,转而投身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奔赴战场。剩余的大部分师生于9月26日搭乘火车前往北平。
师生离开后,一时鼎盛的东北大学校园被日军征用为兵营,图书馆居然成了养马的地方。东北大学多年积累下来的资产毁于一旦,各项财产损失合计超过2600万元。此时出现在日本人设计明信片上的东北大学,汉字虽然写的是“奉天东北大学”,但英文已成为“NORTH-WESTERN UNIVERSITY”(西北大学)”——东北大学位于中国之东北,而位于日本之西北。
日军占领东北大学校园
校园虽失,但校魂仍在。10月,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教授们成立了“教授代表会”,学生也成立了“东大临时学生会”。11月,张学良在北平的顺王府接见了东北大学的教授们,除了每人发放200大洋的“慰问金”外,还向大家征求了“复校”的意见。
11月18日,东北大学在北平勉强复学,英文、数理、国文和博物四个专修学科停办。对于东北大学的广大学生而言,与之前在东北的故土相比,在北平寄人篱下的学习生活自然不能相比,而家乡沦陷的痛苦与悲愤,始终萦绕在这些学子心头。
1935年12月9日,由于日本政府先后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更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所谓的“防共自治运动”,在这一天,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北平市数千大中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的侵略和政府的妥协。
在示威游行活动中,东北大学的学生基本都是冲在第一排,导致后来有40多人被捕,是张学良写信才营救出来的。
“一二·九运动”中的东北大学学生
此后,由于“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又正值张学良被派往西安“剿共”,所以东北大学设立了西安分校,工学院率先迁西。在西安的张学良个人捐资15万元,建立了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校舍,并在礼堂上题词: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至 ‘九一八’ ,懆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1936年的12月9日,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的一万多青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再一次上街游行,请愿国家团结一致抗日——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们又一次走在了最前面。
那一天,张学良亲自驱车赶上学生请愿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说:
“你们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前面已经有宪兵架上机枪,大家先回去,我保证一周之内给大家一个答复。”
事实上,就在三天之后,张学良就给出了行动上的答复:
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施行了“兵谏”,囚禁了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执意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也就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校长被幽禁,东北大学最后一丝发光的机会也就此消失。
1937年1月,尽管遭到大部分师生的抵制,但在北平的东北大学还是被要求迁往河南开封。4个月后,东北大学被改名为“国立东北大学”。此后,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东北大学和当时的很多大学一样,一路西迁,最终到了四川。
1946年,由于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国立东北大学回迁沈阳。但“回家”的喜悦还没维持多久,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涂地,大学又再一次迁回北平。
而此时,东北的解放区也成立了“东北大学”,校长是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校址最初是在本溪,后来一路辗转,最终迁到长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在北平的国立东北大学也迎来了“一拆为三”的命运:
文、理和法商学院并入长春解放区的东北大学,后定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医学院并入中国医科大学;农学院参与组建东北农学院,后发展为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6
新中国成立后,理论上继承东北大学“衣钵”的,是东北工学院。
1949年3月,1949年3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以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理学院(部分)为基础建立沈阳工学院。5个月后,东北人民政府又发布命令,以沈阳工学院为主,联合抚顺、鞍山工专组建东北工学院,隶属国家冶金工业部,总院设在沈阳,由著名的冶金专家靳树梁担任院长。
此时的东北工学院,学生接近13000人,教师超过2400人。
在此之后,经过几轮全国院系大调整和各个时期的发展,东北工学院也一路壮大和成长,直到1993年。
1993年3月8日,在以郭维城为代表的一批东北大学老校友的多年努力和呼吁之下,经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工学院”正式复名为“东北大学”。
69年风雨漂泊,“东北大学”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于白山黑水之间。
此后,东北大学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96年进入国家首批“211重点工程”,1998年进入国家首批“985重点工程”。学校现有本、硕、博学生共49000余人,教职工4490人,其中专任教师2857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大学的历史上,有很多位校长,但只有一位名誉校长。
那就是从1993年4月13日开始受聘的、那位对东北大学有特殊感情的人。
他就是张学良。
(本文完)
张学良在1992年为东北大学复名而专门写的题词
馒头说
其实我还颇写过一些大学的历史,但从来没写过自己的母校,复旦大学。
回望复旦大学的历史,虽然她的建校历史要比东北大学长一些(1905年建校),但在历史上留下的很多脚印,都和东北大学有相似的印记:
“九一八事变”后,复旦学生曾三次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并有100多名学生组成“义勇军”,加入在上海驻防的19路军服役;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复旦的学生也是第一时间上街请愿游行,响应在北平的同学;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也和很多大学一样,一路西迁,最后来到重庆……
其实又何止复旦大学,在民国时期创建的大学,无论清华北大,南开交大,都经历过类似的风雨和磨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大学会被称为“象牙塔”,但事实上,大学是不可能与环境、时局割裂开的,更不可能独立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外。只是我们能有这么几年宝贵的机会,能相对更专注,更不受干扰地去多看一些书,多听一些观点,多思考一些问题——但绝不是割裂于现实的埋头苦读。
所以,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我自己母校的两句校训的。
一句校训是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另一句校训是官方的,是刻在我们学校第一教学楼前的大石上的,典出《论语·子张》: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毕业久了,回头想这句校训,越想越有道理。
在此,也愿和大家,尤其是我的大学生读者们一起共勉。
愿我们都能多学习,共坚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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