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卷胶片，都已经曝光成形。但当你展开胶片查看的时候，每次只能看到几帧。

　　1985年，我通过“小升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真实地感受到了范进中举的喜悦。人大附中和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一直都被认为是北京海淀区很好的学校。三年后，又很幸运地考入人大附中高中部，所以总共在人大附中学习了六年。

　　八十年代的人大附中，可以“自由”两字概括。自由地学习，课是可以逃的，考勤是模糊的；自由地读书，上课普遍读小说；自由地恋爱，不关别人的事情；自由地着装，“奇装异服怪发型”很正常。回想起来，应该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一批学识丰厚、为人正派宽容的领导和老师，一群好奇心强、富有批判性思维或者逆反心理的青少年，成为了幸运的一代。

　　中学期间，模模糊糊地感受和旁观了“文化热”的巅峰和退场。但实际上，中学生对八十年代的文学运动和文化沙龙是没有概念，也无缘亲近的；甚至朦胧诗和伤痕文学也是大学之后才清晰了解。中学生的文化热是在中国书店、外文书店和路边书摊边度过的。

　　当时的社会似乎已经脱离了1984。八十年代的北京，阳光明媚，遍地书摊。很多书都是“盗版书”：翻印的本国的畅销书，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名著，历史、学术和文化书籍，当然不可缺少的还有武侠小说和暧昧读物。书摊或者是铺一块大塑料布或者麻袋片，在人行便道上，或者是一部平板三轮，上面是一叠叠的《梦的解析》、外国文学、畅销文学、金庸、梁羽生，以及各种山寨版的金庸和梁羽生等。

　　从初中起，我习惯每周去一次中国书店。绝大多数的书都是买不起的，但是可以一直在书店里面看。后来有了一些零用钱，平均每周可以买一本书，价钱一般在五毛钱以内。好朋友马剑和我一起攒了几个月的零用钱，帮助我买了几套大部头：1984年文物出版社重印的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定价28元）和1986年中华书局版八卷本《诸子集成》（定价39.5元）。记得我们一起去中国书店买书的时候，在柜台上倾倒出了整整一书包的钢镚。

　　多年之后，这些书被我带到美国，纸质已经有些泛黄，但永远凝固着同学少年的友谊和对知识的崇拜。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说“一个人以他所读的书而为人所知”(A man is known by the books he reads)，还有一种说法是“你是由你读的书所塑造的”(You are what you read)，如果承认青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和所读的书有极大关系，那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读的书与我们的形成也有极大关系。

　　《红楼梦》是我没有在青少年时期读的最重要的书，多年之后才慢慢地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红楼梦》和其他很多似乎在记录家长里短的小说故事，是年轻人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对复杂人际关系的准备。不做这些准备，对人际关系很可能会误解误判。我青少年时代沉浸在文艺世界，以为人和人的交往都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和品味，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一种浪漫化的思维方式必然会理想化人际关系，以为行为处事的出发点应该都是非利益的，但这会导致交流错位。另外一个问题，文艺化的人不会察言观色，不会体察上意，不能阅读潜台词，不知道潜规则，在基于潜规则运行的体系之内存活几率不高。

　　三十年后，我给一位年轻朋友的书写跋，题目是《给过去的我的一封信》，文中有这一段：“你需要多读小说来理解人性。好的小说是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反省和总结，可以事半功倍地帮助你成熟。你读太多的历史，读太多的非虚构。事实上，‘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堂皇叙事’，所有的非虚构陈述实际上都是基于某个视点的猜测和拼合。而《红楼梦》、《儒林外史》、《三言二拍》；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乔治·奥威尔、奥斯卡·王尔德、简·奥斯汀、菲斯杰拉德、马克·吐温、君特·格拉斯、米兰·昆德拉、加缪、卡尔维诺、福克纳、斯坦贝克、菲利普·罗斯等等都比历史更真实，他们的书凝聚的是人生的真相。”

　　很多年来，听到各种版本的“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似源自十九世纪英国首相的“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但我还是拒绝相信人际、社群、民族、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哲人说过“有情众生应该是被爱的，物件是应该被用的，但问题是现在有情众生被用，物件被爱。“（”People were created to be loved，things were created to be used. The world is in chaos because things are being loved and people are being used.”）

　　但人群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确是有观念、格调和趣味的不同，从而导致对世界和对历史的理解不同，这些不同会引发分裂、隔阂和冲突，包括战争。

　　《红楼梦》的缺憾之外，中学期间也没有读过多少科学技术类的书、教材、手册，甚至中学的数理化课本都浅尝辄止，所以对于数字和公式极其不敏感。智商平平，后天又懒惰，无计可施。

　　工作之后，一位领导是数学教师出身，每次去他的办公室都看到他的几个大电脑显示屏上不停滚动的各股市信息；后来我主持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和美国各行各业的杰出移民对话。有一个固定的访谈问题是：“你给年轻的你的建议是什么？”一位大学校长的回答是：“理解复利（Understand compound interest）!”我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但似乎为时太晚。

　　虽然我在八十年代读的书没有给我提供谋生和投资的技术，但每一本书、每一首诗都带我到达另一个空间和时间。中学六年，似乎一直生活在别处，生活在远方。最重要的是，这些书在不久前是读不到、不能读的。

　　回顾整个八十年代读的书，可以基本分为几个类别：诸子百家、古代史、古代文学（主要是古诗词）；佛学；中译外国文学；五四文学、台港文学、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

　　第一本从头读到尾的经典是中国书店重印的民国时期出版的《白话四书五经》，原文加白话译文读得并不太痛苦，之后才又读了中国书店的三卷本《四书五经》（宋元人注）。少年肯定是爱孟子远超孔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收录在语文课本里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人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没有收录在课本里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仁者无敌。”“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等字字句句磊磊落落，虽然被称为 “朴素民主思想”，但我更觉得是代表了曾经有过的“侠”（“大丈夫”）的精神——“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扶贫济困，不畏公侯。从春秋以降，贯穿在士文化和民间，至近代而消失。最后可在金庸小说中略窥影子。

　　而孔子似乎代表的是“君子”的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道不同，不相为谋。”虽然我从来不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孔子有些保守的正直是清晰的道德坐标，千百年来是支撑“文以载道”的士大夫精神、“忠孝节义”的基本准则、“仁义礼智信”的处事规范等的基础磐石，直到现代被打得粉碎。“服阙上书”的不服从早已不见，或仅存在于古装韩剧的“成均馆儒生持斧上疏”场景之中。

　　后来读到鲁迅、胡适，再后来读历史了解了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读法律了解了孔子“无讼”的观点，加之欣赏1974年上海美术出版社的《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连环画，1990年的《孔子》电视剧，和2010年周润发主演的《孔子》电影，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心目中逐渐立体化。我从来没有认为孔子应该为“封建社会”承担责任，他只是一位老师。

　　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期间，有幸结识了时任东亚系主任的周文龙（Joseph Allen）教授，时常一起谈古论今。聊到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十四年，四处碰壁的时候，周教授用字正腔圆的国语淡淡地说了一句：“他没有找到工作。”

　　读楚辞是从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开始的，1982年中华书局版。我曾经用了几个月时间，把《离骚》全文背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缺乏感情经验的青少年，容易被伟大的牺牲和豪气干云所感动：《离骚》、陆游、文天祥、黄遵宪，和李太白、苏东坡、辛弃疾。这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为赋新词强说愁”。

　　中学时，手边反复翻阅和背诵的诗集有：蓝菊荪译《诗经国风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沈德潜编《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1984年第六次印刷）；林庚、冯沅君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985年第七次印刷）；《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1985年第三次印刷）等。

　　可能是学古文和古诗词学到了敏感和伤感，严重影响了英语的学习。我曾经很长时间不能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是以英语来思维的，在我想象中，所有人类都是用汉语（古汉语或者白话）进行思维，非华人则需要一个翻译的步骤，才能够与他人交流。

　　十几年后，我生活在英语世界，用英语思维、辩论、写作。回想起来青少年时期，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真正的知识存在于我们知道自己无知。”（“True knowledge exists in knowing that you know nothing.）中学的我尽管自觉饱读诗书，实际上是全然的无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Language is the home of the being.”）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可能只有用另一种语言思维和辩论，才能真正理解另一种文化。巴别塔（Tower of Babel）是真实的、永恒的存在。只凭借翻译，不同的语言不可能真正地互相理解。

　　在诸子百家中，我发现了公孙龙子。不是他的逻辑，而是从字词出发的脑筋急转弯，暗示着未来在研究生阶段迷恋上审美经验现象学。少年纠结于“白马非马”一周一月，顺理成章地就亲近了禅宗，和更进一步的大乘空宗。启蒙的读物是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方立天《慧远及其佛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随后开始读《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苦苦思索“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东土不曾逢。”或者“西来无意”；或者“'乌飞兔走。”更有甚者：“如何是佛？”“嘶风木马。”但青原惟信的这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陪伴着我：“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对这段话的理解不断地再刷新。每当以为进入到第三阶段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之后，才发现自己实际上还在未参禅时候的第一阶段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真正阅读三藏是从《金刚经》开始的。第一本读的是明成祖朱棣编的《金刚经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第四次印刷），该书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永乐内府刻本影印，字体俊雅，赏心悦目。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核心：“空正见”和“去我执”，又岂是少年所能理解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必然是历尽沧桑，才能一窥奥义。祖父在世时，经常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但眼睛似乎在看着什么。现在我才明白，他在看生活的梦幻泡影。

　　上高中的时候，阅读的兴趣从古诗过渡到了新诗，但对胡适、徐志摩、李金发、闻一多，甚至卞之琳、穆旦、陈梦家、戴望舒，都略觉生涩。然后我偶然发现了《台港文学选刊》，从此进入了当代汉语的世界。在这里，我读到了覃子豪、洛夫、余光中、周梦蝶、痖弦、纪弦、郑愁予、羊令野、张错、罗青、罗门、叶维廉、商禽的诗，王鼎钧、林燿德、林清玄、许达然、杨牧的散文，白先勇、张大春、李碧华的小说，柏杨、李敖、龙应台的评论。虽然大陆当代文学和当代新诗在八十年代如日中天，但我阴差阳错地在上大学的九十年代才大量阅读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海子、骆一禾、王蒙、张贤亮、阿城、史铁生、残雪，非常地不与时俱进。对我来说，周梦蝶、洛夫、余光中、王鼎钧等直接承继的是唐诗宋词和五四新文学的源流。没有被扭曲和变异过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是文学的桃花源，是思想的正版书。

　　似懂非懂地读了周梦蝶的《孤独国》和《还魂草》。那默坐在大城市街头摆书摊，专卖冷僻的哲学和诗集的穷困诗人，“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但周梦蝶的诗并不是悲伤的，而是无奈的：“让软香轻红嫁与春水\让蝴蝶死吻夏日最后一瓣玫瑰\让秋菊之冷艳与清愁\酌满诗人咄咄之空杯。”

　　洛夫的长诗《石室之死亡》、《血的再版》和《漂木》对汉语言的改造，与海子、骆一禾、杨炼的苦心经营、血泪铸造完全不同。《漂木》的广阔格局，不让北岛的集大成之作《歧路行》。洛夫举重若轻，穿越古今中外，时而儒雅端庄，时而桀骜不逊，时而悲从中来：“在涛声中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潮来潮去\左边的鞋印才下午\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六月原是一本很感伤的书\结局如此之凄美\—落日西沉。”“唐玄宗\从\水声里\提炼出一缕黑发的哀恸。”“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在汉语环境中读余光中和王鼎钧，仰视他们的壁立千仞、大气游虹，但在英语世界读余光中和王鼎钧，更能体会到他们的柔肠百转、心细如发。

　　余光中上承白居易和陆放翁，横接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集合了胡适和徐志摩。借用梁启超评林语堂的一句话：“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余光中的逍遥自在，是在不同语言和地域之间自由穿行带来的无限可能。“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硬度。”“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余光中是现代化的、多情的士大夫。

　　王鼎钧在美国生活，虽然他只使用汉语，但在风骨、格调和视野上不输双语的余光中。王鼎钧是唐宋八大家的直系传人。几十年后，还记得第一次读《大气游虹》时的骇然——竟然能把现代汉语锻炼到这样的境界，字字珠玑，句句直入心肺。“忽然接到你的信，忽然看到你的名字，你的笔迹，我的眼睛忽然盲了。闭上眼睛，用泪把眼球灌溉了，洗涤了，再细看你的签名，笔画是遒劲了，结体是庄严了，点撇钩捺间有你三十九年来的风霜，但是并未完全褪尽当年的秀婉。就在这一明灭之间，我那切断了的生命立时接合起来，我毕竟也有个人的历史、自己的过去。”“就这样，往事逐渐模糊了，遗忘了，是真正遗忘，忘了我是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首歌就是证人。有时候，月白风清，人影在地，想想这样的大空大破，不是也难能可贵吗？这样的无沾无碍，有几人能够做到呢？”“月色如水，再默念几遍‘月魄在天终不死，涧溪赴海料无还’，任月光伐毛洗髓，想我那喜欢在新铺的水泥地上踩一个脚印的少年，我那决心把一棵树修剪成某种姿容的青年，我那坐在教堂里构思无神论讲义的中年，以及坐待后院长满野草的老年”。

　　小学时的梦想是当历史学家，但在中学时读过一些中国历史，逐渐意识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和”独夫家谱“之后，梦想逐渐消散。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一个千年不变的牢笼，战争、内斗、饥荒和屠杀是常态；从崩溃到重建的同样结构是循环；任何进步和改变都是幻觉；永世重复。后来读到残雪的《黄泥街》，略有所悟。

　　《鲁迅全集》是从头读到尾的，《呐喊》、《彷徨》和《诗集》几乎到了可以背诵章句的程度。《狂人日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让人毛骨悚然：”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鲁迅先生对两千年儒教治国的总结。但我一直怀疑中国历史实际上“明儒实法”、“外儒内法”：在历代的统治者身上，我们实在找不到几位君子，仁义道德稀缺，但焚书坑儒、酷法连坐确是常态。

　　“读书越多越反动”是很有道理的。八十年代很多人手一册的书，已经消失在删节的空格之中。一本全面记录“十年浩劫”的历史书，一本直视国人劣根性的文化批判随笔，一套振聋发聩、呼唤海洋文明的记录片，都在“思想界”和普通人心中掀起惊涛巨浪。那个年代，对自由的渴望被持续浇灭、头脑的开放被不断反“污染”、正视过去被讳莫如深。新的潮水不断涌来，文化和良心如野草复生，但前进力和后退力持续拉锯，最终胜负如何，毋庸赘言。

　　中学时期才开始接触汉译外国文学。刚开始读的外国文学基本是旧译重印：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果戈里《死魂灵》、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当然最享受的还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红楼梦》之外，其他大部头的中国古典小说是反复读的，敝帚自珍多年的是中华书局1985年版《绣像全图三国演义》和《新说西游记图像》，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传》、《镜花缘》、《三侠五义》，基本都是打打杀杀和上天入地的奇幻世界，而对真实的《儒林外史》、《三言二拍》兴趣寥寥。

　　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三毛的散文、琼瑶的小说、席慕容和汪国真的诗，也都躬逢其盛。但由于先接触的是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所以对流行的白话就比较淡了。这里的例外是武侠小说，金庸和梁羽生一本一本吞咽下，古龙、卧龙生、萧逸、陈青云、诸葛青云、温瑞安等等都如数家珍。甚至倒溯到还珠楼主和平江不肖生。几十年后，还能一再重读的，只有金庸。

　　五音不全，但并不妨碍欣赏音乐。最初接触到古典音乐是在同学家借到的转录的录音带：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德沃夏克、莫扎特、勃拉姆斯、肖邦、舒伯特，后来更多地听的是斯拉夫民族和意大利的音乐。可能是前世的姻缘，不需要读背景资料和解读，就似乎可以听懂这两类音乐，而对德意志、奥地利和英格兰的音乐就没有这种亲近感。

　　高三的时候拜路裕华老师为师，学习民乐。路老师民族乐团科班出身，师从北笛流派冯子存大师。北笛苍凉壮烈，与陆春龄大师为代表的南笛流派委婉细腻大不相同。高三的大半年，加上高三毕业、上大学前的一个暑假，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从中关村骑自行车到王府井甘雨胡同，听路老师的教诲，学习民乐。路老师精通几乎所有主要国乐乐器：古琴、古筝、琵琶、笙、葫芦丝、唢呐、笛、洞萧、古埙、二胡等等。而我这个音乐棒槌，一开始就依着武侠小说的套路，选择了洞箫和古埙。练习虽然刻苦，但经常有气无力。经过一年的熏陶和苦练，也勉强可以吹奏《阳光三叠》、《梅花三弄》、《楚歌》等十几首曲子。上大学前，向路老师暂别。路老师认真听我吹奏《广陵散》，一曲完毕，老师点头总结：“经过这麽长时间的练习，你的音符终于都全了。但是，就是没有音乐。”

　　周国平有一篇散文《习惯于失去》：“整个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而复失的过程，就其最终结果看，失去反比得到更为本质。”在我看来，人生也是一个不断失败的过程，失败和失去是人生的常态和本质。我在青少年时期就意识到了不管如何努力，很多事情是注定失败的：魔方、围棋、体育、数理化、乐器。但我终生感激路老师的教诲，记得他对琴棋书画的热爱，记得他代表的清流文化在浊世的隐忍，记得他不断敦促我出国留学，记得他对现实和未来的清醒认识和迫切的危机感。

　　流行音乐是每一位青少年成长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八十年代的大陆青少年来说，流行音乐基本就是港台流行歌曲：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Beyond、达明一派、草蜢、张学友、林子祥、叶倩文、林忆莲的粤语歌，齐秦、罗大佑、张雨生、童安格、赵传、王杰的国语歌。这些旋律和歌词“覆盖”和“席卷”了大陆的录音机和随身听，万人随唱。

　　三十多年后，我在远离八十年代的空间和时间，但自家车上和游泳时MP3播放器里面，仍然是这些歌。反之，当我从另一个空间和时间回到北京，在街头行走的时候，耳机里面往往是《纽约时报》每日博客和BBC国际新闻。这可能是不自觉地选择存在于两个世界之中，并在两个世界建立某种人工的联系。

　　八十年代中曾经人手一册《梦的解析》，中学生们也言必称梦，自我解析、互相解析。每一个人的惊险的梦、荒诞不经梦、无厘头的梦，都一定是微梦大义，必有内涵：“梦是意愿的达成”、“梦是潜意识的流露”等等。

　　梦是什么？梦可能是一张抽屉，杂乱地塞满了过往种种和片段：拍立得照片、明信片、便笺纸、日记和作业，夜间偶尔会被拉开，掉出几张片断；梦也可能是一间更大规模的、堆放青少年时旧物的开放阁楼，龙卷风吹过，漫天的纸张、书本和玩具；或者一场大水，把旧物冲的零落堆积，毫无章法和顺序；梦更可能是另一个空间和时间，睡眠是连接平行世界的虫洞，我们偶尔可以一瞥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程序。

　　对于现实的玄异和玄异的现实，庄子可能早早就领会了。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似乎已经暗示了“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和”拟像”（simulation)。多年之后，当我听到蒋扬博士细说“空正见”和“去我执”，才明白释、道、和量子力学都在探究同样的真相。

　　庄子是浪漫自在，没有羁绊的，青少年自然会产生共鸣。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在大陆再版了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厚厚的竖排繁体精装。初二时在书店读到，爱不释手，几周后才攒足了书资，奔到海淀书店买下。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从《逍遥游》一篇篇读下来，阳光普照，清风吹过，心旷神怡。后来甚至模仿庄子的语调写了作文，作为语文课的作业上交。兼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惊诧莫名，在作文上批阅：“你这样下去，会害了自己的。”

　　蒋勋老师曾经详解《庄子》，说到《庄子》是少年的：“是神话，也是寓言”。但《庄子》也是中年的：“当生命可以回顾，遗忘也是一种能力“。

　　作家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说：“人是由记忆组成的。我们就是我们记得的记忆。捕捉到的瞬间，一个地方的气味，场景在一个小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我们是回忆，串连在故事情节上——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落入明天。”

　　中学六年，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工作。姐姐和我得到祖父母的照顾，同时也养成了自理的习惯。个人厨艺在高一前后就无师自通：烧茄子、番茄炒蛋、麻婆豆腐、蚂蚁上树、拍黄瓜、姜汁皮蛋，乃至扬州炒饭、炸酱面等等。多位同学都经常来吃吃喝喝，欢喜赞叹。八十年代，各种食品安全问题似乎还不明显，或者还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那时候，还不知道需要怀疑炒菜的油是否是循环使用的，酱油和醋是否是勾兑的，蔬菜和水果上面有多少农药。八十年代似乎是一个暂停了互害行为的社会。

　　初中的时候，父亲分到了中关村东南小区916楼的小两室一厅，大概是50平方米左右；高中时升级到了隔壁917楼的小三室一厅，大概是60平方米左右。916楼是十二层的高楼，917楼是六层的小楼，按当时的标准都是普通偏好一点的住宅楼。街坊邻里都是中国科学院和周边科研、教育单位的职工。916楼的邻居中有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天体物理科学家，在电梯里面经常遇到。他身材不高，目光坚毅。但不知何故，多年之后回忆起，一直记得是在抬头仰望他，向他问好。

　　对天体物理学开始着迷是从《宇宙的创生》开始的（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陆续开始从杂志和科普书籍中开始寻找天体物理学、科幻和外星人的内容。八十年代还没有引介霍金（Stephen Hawking)、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但天体物理学中的“混沌”、“黑洞”、“大爆炸”、“暗物质”等词汇已经出现在报刊上。隐隐约约地觉得天体物理学可能是通向“真相”的路径。随着年月，一直在试图了解“虫洞”、“时间”、“多元宇宙”、“平行宇宙”、“超弦”、“量子纠缠”。因为缺乏理论物理学和数学的基本训练，所以还是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后来读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逐渐了解“缘起性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再每日念诵《心经》：“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量子力学更觉亲近。多年之后，才读到中国科大朱清时校长的名言：“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在人大附中六年，记得总共加入过三个班：初中班；高中班；高中文科班。高二分科之前，学习成绩非常堪忧，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门课不是已经崩溃，就是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后来分到文科班与其说是兴趣所致，不如说是情不得已。对身为实验物理学家的父亲和环境化学家的母亲，也只能说非常抱歉。

　　在文科班，尽管不用理睬数理化，但其他科目也是需要题海战术的集训，才能够应付高考。高三文科班上有五位学生，包括我，是被老师们基本放弃了的，普遍认为我们可能与大学无缘。这五位上课神色恍惚，模拟考试时惊慌失措，成绩每况愈下。八十年代中学的模拟考试试卷都是老师在办公室油印的，有时候印少了或者印错了，就干脆不发给我们五位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最后五位全部进入大学：三位考入艺术院校，两位保送进很好的大学。老师们都惊诧莫名。

　　中学老师之中，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的是教高中历史课的李晓风老师。李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一直在人大附中讲授历史。学校网站对他的介绍甚为贴切：“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知识与能力并举，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独立思考能力，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启发性和探索性的教学风格。”记得我曾担任过历史课代表，课上课下与李老师多有请教。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李老师还专门拨冗为我们几个人开了私塾，讲解西方哲学和美学。李老师当时住在甘家口，藏书万卷，且详细编目。多年之后，和好友曾经去人大附中拜访李老师，老师儒雅依旧。

　　另外还记得教初中英文课的是一位年近六旬、非常优雅的女老师，蓝布上衣已经洗的发白了，但一尘不染。胳膊下夹着一本厚厚的、很旧的梁实秋主编《远东英汉字典》。现在猜测，她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学的英文，字典就是她学习时用过的工具书。她在后来几十年的艰难年月中如何生存下来，这本字典如何保存了下来，可惜没有机会问她。从一些口述史的记忆和历史传记中读到过她们那一代人的遭遇，可以想象，不堪卒读。

　　我们在人大附中念书的时候，校长是胡俊泽老师，对他印象不是很深，记得很慈祥的样子，副校长是很干练的朱迪生老师，在我们毕业后，是九十年代人大附中的校长。记得很清楚的是教务主任魏德祥老师和教导主任柳成昌老师。他们两位一高一矮，被常年受香港警匪片熏陶的男同学们尊称为“祥叔”和“昌哥”。这两位和我很有缘分，找我谈过几次心，督促我思想要“进步”。但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说服我加入所有中学生都应该加入的组织，按照他们的原话：“你这是在一片红旗中插了一面白旗”。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八十年代的人大附中，很多学生都颇有背景：家长是正副部、正副局的大有人在，甚至更高级别也不罕见，大多都比较低调。中学之后，有的同学上大学、出国；有的定居，有的再回国；有的常驻北京，以不变应万变；人到中年，家家小康。

　　大、中、小学同学几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系。从汉语世界搬到了英语世界，但每次和青少年朋友相见，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北京。像是上周才聚、聊到一半，今天再续。虽然在不同的大陆有肝胆相照的挚交，也遇到不少“倾盖如故”的知音，但青少年时期的朋友有着某种深层次的、自然默契和信任。我们一起做过课间操，我们听过、唱过同样的歌，我们在小小的电视屏幕上看过同样的电视连续剧，我们都骑过很多年自行车，我们共同目睹过喜剧和悲剧。

　　人们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判断力和价值选择，或多或少都会被青少年时期所左右。之后无论在哪里，世界怎么变，那凝固在头脑中的青少年都会和你对话，提醒你从青少年时期寻找资源、评估价值、分析现实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资源是八十年代。

　　中学六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时期，我们这一代人将永远感激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外语热、对灾难的认真反思和对未来的渴望。八十年代的大是大非是很清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是真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算是当一切戛然而止，万马齐喑之时，国人道路以目，心知肚明。

　　但是，所有回忆都是重述，都需要自我审查和避讳：让悲剧闭幕，把深情埋藏，克服恐惧，有感而发，但隐去真正直接影响生命的大事件。

　　八十年代，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射入洞穴的一束光。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大门在开放，创伤在恢复，人们在呼吸，知识即力量。近代以来，只有北伐成功到日寇入侵之前的“黄金十年”曾有过类似的、短暂的希望。

　　如果以人物来解释八十年代，可能可以金庸来代表那个年代的家国归属（“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和正邪善恶的辩证；可以北岛来代表对集体伤痕的检视和反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可以王朔来代表对大话的解构和对权力的不恭（“将光辉人物伟大历史时件放到日常生活中——那就真相毕露且妙趣横生了”）；可以罗大佑来代表对未来的向往——“明天会更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