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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怀澄:归国记①一波三折
www.creaders.net | 2022-09-20 12:53:14  《穿越三个世界》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1950年11月27日离开香港,接近中午时火车停在罗湖桥的香港一侧,桥上铺着铁轨,但火车不上桥,所有乘客统统下车,还要带上自己的行李。当年的行李箱还没有小轮子,只能提着、背着或者挑着,走三四百米长的一段路是相当累的。我们的旅程委托了旅行社,步行过桥的全过程,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帮忙,过了桥,就到了新中国的入境处。

  跨过罗湖桥,我从西方世界进入东方世界。两个世界有漫长的边境。在中国的南方,罗湖桥是一处合法的通道,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在这儿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

  过海关的时候,我打开我的行李箱,检查行李的人穿着军装,但没有任何军徽、军章,说着普通话,他是北方人。检查得很仔细,因而把箱子里的衣物搞得很凌乱。没有任何违禁的物品,也没有要征税的东西。这位年轻的工作人员不忘对初入境者进行阶级教育,他一一指出箱子里的东西那些是资产阶级的,不过仅仅是说说而已,没有因为某件东西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没收。这位开国年代的年轻人把日常生活用品用阶级区分,十分严肃,时至今日这位昔日的年轻人已届耄耋之年,他看看今日的社会,遍地都是资产阶级的,又作何想法呢?

程怀澄:归国记①一波三折

  等我们过了关,重新上停在深圳一侧的火车,等了很长久火车才开动,直驰广州。

  车进广州站,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出站,有三轮车送我们到爱群酒家,这家位于珠江之滨的酒店是广州知名的,旅行社已为我们订好房间。一天劳累之后,一夜好眠。

  第二天旅行社送我们上广州到上海的快车,那年代的快车并不快,更不能与现在的高铁比。所谓的快车不徐不疾地行驶着,从广州到上海走了三天两夜。

  最长的一里是回家路上最后的一里。广州到上海的快车无休无止地行驶着,好像永远到不了最后的一里。上个世纪,火车一直是中国长途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如果是卧铺车厢,无疑是非常舒适的享受。卧铺上一躺便是休息,可以看书、听音乐,回想过去,前瞻未来。可是我平静不下来,总觉得火车太慢,急着想回到家,急着想见到爹爹(杭州人叫祖父爹爹)。

  离开爹爹20个月,在岁月蹉跎的日子里,有的是时间,可是并没有想爹爹想到坐不住。在驶向上海的火车上,上海的家愈来愈近,我可是坐不住了。

  我这一辈子和爹爹在一起的日子,多于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我对爹爹的感情很深,他对我好。

  我也想爸爸。爸爸没有送我到车站,我并不意外;如果他送我到车站,我也不意外。送我到车站或不送我到车站,都是正常的。我的爸爸虽然留过洋,受过西方教育,可他是地道的感情不外露的中国人。我在家门口向他告别的时候,没有握手,没有拥抱,我忘了我对他说了什么,好像这次出门只不过是一次短程的旅行,或是到九龙亲戚家住几天,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去另一个世界。

  我知道他心里有一份内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没有以一个做父亲的要求来塑造我,我自生自发地成长当然不会很称他的心。早一年他不作商量把我带到重庆,就是想作些弥补,不要分居两地,又是鞭长莫及。他说这也是一条路,仅仅指的求学之路,他以为四年读完大学,便可以回香港,再送我去美国读硕士学位。他何曾想到这一别长达32年。

  我也没有想到一别是32年,我在北上的列车里,我一生中最宝贵的32年正在车轮隆隆的伴奏声中开始,我正在起点上。

  终于到达了32年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停靠站上海。回到了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车站,我让红帽子把行李搬出车站,叫了三轮车先送舅婆到她的住处,我再回自己的家。

  没有报告归期,没有人接车,也没有为我的归来作任何准备。我到家时早已天黑,过了晚餐时间,突然出现,全家人都感意外。我一进门就冲上楼看祖父,祖父精神甚佳,那一年他70岁。他对我的归来当然高兴,我从他的表情,他一见到我时刹那间的惊喜,我知道这是他难得有的非常的高兴。七叔、七婶和三个弟妹围着我问各种问题,管家的爱珍妈妈忙着给我准备晚餐。

  第二天我就忙碌起来,电话联络和走访朋友,尽快地告诉朋友们我回来了。一早我就去看H,他住在岳家,他的妻子在离家不远的市西中学教英文。H也在当老师,他们有一个女儿,两个人工作维持三口之家。见到H有说不完的话,回顾过去的两年不胜唏嘘。H在港年余,卧床不起,他的妻子疲于奔波;我在港年半,光阴虚度,一无长进,都走了弯路,又回到原地,浪费了宝贵的光阴,真不如不去。H如不去香港,或许他没有后来的一场大病,他的妻子不必在港受一年苦,也早毕业一年。我如不去重庆香港,大学四年已完成一半。人生难免会走弯路,总是不走的好,时间损失不起啊!

  父亲嘱咐,到了上海,要我看望他的两位好友。一位是韩文信,爸爸叫我带一听英国的三五牌香烟给韩伯伯,礼物虽小,情谊很重,这是唯一的一件礼物送给爸爸的朋友的,在海关人员检查我的行李时,被划为资产阶级一类的。韩伯伯是一位口腔科专家,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校时和周恩来、邓颖超很接近,1950年他进京为周恩来治牙,1951年他再次进京为毛泽东治牙。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悬壶,与我父亲相识而成为好友,胜利后在上海行医,常来我家雀战,父亲离开上海后,他仍常来陪祖父打牌。我回上海后,隔了三天便去看韩伯伯,正巧他的义子凌建凡在,韩伯伯介绍我们认识,我们成为朋友经常交往。建凡的姑夫吴克斌是爸爸的交大校友,也是好朋友。我又认识了建凡的女朋友王玮,她是约大新闻系学生,我的同学。我于2002年联络上建凡夫妇,他们现居香港经营进出口业,非常成功。

  父亲要我看望的第二位朋友是李开第,李伯伯和父亲同年,同届交大电机系同学。交大毕业后父亲留学美国,李伯伯负笈英国,学成归国,于1927年与夏毓智结婚,育有一子一女。1950年我们旅居香港时,李伯伯由上海来,介绍父亲进安利洋行任顾问,李伯伯一直在上海主持安利洋行的工作。我回上海,父亲叫我每月去李伯伯办公室领取父亲在安利工作的部分工资,因此我每月必在安利洋行露面一次,领取300港元折合人民币约120余元。那段时间我只去李伯伯的办公室,没有去过他的家,因此没有见过李伯母。1965年李伯母病故,次年文革开始,李伯伯受冲击,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十年,李伯伯在英国读书时认识的一位女士常来照顾他。这位女士名张茂渊,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张佩伦的女儿,张爱玲的姑母。文革结束后,1979年李开第得到平反,李伯伯的女儿李斌促成其父与张茂渊结婚,其时两位都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1979年姆妈首次回国,在上海南京西路金门饭店宴请李伯伯夫妇,我第一次见到李伯伯的夫人张氏,那时他们新婚不久。我出国前及以后回国时,都去看望李伯伯、李伯母,他们住在黄河路一幢公寓里。这位李伯母和侄女张爱玲关系最亲密,40年代张爱玲在香港上学,姑母就把张爱玲拜托给李开第监护。50年代初我每月去李伯伯办公室,那时张爱玲还在上海,但我没有机会见到她。张爱玲的继母是我的祖母的表妹,从亲戚关系讲,张爱玲比我长一辈,祖母与她的表妹家不走动,所以也没有机会见到张爱玲。

  李伯伯高寿,他于1999年去世,享年98岁。他的第二位夫人活到88岁。李伯母患乳癌,不动手术,不作化疗,维持了5年。李伯伯和李伯母是20世纪上海的传奇人物。我来美国后,李伯伯每年寄圣诞贺卡给我,直至他驾鹤西去的前一年圣诞节。

  我回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升学,所以一回来立即就了解各大学的招生情况,一点都不敢耽误。

  人的一生中有无数次要选择自己前进的道路,一不小心就走了弯路,甚至走了歧路。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人生。如果我不离开上海,可以提前两年大学毕业,我的工作的地点、工作的单位和工作的性质便会完全不同,人生也就不同。如果我去澳门读书,我相信我决不会成为一名赌徒,但学什么、后来做什么、我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可真没法推测。

  终于走了一圈弯路,回到原点,重新起步如果说人生没有白走的弯路,我得到的教训就是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赶快认真地、努力地完成学业。

  回上海便是为了上学,上哪所大学和学什么系,都心中有底比较清楚的。我的首选是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圣约翰大学冬季招生,我回来得正是时候。我便到约大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很快得到录取通知,很顺利。

  2月中约大春季学期开学,我又回到我熟悉的约大校园。1951年的约大仍然用选课制,我选了5门课,15个学分,每周15节课,都是基础课。日子久了,我记不得选了哪几位老师的哪几门课,只记得我选了一位朱教授的中文课,这位教授讲的基础中文有三个不同时间可选,每节课不过20名学生左右。第一次作文,他给选不同时间课的三批学生出了同样的题目,待发下批改后的作文纸,我的作文纸上只有一个“一”字。我不知何解,后得知朱老师批作文不给分数,只有个排列顺序号数,根据他的判断,从一排到六十几或五十几,我那一次作文被他评为最好,我很高兴。

  因为是选课制,同坐在一个教室上课的同学不一定是同一系的,所以新闻系有多少同学我也不清楚。我认识一位同学叫高涛,我们课外有交往,他是电影明星高占非的儿子,现居台湾。还有一位女同学叫郭慧秋,她曾经邀请同学去她家茶聚,我去过她家,她的母亲说知道我的祖父,因此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我离开约大后,和约大同学半个世纪不见,有几位同学没有忘记我,常在打听中。2002年初,上海《文汇报》上有条小新闻,说旧金山市长颁12月31日为程怀澄日。他们立即向《文汇报》打听我的联络地址,《文汇报》无可奉告。到2009年他们偶在网上看到宝平公司的信息,有我的名字,电宝平公司,便得到我的电话和地址,因而失联半个世纪的同学从头开始交往。2010年我们回沪参观世博会,便约慧秋相聚,正巧朱炎仁同学也在上海。慧秋又约了近20位约大同学,在她家欢聚。慧秋告我,她也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我闻之不胜辛酸,一名青年女子被划为右派,叫她如何承受。幸慧秋有位好丈夫,与她鹣鲽情深。朱炎仁同学现定居澳大利亚,我们保持着网上交往。

  约大新闻系颇为有名,系主任黄嘉德教授与其弟黄嘉音合作出版一份杂志《西风》,这是一本综合性的文艺杂志,风格内容类似美国的《读者文摘》,最为知识分子所欢喜,发行量甚大。黄嘉德教授在知识界甚负盛名。

  期中一日,我得通知命我去系主任办公室我便去见黄教授。原来是黄老师叫我做一项工作,他说新闻系要办一次报刊展览会,上海有一位收藏家藏有大量报刊,包括中国最早的报纸《邸报》,他已联络好,得藏家同意,叫我去黄陂路藏家家中借取,运回学校。我接受任务,当天下午便骑车前去,借报刊甚多,我雇三轮运回学校,我骑车跟随,回到学校便将报刊存放体育馆交给新闻系的老师,展览后我又将报刊送回黄陂路,物归原主。

  这件借报的差事颇稀奇,系里老师很多,为何老师不出面,而叫学生出面?系里有高年级学生、毕业班的学生,为何高年级学生不出面,而叫我一个一年级新生出面?我没有上黄教授的课,也从没有和他有过接触,他怎么会点到我的头上?

  系主任叫一名学生做某一件事情,这极普通,也完全应该的。可是黄教授分配我做一件事情,却生出事来,害我非浅,影响我不够一辈子,也够半辈子。这是4年以后的事情,令我终生不忘。我可以断定,有个卑鄙的小人,做了害人的勾当。事态的发展,留至后面再叙。

  那位有两面之交的藏家,我已不记得他的尊姓大名,他屋内的情景我尚有模糊印象。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件事情可以影响我如斯之深。

  到了学期将结束的时候,又接到通知去见系主任,我便又来到主任办公室,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尊敬的黄教授对话。

  黄老师说:你的入学手续,还缺一个文件。

  我又对黄老师说了一遍我的学历,我曾是约大附中的学生,因为去了重庆又去香港而没有结业,当然不想再回中学读书就报考大学了。报名时要高中结业证明文件,我没有,说文件在香港,其实真没有,请原谅我的不诚实。

  黄老师说:你报考的时候,没有同等学历可以入学的规定,现在有了,今年暑假可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我劝你暑假再报考一次,就合规定,对你对学校都好。

  黄老师讲得很亲切、很合情理,我便答应了。

  但是到了暑假,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各大学不再单独招生,学生的录取由招生办公室统一分配,各大学无权挑选。我报考了,也被录取了,但被录取在沪江大学的工业管理系,我非常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改变录取决定,除非放弃。我想先读一年再说,或许可以转系转校。

  沪江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办的大学,离市区较远,校内建筑很新、很靓丽,有一座很漂亮的图书馆,也有很多体育设施。进了沪江大学,有一点新鲜感,因离市区远,所有学生都住校。宿舍很整洁,四人一室,我的三位室友中一位是西安人,名张伯经,他的祖父是陕西省副省长,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还有两位是上海人,一姓郭名添活,是永安公司郭家家族中人;另一位姓宣名惠平,是南京路上又一村酒家的少东家。同班同学中上海人不多,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沪江大学学费甚高,同学们的家境大约都可以。在班里有一位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他名金耀庭,我们的友谊虽然中断过一段时间,但一旦我重新找到他,我们的友谊更增进许多。

  在沪江大学,我还交了两位好朋友,我和他们既不同系亦不同班,但成了好朋友,非同一般。一位叫陆山农,上海人,他在私营的进出口公司任职多年,1950年心血来潮,决定辞去工作考大学。因离校多年,他需要补习中学课程,经人介绍,请我的七叔补课,将近半年时间,他每周来我家,因此相识。他被录取在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在校期间我们每天见面。我和同室三室友加上山农,在校门对面的小餐馆包伙食,一日三餐都在一起。

  另一位是陈洪钧,上海的广东人,他的父亲经营一家旅馆叫沧州饭店。洪钧主修英文,我们没有共同的课程,偶然相识,一见如故。

  人与人的相识是缘分,缘有深有浅,缘深的人会成为莫逆之交,缘特别深的人会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会帮忙会解忧,叫人终身难忘。

  我上面提到的三位朋友,他们都会在我今后的人生旅途中出现,而且在特别的时间或场合出现,都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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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称心地进到沪江大学,这一年开始,大学废止了选课制,成了班级。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坐在一起,彼此还不认识,名字还叫不出,便要选一位班长。七嘴八舌,不相识的同学们选我做班里的头头,没法推托,只好当了,想不到这一当成了终身制,班长一直当到大学毕业。第二年大学院系调整,大学成了专业性的学院,各大学的同一专业合并到一起,我的班的人数由20人增加到80人,满满一教室,做任何事情因人多而工作量倍增。好在四面八方来的同学都很合作,在整个大学阶段,相处和谐。

  沪江大学同学中有一位女同学袁晓玲,上海人,是一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我当班长之后,她一再约我谈话,要介绍我加入青年团。开始我再三婉拒,可是她一再劝说,苦口婆心,弄得我非同意不可,于是由她当介绍人,我参加了青年团。我入团的时间离我从西方世界来到东方世界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我对共产主义认识很浅,对共产党和青年团都知道得很少,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要求和愿望,最好是什么组织都不参加。回想起来,我幼稚无知,不想参加就不能勉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介绍我参加的人,也是幼稚无知,这又不是请客吃饭,那有强拉入席的?7年以后开除我出团的时候说我是混入团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我听到这个混字自感形秽。可不是吗,没有认识,没有要求,进来干什么,不就是混吗?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我一生中参加的唯一的政治组织,唯一的社会团体。

  沪江大学一年,这所教会创办的大学一声令下成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向苏联,教育制度也转换成苏联模式。1952年作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把同类别院系合并于一校,使全国的大学都成为专业性的学府,即使是综合性大学也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如清华限于工程院系,北大限于文理院系。按专业合并,或许有些优点,如师资集中、设施充分利用,但肯定也有缺点,使各大学之间失去交流、比较、学习的可能,最遗憾的是大学的单一专业,使培养的人材知识局限。一所综合性大学中一个学管理的学生可以选读历史,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可以选读音乐,一个学电子工程的学生可以选读古典诗词,这不仅提高学生的情操,而且这些学生一旦出任高职位时,在社交场合或在学术研究上碰到专业以外的问题,不致于无从应对。

  后来改革开放了,大学重新调整,又办综合性大学,不同的专业院系又合并,说明中国的教育走了大大的弯路。

  1952年所有大学拆散重组,一所大学分成若干块并入新的院校,沪江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商学院并上海财经大学,沪江大学的校址改为上海机械学院,许多其他大学的机械工程院系迁入这座上海最漂亮的校舍。

  我本来想转校转系的梦想因为院系调整的大变动而彻底破碎。我的大学生活便是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完成的,课程用的苏联教材,教授现买现卖,突击学习的俄文不足以完整无误地理解俄文原著,教授常常在授课中插话,他自己没有完全理解。我很欣赏教授的坦诚,我对于这类偏理论的课程很喜欢,不需要死记硬背,就凭理解,我在大学的成绩很好。

  回顾整个大学阶段,虽不如我的期望,但终于结业了,我很希望留在大学里做教育工作,但没有机遇。一个人要规划自己的一生不容易,哪能一切尽如人意,何况在一个翻天覆地、推陈出新的年代,我先后上了约大、沪江和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三所大学,体验了三种风格,记录了三段经历。我上大学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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