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二世与毛泽东

9月9日，英国失去了在位七十年备受世人敬重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四十六年前的同一天，中国失去了让大约五千万人民非正常死亡的独裁者毛泽东。英女王的典范能否传承，世人或有些忐忑；而毛泽东的专权政治不但延续，而且政策颇有向毛时代复活之势。

香港“反送中”发展到几乎半数市民直接间接参与的运动，原因是从英治时代香港的流风善政，在九七主权转移后每下愈况，使香港人越来越无法忍受。英女王去世，香港许多人去英国总领事馆献花和签弔唁册。若不是有国安法的血滴子在头顶盘旋，相信弔唁的人会更多。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英女王与香港市民有什麽相干？实际上几乎所有香港人都只知道有女王存在，并戏称之为“事头婆”（老闆娘），几乎政府机构都有挂她的头像，但这种存在似有若无。在生活中，我们完全感觉不到她的影响，更莫说她的权力了。

而到了今天，香港主权归属的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对香港人来说，习近平的权力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对市民生活有十足影响的存在。

之前我曾节录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的文字。在英女王逝世的时刻，我想到第十七章全文：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太上”，就是最好的状态；“下知有之”，就是民众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但不当一回事，就像空气的存在一样，人人自立、自主、自由地去做自己的事。

“其次，亲而誉之。”次好的治理状态，就是爱戴而讚美掌权者。治国而能够得到人民的爱戴讚美，为什麽不是最好而只是次好呢？因为受爱戴和讚美是政权给百姓好处和恩惠的结果。人们对政权“亲而誉之”，意味政权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中心。而前提就是政权要收税来取得财富。老百姓依靠政府福利生活，就会逐渐失去了自主生存的能力，整个社会也就丧失了活力。

“亲而誉之”之后，是“其次，畏之”。意思是再次一等的治理，是人民畏惧政权。这是掌权者依靠暴力、威吓进行统治的状态。“其下，侮之。”再下等的统治，就是民众对政权蔑视、嘲弄、辱骂。

“信不足”是指政权缺乏诚信，“有不信”指百姓不再相信政权。深一层的意思是，社会之间也缺乏互信了。

“悠兮其贵言”。掌权者要悠閒自在，“贵言”是不多言，以免侵扰百姓。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意思是当事情做成了，在讲述功劳的时候，百姓都说，是我自己干的。不会感谢政府。这种社会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自主、自由、自尊，这就是社会最好的状态。

从殖民地香港，到主权转移25年，香港就从“太上”状态到“下下”状态了。

老子讲的“太上”状态，我过去一直认为只是一种理想，世上并不存在。但现在想来，英治时代的香港，至少处于接近“太上”状态。英女王的统治似有若无。唯一我听说的一件事，就是前面讲过的1986年香港通过的“公安（修订）条例”草案，把发放假新闻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也就是要新闻界透露消息来源。条例通过后，两年都未见有实施。我后来听说这法例送到英国，英女王迟迟未签署。两年后，政府当局废除了这条例。

英女王何以迟迟不签署，没有人知道。我猜她是基于对新闻自由的价值观。但“悠兮其贵言”，她没有说出来。

在位七十年，虽说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但其责任是维护国家的荣誉，皇室的荣誉。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皇家也不例外。光是丈夫、儿子、媳妇、妹妹就一大堆问题。国家也经历由日不落国，而殖民地一个个独立，英联邦的维繫，颇大程度是靠她这个象徵性元首的柔性外交。在国际影响力下降中，女王不仅对外维护荣誉的责任不好当，对内还需从高高在上的君主制，过渡到现实世界的君主制的困难。

1957年，奥特林厄姆勳爵（Lord Altrincham）在报章批评伊丽莎白二世“自负”、“老派”、“守旧”，演说让人昏昏欲睡。女王每天都看英国各报。她的秘书也像其他下属一样，要她最好不要看那天批评她的报章。但女王看了，而且也看了奥特林厄姆勳爵的电视访问。她的秘书把勳爵请到白金汉宫，女王见了他，亲自问他的意见。他提出诸如取消名媛舞会、让更多平民得以近距离接近王室、女王应当在电视上发表圣诞讲话，保证王室与时俱进等等。

女王实际上几乎全数采纳了勳爵的建议。1957年的圣诞夜，伊丽莎白二世首次在电视直播中发表圣诞讲话。

听取意见，从善如流。不要以为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身为国家元首，经下属的层层遮挡，要听到批评意见已极不容易。愿意与苛刻的批评者见面也极难得。要接受在当时属少数人的批评意见去改进，更是难能可贵，世间少有。

英国民间曾流传女王在位七十年的一些小故事，她的亲民，她的幽默等等。以她在位时间之长，及经历之丰富，故事真是不多，甚至可说太少。但她最可敬之处不就是故事少吗？作为掌最高权力者，她实现的就是老子的理想状态：“下知有之”“悠兮其贵言”和“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因为她，我相信君主立宪制可能比共和制更好。（失败者回忆录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