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里的故事：1号人家

　　我的记忆是从弄堂里的1号开始的。

　　一天上午弄堂里传来阵阵嘈杂的声响，我和弟弟赶紧爬上窗边的椅子探身往外看，只见不少穿军装戴军帽的小青年从停在总弄堂的卡车上跳下来就直奔弄底，他们强行闯入1号底楼人家的房间，过了一会把住在二楼的男人拖拽出来，随后就用皮带狠狠抽打，那人头上很快就涌出了鲜血……我们还想再看时，却被从楼下厨房匆匆赶来的姆妈所阻止，可她来晚了一步，我们啥都看见了。

　　被打的那个男人姓强，是电影演员，也是个导演，演过《今天我休息》里的派出所所长。他家在我家隔壁的隔壁。我和弟弟上学后，与他的女儿妞妞成了同班同学。我和弟弟曾去她家一块儿做功课，当然我们对读书学习并没啥兴趣，倒是对住在她家楼上的“阿胡子”充满了好奇心。

　　“阿胡子”是弄堂里的憨大。他爸妈住三楼朝南的大房间，他姐姐的一双儿女因在这边读书而寄住在三楼的亭子间，他则住在二楼大卫生间上面搭建的阁楼里。我家也有一个大卫生间，但没有搭建，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住在阁楼里是什么感觉。我们蹑手蹑脚地爬上妞妞家的楼梯去偷看，阁楼不大，但高度足够让成人在里面站直身子；亭子间尽管是孩子们的房间，但收拾得十分干净，东西也摆放得相当整齐。

　　后来得知巴金作为文青时曾借住在这个亭子间里，期间（1932年）还创作了小说《春天里的秋天》；这倒是应了鲁迅作于1932年的《自嘲》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据巴老说那里是他舅父的家。只是不知道阿胡子家是何时来此居住的，所以巴老跟阿胡子是否有瓜葛（阿胡子姓葛）就不得而知了。

　　阿胡子以前也上过学，只是他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后，自己却始终坚守在原地踏步，不知不觉地在班里、年级里及整个学校里都像是鹤立鸡群、出人不止一头地了；马齿徒增，胡子渐长，因此就得了一个雅号——“阿胡子”。有小心眼与多心机的学生家长向校方抗议，认为阿胡子不仅绝对起不了“带头大哥”的好作用，倒是肯定会欺负他们家的乖小囡；校方明知实际情况正相反，遭受霸凌的无疑老是阿胡子，但转念一想觉得阿胡子真要是活到老而学到老，那小学堂岂不成了养老院？于是便假托民意而顺水推舟，迫使阿胡子告老回了家；不过好歹也算是帮他在茫茫苦海中渡尽了劫波。

　　尽管阿胡子的家考究而舒适，但阿胡子显然并不愿宅在家里头，他老是跟他姆妈同进同出。他姆妈去里弄生产组上班，他就逗留在弄堂里，等他姆妈午饭或晚饭前回来时，再一块儿回家去，很少见到阿胡子单独跟他爸爸在一起。他爸爸是个仪态从容，衣着挺刮的老先生，自有一种拒人于三五米之外的气场；他以前在洋人的爵士乐队吹小号，乐队解散后，便不再工作，但他难得在弄堂里露面，也从不与弄堂里的人搭讪。

　　阿胡子出现在弄堂里的时候，老是戴着帽子，有时是鸭舌帽，有时是圆顶带舌头的皮帽，有时是绒线帽，有时是翻毛帽；他穿的衣服干干净净，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但阿胡子还是常常要用手去摸下巴，一丝不苟地检查是否还留有残余，拔个精光之后，他才安心地将双手插在上衣前面的口袋里，然后慢悠悠地走近某个人家前门外的墙边，轻轻地靠上去，并屈起一条腿往后抵住墙，接着便陷入了沉思，即使有人经过他身边，他也目中无人而无动于衷；沉思中，他也会自言自语地会心一笑；时间长了，他会换一条腿；当意识到有人在注意他时，他便会害羞而主动避开去，再走到另一人家的门墙边继续一门心思地摸门道。

　　姆妈老是叮嘱我们要认真读书，不然就跟阿胡子一样去立在弄堂里；姆妈这是想当然地以“君子”之心而度“小人”之腹，因为其实我们还真巴不得这样哩；我们仍然坚持不好好学习，天天想上弄堂里去撒野，但姆妈却始终不肯兑现她的诺言——放我们去弄堂里；姆妈是”家庭妇女“，相当于如今的全职妈妈，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少能钻到空子溜出去，所以我和弟弟就只好趴在窗沿上望野眼；有时候弄堂里实在没什么动静，只有阿胡子像一尊“思想者”的雕像矗立在那里；我和弟弟观察了好久，观察得都累了，阿胡子还是一动也不动；那时我们并不懂得发呆原是一种物我两忘的高境界，只是惊奇他思想高度集中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而我们在上课时老是因思想不集中而被老师骂；我们当然认为自己跟阿胡子比起来可要聪明得多，所以我们坚信一定有极其特殊的东西才能引发他的全神贯注，但我们想象不出是什么，那东西实在是莫测高深又莫名其妙；我们就连连叫唤“阿胡子、阿胡子……”来扰乱他的沉思默想，再讨教他到底在想什么；可阿胡子总是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就走开去，偶尔会迅速抬头瞥我们一眼，低声念叨出我们的名字“ChenyiLeilei--”（模仿阿拉姆妈的腔调），然后微微摇了摇头再轻叹一声“唉……”，似乎已预见到我与弟弟大未必佳的前景，而那或许这正是他愚者千虑之所得。

　　阿胡子的姆妈待人很和气，遇见谁都眉花眼笑地点头打招呼，她跟姆妈讲，“侬两个小囡蛮好咯”，大概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欺负过阿胡子；后来她又常跟姆妈表扬说“小弟（指我的弟弟）手脚老jia（灵巧的意思）咯”；那是因为学校曾安排学生去里弄生产组“实习”绣花，弟弟不费吹灰之力便碾压“群芳”，于是便博得婆婆妈妈的交口称赞，一致认定他将来有成为裁缝师傅的巨大潜力；而我连穿针引线都要百折不挠地耗尽九牛二虎之力，好在她口下留情没有揭露我的呆头呆脑与笨手笨脚。

　　好几年前，我又回到以前住过的弄堂里，再没看到阿胡子倚在门墙边的身影，他得病去世了；弄堂里没有了憨大，剩下的都该算是聪明人了吧，不过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宁可去发呆也不愿去深思。

　　1号底楼阴暗窄小的楼梯间里住着弄堂里的帮佣——娄妈，弄堂里的男女老少都与她相熟，也都随意而亲切地管她叫娄妈，只有少数几个上年纪的老东家会直呼其名——素娟；新搬来的人家也有直接喊她名字的，娄妈应答不误；不过这让老住户听着不舒服，背地里会说新来的人家不大懂规矩；娄妈为弄堂里的人家服务了很多年，有时她会跟几个捣蛋的“野小鬼”说，“倷(na)爷（爸爸）小辰光也没有侬ga(这么)皮！”

　　弄堂里其实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帮佣——黄师母，从称呼上也可见黄师母的辈分之高。弯腰驼背、发白齿落的黄师母住在弄堂底部自己搭建的房子里，所剩无几的牙齿使她的宁波腔上海话听上去像在云里雾里。据黄师母说她十六岁时结的婚，她的大女儿是哑巴，但她老是发出怒不可遏的吼声；哑巴的儿子与黄师母的小女儿年龄相仿，他们住在别处，逢年过节来看望自己的姆妈与外婆，来的时候总打扮得油头粉面、花枝招展，让弄堂里的人们羡慕嫉妒恨地对他们品头论足。

　　黄师母仍在为个别老东家鞠躬尽瘁地提供服务，似乎这是她不忘初心永远奋斗的职责。其他人家见了她的龙钟老态，自然识相地不敢劳她大驾，因此娄妈便众望所归成了大家赖以生存的主心骨；而胖乎乎笑眯眯的娄妈也总是有求必应，不过为了不负众望，她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忙活着。

　　娄妈每天天没亮就开始扫弄堂（月底她会挨家挨户去收取扫弄费），接着便到小菜场帮一众人家去“团购”，回来分发完毕，再一家一家去汰衣裳、烧小菜、做各种各样的生活，因此很少有空闲；只有吃饭时能见到她独自坐在家门口的小矮凳上，面前的方凳上摆放着一碗“什锦菜”，那是从各家的小菜里盛来的，她自己从不独立“开伙仓”，其实当她吃饭时早就过了饭点了。

　　娄妈是绍兴一带的人，她把“他”说得比较复杂——那个老倌（hang ge lao guan），弄堂里的人跟她说话，说到“他”时也喜欢学她的腔调。因在众人家中登堂入室，娄妈自然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弄堂里总不乏关心家长里短的人，而娄妈似乎也觉得盛情难却、却之不恭，所以当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之下，她便会凑近人家的耳朵边爆些小料，但每次都不忘提醒人家，“哎，侬千万勿要跟别人去讲哦！”不过弄堂里的人们还是即刻得知了如1号底楼人家新娶的媳妇是多么厉害的角色。其实这也怪不得娄妈，因为那媳妇果真十分威猛了得，每次与丈夫婆婆吵架时都能引得“满堂彩”，使得整条弄堂的人都为之刮目相看、倾情关注。

　　娄妈的老伴与两个儿子都住在乡下，娄妈不识字，所以接到乡下来信时，便来找姆妈读信与写回信；因此姆妈了解到娄妈寄回去的钞票已为两个儿子盖起了新房子。姆妈惊叹娄妈的深藏不露，于是自己手头紧的时候就悄悄去向娄妈借用一下；娄妈答应得很爽快，也不计利息；不过等她儿子来上海时，娄妈便来跟姆妈商量，希望能让她的儿子在我家的亭子间里住几天。

　　那年冬天我离开那条弄堂时，娄妈还在汰衣裳，她的手指头因生冻疮而肿得像胡萝卜。我小时候也一直生冻疮（后来去北京读书才莫名其妙地彻底好了），姆妈为此说是我生活做得少，我就说娄妈做那么多生活怎么也还生冻疮呢？但娄妈终于老得做不多、做不动了，她常跟人家讲自己不想回乡下去；读过她儿子来信的人说，那是因为乡下的两个儿子谁也不愿接纳她。

　　再后来，娄妈在这条她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弄堂里去世了。

　　在那个缺少娱乐的年代里，弄堂里的吵架几乎可算是一项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了；尽管抑扬顿挫的叫骂远不及松涛、海浪声那么富有诗意与韵味，也不同于晚归电车“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但吵架——这一弄堂里的寻常市声所带来的乐趣还是丝毫也不亚于人们在听戏或看电影时所获得的精神享受，当然还不用花钱买票子，等于是“看白戏”。

　　吵架，上海人说成是“吵相骂”，相骂，显然是对“吵”的更具体形象的说明；吵相骂，如按其对象的不同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家人相互争吵，就是所谓的“窝里斗”，另一种则是与外人之间的纷争；在弄堂里这两种形式的吵相骂总是此起彼伏地在上演；它们也差可比拟从前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两者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同样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如果是自家人吵相骂，当事人进入状态后，其他家人的反应就是先要去掩上门窗，身手要快、动作要轻，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注目与倾听，然后再开始劝架或者表明立场加入舌战；如没有其他家人在场，那就必须由当事人亲自动手了，另一方不会上前去阻拦，相反会稍等片刻，这也算是争吵双方唯一的配合默契，毕竟这是开战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后当事人才会将音量、语气调整到适当程度，以达到唇枪舌剑既能发挥出最佳杀伤力又可避免家丑外扬的最佳效果；因为弄堂里的房子比不上相对封闭独立的公寓（张爱玲要是住在弄堂里的话，必定会乐此而不思“哑嗓子的车铃声”了），几家合住的房子自然免不了上下通风与隔墙有耳，比邻而居的人们也早已练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特长；紧闭房门、拉上窗帘的防范措施其实无异于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因为他们显然低估了邻居听壁脚、察秋毫的超强能力。

　　邻里之间的纷争则恰好相反，不仅要尽快打开房子里所有的门窗，而且还要尽可能将音量调到最高点，以便让正义的呼声尽快传遍整条弄堂，从而争取得道多助，哪怕纷争的起因再鸡毛蒜皮的微不足道。弄堂里的人们闻风而悦，像是听到了集结号响，迅即相互转告并催促着赶紧去事发地汇合；不过即使晚到一步也不用着急，有的是热心人帮你分析讲解纷争的来龙去脉。当然大家搁下手头活奔过来可不是为了主持公道而劝架的，相反是急切地盼望事态能尽快升级而往高潮处演变。而当事双方一看此刻已门庭若市，自然也不愿令父老乡亲失望而归，于是开始互揭对方的重磅底牌，比如说揭发对方直系亲属中有地富反坏右的政治问题，还有就是曝光对方主要人物存在搞腐化、轧姘头等生活丑事，抓住了这两方面的把柄基本上就相当于掌握了杀手锏，或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拥有了核弹头。不过抛出生活丑事虽然具有王炸一般的杀伤力，但也极有可能遭到对方猛烈反击的高风险——通常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观众一看抖出如此包袱，顿时群情振奋，满怀期待，都为自己没有错过如此精彩的一幕而庆幸；接下来就是耳光是否刮上去，因为证明是恶意诽谤还是切中要害，根本用不着赶去派出所明辨是非，耳光一记足矣。因此这记耳光非常关键，一定要当机立断、干净利落，绝不可犹豫不决、拖泥带水。有了耳光环节，也就意味着整出戏堪称精品杰作了，评分应不低于9.0；心满意足，曲终人散，余下的只是尾声；尾声是不久之后那身败名裂的人家从弄堂里消失了，就像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党必须赶紧转移才能寻得一条活路。

　　这两种吵相骂的形式在弄堂里沿续了多年而一成不变，最终被1号底楼人家新娶进的媳妇所彻底打破。她执意要将家里的吵相骂公开化，毋庸置疑这一开放的改革措施马上引起了整条弄堂的强烈反响与轰动效应，因为众所周知那户人家可供挖掘发挥的素材异常丰富。那是阿胡子的叔叔一家，他叔叔过世后，就由阿胡子的婶婶及其小儿子阿胖还有大儿子阿K的女儿三人共同居住；但那小姑娘其实是个私生女；阿K的卖相非常好，是个大帅哥，早先与同去新疆插队的女友生下孩子；阿K将女儿丢给老娘之后，另与他人在外成婚；偶尔小姑娘的亲妈（弄堂里的人称之为阿K娘子）会悄然光临来探望女儿，阿K夫妇也难得会来省亲，但他们均行踪诡秘，致使弄堂里的大多数人因缘悭一面而引以为憾，因此便极大提升了这户人家的神秘感；而早日揭秘这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成了大家翘首以盼的共同夙愿。

　　眼见弄堂里的人都对自己寄予厚望，阿胖媳妇就决定在日常的吵相骂中多添些调料以飨观众，尽管每次吵相骂时阿K娘子都不在场，但她无疑是那媳妇心目中与嘴巴上永远的“女一号”，至于祖孙两人则只能分担“老XX”与“小拉三”的反派角色，虽说是配角，但戏份也着实不轻；那媳妇虽以一抵三，但丝毫不露怯色，且越战越勇；据娄妈说那媳妇没有啥文化，但她似乎无师自通而深谙“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手法，所以她语焉不详却偏能动之以“情”，让人深感余音绕梁而意犹未尽，暗合了当今“言情”与“悬疑”相结合的剧情模式，因此这家人吵相骂的“收视率”便节节攀升，且始终稳居“同类节目”的榜首地位。究其原因，除了女主一以贯之保持着泼辣凌厉猛追穷寇的风格之外，还在于她不断地勇于突破底线，把向来视作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庭秘档”层层递进式地一一抖落,所以每次都为大家提供了一顿内容丰富多采形式酣畅淋漓的视听盛宴，以致没过多久弄堂里的人们又要惦记，“1号里好像长远没吵相骂了嘛，......”言语之中流露出对“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

　　后来身心俱疲的阿胡子的婶婶仓皇落跑，据说远嫁去了澳洲，小姑娘后来考取了卫生职校，如今在帮港商老公打理生意，阿胖夫妇的儿子长大后考取了医学院，后来在美国获得了行医执照，我的同学妞妞也很早就去了美国，她告诉我说阿胖媳妇托她一定要帮她儿子物色一位温良贤惠的女朋友；阿胖夫妇仍住在1号底楼；妞妞的爸爸已去世多年，她家搬离后又住进来一家人，男主人也是一位导演。

　　五十多年过去了，小时候发生的许多事，我都记不大清了，其实还远不止小时候，只是妞妞爸爸被打得鲜血淋漓的场景，我至今也无法作出选择性的记忆或失忆，难道它真的要跟随我一辈子而成为我永不磨灭的印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