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内卷，我在国外写代码，中年焦虑消失了

       随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红利逐渐消逝，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互联网人把目光瞄向了国外。在技术前沿的美国硅谷，在消费互联网方兴未艾的东南亚，在平静安宁的北欧，都能见到中国互联网人的身影。

       他们有人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试图逃离内卷，来到国外后，危机感和焦虑感减轻了一些。还有一些错过国内互联网浪潮的人，试图在新的环境中寻找职业生涯的第二曲线。

      这仿佛是一部互联网人的《出埃及记》。

　　挣脱魔咒

　　一年之内，李双悦连续遭遇了两次裁员。

　　第一次裁员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34岁了，作为一名已婚未育的女性，拿着接近40万元的年薪，公司打算趁她还没怀孕，先一步把她裁掉，不然产假一休，活干不了，白白损失一笔巨大的开支。

　　李双悦的老东家是武汉的一家港企，她在那里做数据分析师，已经做到了经理级别。2021年春节刚过，一个和她关系很好的HR突然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备孕、生孩子，她才意识到不对劲，原来公司的一份裁员名单上，已经有了她的名字。

　　在此之前，她本来已经打算转成程序员，去瑞典工作了，但裁员依然让她措手不及。“我老公知道我被裁员，安慰我可以安心在家做家庭主妇，照顾老人、带带孩子。”但她不甘心，认真读书、认真工作这么多年，自己才30多岁，在各方面能力更成熟，可以挑战更难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李双悦拒绝了丈夫的建议，开始从领英和一些瑞典公司的官网上找工作机会。也有一些猎头来找她，但都“把丑话说在了前面”——工资起码会腰斩，税前月薪1.5万都很困难，有1万就不错了。武汉虽然也有好的企业和好的职位，但这些职位要么是核心，要么工作强度很大。“不论哪一点都不会允许HR招聘一个34岁、已婚未育、可能马上准备生孩子的女性去做。这是机制矛盾，我没办法解决。”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流传着35岁失业的魔咒，不少从业者都会陷入到年龄焦虑中。《2021年中国程序员薪资和生活现状调查报告》显示，互联网企业对程序员的需求正在减少，与2020年相比，刚刚就业的程序员数量显著减少，工作两年以上的程序员占比则从73%上升到88%。35岁及以上的程序员占比仅为9.4%，不足十分之一。

　　经历了二十年高速发展，中国互联网行业增速下滑，用人需求少了，自然更愿意用低成本的、有一定经验的年轻人替换掉那些高薪的老人。

　　李双悦还是寄希望于国外的公司，她一边查找职位信息，一边开始每天在B站上学习代码知识，有空的时候就在力扣（leetcode，IT技术职业化提升平台）上面做题。经过两个月的面试，今年3月份，她成功入职了瑞典一家处于Pre-IPO阶段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不幸的是，公司主营金融业务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欧洲市场不断萎缩，公司上市在即，也需要压缩成本。5月份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又出现在700人的裁员名单中。

　　但这次她只慌了一个晚上。

　　被裁员后的4天内，李双悦连续收到超过240封面试邮件，还有很多猎头打来电话询问她的工作意愿。原来是公司成立了一个内部互助小组，把所有被裁员工的姓名、职位、联络方式等信息整理到公开文档，在领英上开放权限给所有猎头、各大公司的HR查看。一夜之间，几乎整个瑞典的互联网圈都知道她们公司要裁员。

　　在得知李双悦被裁员后，她的直属领导非常生气，立刻去跟COO沟通这件事情，还在公司大群里据理力争。“第一，他认为我在他团队里的位置很重要；第二，我刚来两个月，所有的行李都还卡在上海港口没有到瑞典，他认为公司就这样把新人裁掉很不人道。但最终，裁员的决策没有改变，他一怒之下交了辞呈。”

　　李双悦的同事们也都很好。当得知她被裁员但是行李还在路上时，有别的部门领导说自己夏天要出国度假2个月，房子可以免费给她住。还有女生打电话问她需不需要衣服，可以免费送给她穿。

　　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想过自己喜不喜欢这份工作、喜不喜欢瑞典，但经过这第二次裁员，她发现原来自己的上司也会为她鸣不平，会重视她未来的发展，尊重她的意愿，并为她提供一切尽可能的帮助。

　　现在，李双悦还在找工作，但她不急了。她觉得自己挣脱了35岁的魔咒，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只是时间问题。

　　“亲密关系”

　　“你上个周末是怎么过的？”Grab新加坡总部的走廊上，迎面走来的男同事叫住了李米，她听到这句寒暄吓了一跳。此前她在国内一家大厂做了4年产品经理，从来没有同事关心过她的私生活，现在听到男同事这样问，她甚至有种“这个人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想要追我”的错觉。

　　在这家上市不久的出行公司里，李米感受到一种奇怪的氛围，上级最常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日活、月活、产品进度，而是“你最近好吗？”“工作做得开心吗？”“组里现在做的事情还是太多，你认为有什么（功能）是不太重要可以先推掉的吗？”

　　在上一家公司，从毕业那会儿以校招生的身份进去直到离开，她都没有产生跟同事交朋友的念头，也很少跟同事聊工作之外的事情。

　　“361”（30%优秀，60%及格，10%淘汰）绩效强排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你和同事更多是竞争关系，不是合作。”有一次她和同事一起写晋升PPT，一部分产品功能明明是一起做的，但大家都默契地不问对方的准备进度，更不会给对方看自己的PPT，“生怕有什么亮点和成果被别人抄去”。

　　李米没在别的公司工作过，她天然认为同事是输入的条件句不同，就会执行不同程序的一群人——如果项目做出成绩，同事是和自己抢功的人；如果项目出了问题，同事就是把锅甩给自己的人。简而言之，是下班就想装作不认识的人。

　　在公司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在打造拼搏进取的人设。“今天好累，不想上班”这种牢骚话绝不能告诉任何同事，而且“本来也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想的”。

　　直到进入Grab，她突然面临另一种环境。在新加坡职场，好员工是美剧里那种成绩又好、又会打扮的社交女王，善于在一些工作之外的社交场合展现自己的谈吐。

　　李米一开始并不适应。她总是紧守边界，告诉同事自己不喝酒，但发现这个回答让所有人扫兴之后，李米决定退一步。“每次我就只喝一杯”，为获得集体的认同，她愿意妥协。

　　以前面对那种“你周末做了什么”的问题，李米会老老实实说在家待着，但后来发现这个答案太呆了，别人会认为她很无聊。“所以我宁可搬出上周末做的事情，也要给出一个有意思的回答。”

　　在国内，直属领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能不能晋升。但在新加坡，起码在Grab，直属领导对下属晋升没有一锤定音的话语权。除了需要直接领导的打分之外，还要请10个与自己工作关系密切的同事打分，相加之后得出总分。如果谁想升职，就得自己主动发邮件抄送大家、知会大家自己正在完成的工作，刷出存在感很重要。

　　进入到另一种价值体系里，过往的经验都失效了。

　　好的一点是，李米不再需要讨好领导，同事之间也多了一些信任。在之前的公司里，程序员不太信任产品经理，他们会觉得产品经理什么都不懂，总是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你之前也做过类似的，屁用都没有，这回你想清楚了吗？”“产品经理怎么能没想清楚就要求程序员写代码？”

　　来了Grab，李米发现程序员们都很相信她。“我说希望能上线某个功能，他们就会积极地反馈我什么时间可以开始做，有时候在系统里能看见他们真的是加班加点写代码。”

　　不好的地方在于，除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得到所有人认可，工作效率也因为平等的氛围被拖累了，任何大大小小的决策，需要每一个同事一致同意，最起码也是原则上同意，谁都能找她开会，也不好拒绝，真正的工作只能见缝插针地推进。

　　逃离无效内卷

　　爱尔兰每天早上9点，雅虎数据科学家金蕴从床边走几步到办公桌前，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在这里，效率不是唯一的追求，秒回工作信息也不是铁律，直到10点，金蕴很多同事才会把系统状态调成在线，他在9点发给同事的消息，通常能在11点左右得到回复。

　　下午5点半前，他合上电脑，就再也不会收到任何工作消息。每天属于工作和自己的时间，被两个数字精准分割开。这是一种一视同仁的分寸感，即便在金蕴做实习生的时候，美国团队的代教员工都会算准时差，不占用他的休息时间。

　　按照金蕴自己制定的OKR，日常工作通常在每天下午2～3点完成，剩下的时间由自己支配。“闲得长草”之后，他甚至在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读起了兼职博士。

　　每周不足38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还有可能继续降低，雅虎总部准备尝试在维持员工年薪不变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这一政策在2015年～2019年在冰岛率先实验，取得很好的成效。

　　同一时间的中国，996工作制在互联网行业逐步推行开来，大厂们喜欢“雇两个人，给三个人的钱，干四个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的活儿，让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

　　李米的老东家打卡时间是每天10～19点，但她承认，绝大多数工作日“19点是走不了的”，“就算工作做完了也不行”。直系领导的作息时间成为了更可靠的参考系。

　　有一天晚上9点，直属领导拍下空空荡荡的工区，在工作大群里问所有人：“这才几点办公室就没人了，你们最近回家都这么早吗？”李米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从此以后，临近下班，她会先确认一下领导的动态，熬到领导先走，她才敢和其他同事一同站起身离开办公室。

　　对在另一家大厂工作的程序员王滔来说，在裁员招聘并行成为部门常态之后，她无意间得知绩效考核要和个人加班时长挂钩，于是她的最新目标是成为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

　　研发需求一个压着一个，为了拿出工作结果，每个产品经理都说自己“是新需求、优先级很高、尽量把功能都实现”，而她应急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加班。除了王滔不善拒绝的性格，最重要的原因是，她需要用又快又准的代码证明自己符合组织对人才的要求。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废话少说，放码过来）。”王滔原本很喜欢Linux创始人的这句话，但现在如果有机会，她想问问这位52岁的前辈，写多少行代码才能避开裁员的漩涡？

　　李双悦也经历过这种荒谬。武汉疫情复工之后，整个行业就“卷”得很厉害，不仅是自己的同事，从供应商到整个行业上下游公司都在“卷”。那会儿夜里11:30下班是常态，同事们为了让老板看到自己的勤奋，下午去商场排奶茶2个小时，直到6点再缓缓打开电脑。

　　她不一样，总是尽量在工作时间内把所有事情高效做完，7点钟准时打卡回家。但这样的工作态度，公司并不接受。去年4月，另一个部门的领导把她拉到小屋里问：“作为一个经理级别的人，你为什么每天按时下班？”

　　她好言好语地解释：“我的KPI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我和老公需要自己开火做饭，不可能每天都11点回家。”他立刻反问：“那你们两家老人是都死掉了吗？”听到这句话，李双悦整个人处在惊吓的状态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来到海外，她又显得太过勤奋。在瑞典，李双悦还维持着自己在国内工作的惯性——实时回复、事事同步。

　　哪怕她正在吃饭，只要听到办公软件的提示音就会扔下饭碗，立刻去回复工作信息。但显然，海外的同事都没有患上这种“强迫症”。“我发出的消息，隔两天才有人回复是常事。”她说，“每个人都会优先自己手头有时间表的工作，中途进来的需求就是得等。”直到大半个月之后，李双悦才习惯这种等待。

　　她的上司们也感受到这种勤奋所带来的压力。

　　李双悦每天早晨都会用Google Keep记下自己当天要完成的工作，在每一项任务后面打勾、同步给同事和上级是规定动作。来了瑞典，她依然如此。李双悦每完成一项工作，对方都会立刻收到更新推送。

　　没过多久，直属上级就不胜其扰地告诉她：“不要再把任务表单同步给我，否则打开手机尽是你的工作信息，我压力太大。”领导委婉地说，工作总结每周更新就可以，她又拿出自己在国内写周报的劲头发了个文件夹过去，对方只好直说：“不不不，我没有想看。”

　　超时工作更会被严肃劝告。为了树立优秀新人的形象，第一次独立交报表之前，李双悦连续加班了一个星期。直到周五，上司发现她竟然晚上10点还在工作，立刻严肃地给她发了消息：这个时间，你应该关掉电脑，和家人待在一起。她只能尴尬地回复：“我这就去”。这件“耸人听闻”的事甚至直接传到了老板那里，对方认真地告诉她：每周工作时长绝对不要超过45小时。

　　“他们都嫌弃我太卷了。”李双悦说。

　　而对张森来说，出国之后的工作强度反而更大了。他在半年前加入爱尔兰亚马逊云总部，负责IT支持业务，帮助大客户寻找服务器问题。

　　PIP制度（绩效改进计划）是每个亚马逊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新人，他一度在危险边缘徘徊。亚马逊云的考核标准只有两个维度——服务客户数量、客户满意度。这要求他必须又快又准地解决问题，每天6～8个小时的工作排得很满，“不可能像之前的工作还有摸鱼的时间”。

　　他从来没有想到，大学毕业14年之后，自己竟然回到了都柏林大学的图书馆自学长达900页的《ECS开发者手册》。“而这只是其中一个服务，亚马逊云可以提供超过200个服务，每个服务的文档几乎都是这么长。”

　　他的妻子夏晓似乎也感受到亚马逊云内部竞争的压力，“公司里（技术人员）都是高手，他也在追赶别人吧”。

　　更高的追求

　　最近李米、金蕴、徐坤总是遇到国内亲朋好友和陌生人的提问：“怎么才能拿到海外大厂的offer？”“有没有内推的可能？”还有一些人纯粹把他们当作许愿池，“希望我也能在新加坡找到工作”“学文科的也想留在爱尔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人选择出海，这股风潮从两三年前就开始了，除了技术更前沿的硅谷、高福利的北欧，东南亚是更多人的选择，语言相近，文化相通，市场广阔，到处都是机会，特别像十几年前的中国。

　　李米当时去新加坡，就是为了陪男朋友，当时他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在新加坡更容易融资。现在她已经跟男朋友分手了，但不后悔来到新加坡。

　　成为下一个李彦宏的念头深深诱惑着徐坤。李彦宏从纽约州立大学硕士毕业之后进入硅谷infoseek公司工作。1999年，李彦宏带着彼时最先进的搜索引擎技术和120万美元融资回国，创立百度。至此，一个颇具统治力的互联网巨头拔地而起。

　　这是早被证明可复制的成功人生模板，但前提是学到一流的技术。为此，徐坤大学毕业就来到美国，先后转换几次赛道，最终选择在VR/AR领域研究三维模型重建方面的算法。今年3月，他在瑞士苏黎世参加了Google线上面试，但却失败了，接下来打算继续申请Magic Leap的职位。

　　徐坤很着急，想要快点找到最顶尖的技术人才合作，掌握最顶尖的技术，5年内回国创业。“2011年出国到现在，我错过了整个国内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房地产浪潮、创业浪潮，我肯定不甘心。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完全准备好，不只是运气不够，而是我还没有掌握到超一流的技术，没办法形成壁垒，创立一家公司。”

　　更多人选择离开，只是因为不想当一颗螺丝钉，不想做一台全年无休写代码、做产品的机器。

　　在国内，没有刷过力扣（leetcode）200道题的算法工程师不足以面大厂。把整个程序一句一句写在白纸上被称为“手撕代码”。在金蕴眼里，“就是考察候选人的背诵能力”。但进入到实际工作中，往往并不需要解决那么复杂、高难度的问题，而是对已经构建好的代码大厦修修补补，这让很多程序员觉得没意思。

　　在雅虎、亚马逊云的面试里，刷题没有用。

　　雅虎的技术面试只给了3道题，金蕴除了第一题写完了程序，第二题和第三题都只写了代码逻辑。要做什么、得出什么结果、提升什么功能，“这要是在国内，我肯定过不了”。

　　有时候国外企业也会拿一些还在研究阶段的问题来考察候选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考察背诵Leetcode题库的能力。加入雅虎后，金蕴每天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开技术研讨会，真正写代码的时间很少，他还申请了兼职博士，雅虎也非常鼓励员工一边学习、一边研究。

　　国内企业的HR倾向于拿着题库问张森，“怎么在服务器调取某个文件，文件权限怎样显示”。但在亚马逊云6个小时的面试里，问题变成“谈谈你如何面对一些棘手客户？”

　　一个人过往的工作经验、思考问题的逻辑，甚至有无种族、年龄、性别歧视都变得格外重要。“这些企业不是想随便招一个人，而是想招到我这样的人。”张森确信。

　　但选择了诗和远方，就一定能躲得过生活的苟且吗？

　　来到爱尔兰都柏林，张森一家彻底变成月光族。妻子夏晓全职带孩子，张森的“收入一半交给政府、一半交给房东，剩下的钱只够一家人吃饭”。

　　按照张森的收入水平，每个月有接近40%的工资要交税，“税后的薪水应该不会比都柏林普通的蓝领高很多”。

　　《爱尔兰时报》去年调查显示，在全球首都城市的租房成本排名中，都柏林位列第六，租金平均每月1643欧，每月净工资为2960欧。张森居住的地段算是中产社区，不到80平米的房子每个月租金高达2350欧，并且按照合同约定，租金将以每年5%的比例递增。

　　“从前两个人工作还能攒钱，现在真的是一分钱都剩不下。”夏晓说。

　　父母虽然对李米出国工作的决定不置可否，但她知道，他们心里盼着自己唯一的女儿回国。

　　新加坡靠近赤道，全年潮湿多雨。在某一个雨天，李米看到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的《雨》。身在异乡的她记下了这句：

　　“你还不懂得时间的微妙。它不是只会流逝，还会回卷，像涨潮时的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