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上海

　　好长一阵了，不时能看到叹息香港衰微的文字，而近期自然又增添了感伤上海沉沦的主题。未免有情，这也是应有之义吧。

　　说起来，沪、港确是可以放到一起来谈的。不止因为沪、港经常被并举为“双城”；不止因为1840之后，洋鬼子多是从香港去上海的；也不止因为1949之后，上海人南下香港的多如过江之鲫。我是觉得，作为大都会，上海和香港本有共通的性格。

　　若着眼于中西交通史的立场，溯古思今，在近五百年间，中国有四个最重要的“海市”：澳门，自明朝开始成为西洋人最早的立足点；广州，在清朝前期主导了中西贸易；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中外交汇的中心；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后兴起，在1949之后成为国共势力外的政治飞地。相较之下，澳门太小，广州太早，上海、香港无疑是“海市”风气最为浓厚的城市，当然，也可说是西洋风气或殖民地风气最为浓厚的城市。在西风东渐之际，上海作为半殖民地，香港作为殖民地，是中国走向“现代”、走向“西方”的标杆，可谓关系万千重，代表了新时代的荣光：上海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光，香港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光。

　　沪、港是特别的。它们不止是一个海港，也不止是一个城市，还代表了一种商业精神和生活方式。当然，上海的“海市”传统经历了政治风暴的大清洗，本已消磨净尽，奄奄一息，如今的“海市”传统其实是近三十年招魂续魄所造就的；而香港由于原先得与大陆隔绝，“海市”传统绵延不绝，其深度和广度自非上海可与相比的。

　　近年来，我颇关注古代海洋史及贸易史，也留意到历史上很有些特立独行的“海市”，比如：地中海克里特岛的米诺斯，达达尼尔海峡东南岸的特洛伊，地中海东岸（所谓“黎凡特”）的推罗、贝鲁特，爱琴海东岸的士麦拿，爱琴海东南的罗得斯，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印度西海岸的吉吉拉特、马拉巴尔，印度洋的斯里兰卡（旧称“锡兰”），马六甲海峡北部的马六甲、新加坡，日本本州岛南岸的堺。这些城市声名或大或小，但都曾盛极一时，并凭藉其近海的地理优势形成了各自的贸易传统。

　　简单说，远程航海的需求和实践，更易于促成契约和自治的传统，而非暴力和专制的传统；对外贸易的需求和实践，更易于促成开放和互利的意识，而非保守和垄断的意识。当其势力盛大之时，商人与海军相济相成，遂造成强大的军政体系，甚至更进而成为独立国家——往往是有民主性格的共和国，至少也是开明的君主国。这些“海市”，这些“海港共和国”，多处于传统政治地理的边缘，是异质的种族、文明、语言错杂交互之地；但在财富无形之手的驱动下，西方东方白种黄种皆能和平共处，“非我族类”却如“四海一家”，这是政治和社会史上很值得珍视的遗产。

　　这样来看，沪、港囿于天朝上国的政治阴影，固然不足以形成城市自治的传统，但在集体潜意识上，它们与“海市”与“海港共和国”是气息相通的。大凡“海市”，多有共同的气质：一方面是显性而消极的，重商，崇洋，拜金，势利；一方面是隐性而积极的，开放，宽容，平等，文明。我想，这大体也就是沪、港共享的市民气质吧。

　　到如今，“双城”在不可抗力之下先后溃败，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

　　我所在的广州，积淀了“十三行”时代的历史记忆，比之上海、香港是一座更古老的“海市”，自然与彼气味相投。那么，我作为广州人，又岂能没有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之感呢？

　　不过，从历史上看，“海市”必然只限于一隅之地，财富虽有余，人力终有限，其武力自不足与大陆型政权相抗衡。故“海市”之兴，往往是势有必致，而“海市”之衰，又是无可奈何的。

　　米诺斯和特洛伊的废墟早已深埋地下，直到近代才重现于世；推罗曾被新巴比伦王国攻占，以后更被亚历山大大帝彻底摧毁；而在“迦太基必须毁灭”的口号下，迦太基果然被罗马完全夷为平地；还有，骄傲的堺最终屈服于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而威尼斯共和国也放弃抵抗，终结于拿破仑的铁蹄。

　　这样来看，“东方之珠”和“东方明珠”一损俱损，固然是历史的愚蠢，却未必是历史的意外。

　　但我们终究是有黯然之感的。在谈论《清明上河图》时，张岱有几句话：“乃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这也正是我对今日上海、香港的感觉。当时只道是豪门的铜臭、明星的恩怨、市井的低俗而已，等到繁华散去，等到“我们回不去了”，始觉得那些“万千星辉”的可贵与可爱。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各自流露了他们的怀旧和感伤，我向来是很叹赏的；但现在想来，我不过是纸上得来，又何曾真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经验呢？不同于那些民国前辈，我们这一代，生长于最匮乏的年代，同时也是物极而反的年代，在政治上，我们固然目睹过挫折和倒退，但在生活上，我们却一直是在走出匮乏、走向丰裕。是的，我们从未有过繁华不再的切身感受。

　　——直到此时此刻，物的匮乏和人的野蛮猝然重现于眼前，我才顿时体会到曹丕说的“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体会到王羲之说的“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体会到王勃说的“胜地不常，盛筵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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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我不悲哀。

　　我愿意向龙应台致敬，愿意摹仿她的话，“我是中国人，我不悲哀”。

　　堺不复存在了，但又有了大坂，堺仍在大坂之内；马六甲衰落了，但新加坡又崛起了；上海、香港取代了广州，但广州仍在。我还好好地生活在广州。城市有生有死，也生生不息。物极必反，往而有复，“海市”传统终究是不可能灭绝的。它必将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