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

　　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人是职业的纳粹党分子，极权统治来临之际，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的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作所为的？

　　小镇的历史和节日

　　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的一个古老小镇，克罗嫩贝格人对犹太人有着传统的欧洲式仇恨，这一传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基督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然而克罗嫩贝格是安静的，即便在“三十年战争”中，小城镇也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16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庆祝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十五周年，那是一夜狂欢。三百年后的19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再度迎来狂欢之夜：庆祝摆脱《凡尔赛条约》以及获得“解放”十五周年——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的这一天成为纳粹党的重要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天，这一夜，克罗嫩贝格镇冲锋队队长、裁缝施文克，在党卫军指挥下，制造了焚毁犹太教堂的案件。这一夜，不仅克罗嫩贝格，在所有纳粹控制地区都出现了冲击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史称“水晶之夜”。

　　被收买的正义

　　对小人物身份的认同，使“小人物”成为他们固定自己身份和心灵的符号，没有人将自己视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人”，因而，不论在身份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没有走出等级制度的桎梏。他们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以一种独特的平静，木然地注视着德国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认识外部世界。现实的利益和纳粹党的洗脑，使他们彻底丧失了对善与恶的分辨能力。

　　迈耶说，这种状态构成了德国社会的两种真相：“纳粹分子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分子不快乐的真相。”我认为应该还有第三种真相：受到迫害的那一部分人，不仅没有丝毫快乐，他们还将随时面临死亡。

　　这些不能介入、参与到纳粹政治体系中的普通德国人，也是普通的纳粹分子，依然各行其是：读书、看报、工作、生活，就是从来不对纳粹统治提出任何异议。当犹太人的灾难不断降临，不断加深、加重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庆幸自己不是犹太人。

　　他们麻木但并不糊涂，他们具备了日耳曼民族与生俱来的强大的理性和惊人的算计天赋：他们清楚地，或者下意识地就能感觉到，什么是自己应该知道的，什么又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

　　在为生活恩惠的事物中（指纳粹政权对民生方面的某些提高），德国人整体地、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无差别共同体，拒绝思辨，胆怯地维护着家人的安全、工作或财产。

　　选择性失明

　　选择性失明是这群小人物的共有特征，在他们的生活范围内总会有犹太人的存在，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迅速减少，一个个从自己的身边消失。对于一件“无害”的事情，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知情人”：他们知道犹太人被允许携带财产离开，知道“只有少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理由是他们是德国的叛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只允许随身携带五十至一百马克，“更不知道”占领区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被关进集中营，因为一旦知道这些，内心要承受煎熬，良知要受到折磨。

　　齐克隆B原本是一种除虫剂，化工厂经理得到的却是没有任何书面信息、只有口头通知的机密订单。工厂经理很可能听说过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方案，只要他稍加观察，也许就能知道齐克隆B的用途，但没有任何人关心它的去向。属于中间阶层的工厂经理尚且如此，那些真正的“小人物”会更好吗？

　　当然，他们往往确实不知道真相，这是一个事实，但只要他们稍加留意，就可能很快知道真相：在德国，纳粹党并不刻意避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报纸上恶毒地攻击犹太人，在街头随意殴打、羞辱犹太人，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种暴行却不能在他们内心产生一点怜悯和反省——什么样的政权允许如此荼毒自己的人民？

　　德国的情况很复杂

　　精神死亡的恐怖性和疯狂的纳粹主义的恐怖性是一致的。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要这些德国人承担罪责是困难的。战后在对战犯进行处决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人类已经进入拥有全球性道德的新时代”，但“全球性道德”不论是对纳粹党领袖还是普通民众统统地不具备。刽子手们为此辩解，说自己都是按照命令行事，至于普通公众更觉得自己对这些罪恶一无所知。他们拒绝服罪，拒绝忏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纽伦堡审判没有从根本上对德国人产生什么影响。

　　选择性失明的过程也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面对严重的犯罪事实，他们总是自艾自怜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记忆为自己进行辩护，总是想从自己或国家的创痛开始书写历史，对造成这种创痛的原因却只字不提。对一战态度如此，对二战态度依然如此：你提及1914年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谈论1918年的战败；你提及1939年发动的世界大战，他们就会说1945年的战败。仿佛全世界都在与德国为敌，法西斯德国则是无辜的。

　　为什么会这样

　　德国文化是精英式的，他们创造了非常精细的文明，19世纪德国的文化在整个西方也堪称出类拔萃，他们创造了理论，也掌握了理论，于是，“理论就变成了激情”，不仅全心全意地进行创造，也全心全意地追随纳粹运动。德国人把一种独特的精神归于自己，而把一些低劣的精神当作其他民族的产物。当这种民族感情或者说民族性格被纳粹主义所利用时，立刻变身为极端种族主义，纳粹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地球上的精英人物，并要把地球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都送进地狱”。

　　但精英只能是一部分人。雅利安人面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时候是高贵的，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雅利安人，于是，他们又立刻自我矮化为“小人物”，他们会因为自己是“小人物”而自私到令人错愕的地步。恰恰就是这群日常生活中极端自我的德国人，变成了成群结队的爱国者，变成了为德国利益能够即刻做出自我牺牲的人。在爱国主义旗帜之下，他们首先是道德堕落，接着便丧失了人性。

　　德国人的理想是危险的——他们有责任感，但从不强调个体的责任：他们也依靠信条，却只是自己的信条。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交给了“小人物”。从来不曾发生过“内心冲突”。不论做什么、选择什么都显得那么淡定，那么坦然。

　　他们遵守纪律并执行命令，却从不过问命令的来源和内容是否合法。

　　自由，是一种选择的习惯，德国人不习惯自由。

　　我们无法带着微笑去面对极权主义的罪恶，但我们看到，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极权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尤其在经历过这种罪恶统治之后，人类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审视和批判自我，德国也不例外。尽管我们看到德国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但终究还有如马丁尼莫拉牧师这样的人。

　　当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德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的开端。一代人的精神死亡了，另一代人却从死亡的废墟中站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