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与俄罗斯：千年来谁出卖了谁？

　　罗斯众城之母

　　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被誉为“罗斯众城之母”。它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最古老城市，位于第聂伯河右岸一块高度约90米的台地，三面濒临陡峭悬崖，形势险峻。东斯拉夫人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作于公元12世纪）记载了关于“基辅城”的由来：波良人部落首领三兄弟——基伊、塞克和霍里夫共同“建造城堡，以长兄的名字命名为基辅。”其时在6-7世纪之交。这是后世基辅城的核心。

　　基辅处于三条重要商路的交叉处。一条通过第聂伯河的“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从水路上把波罗的海一带与黑海连通。另一条陆路大商道由东向西：自黑海起，经基辅、克拉科夫、布拉格，把阿拉伯世界与西欧连接起来。第三条商道起自里海，通过基辅抵达波罗的海，把阿拉伯世界与北欧连接起来。可以说，谁掌握了基辅城，谁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这一地区广大的土地上。历史注定将赋重任予基辅城。

　　公元885年，历史上第一个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基辅罗斯，便以基辅为中心建立。在其鼎盛时期，基辅罗斯的版图北到波罗的海、南到黑海，从西面的波兰边境往东延伸到遥远的伏尔加河，是当时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大公弗拉基米尔感到斯拉夫人原始的多神崇拜已不适合统治如此广袤国土上的众多臣民，为此他向各邻国派出使节，考察适合罗斯的宗教。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西方教会（天主教）的教堂和仪式不够富丽堂皇。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他的使者们为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仪式而倾倒：“我们不知道是在天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简直叫我们难以形容。”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命令捣毁所有异教神像，大公属下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就此奠定了东正教-斯拉夫文明的基础。

　　好景不长，到了12世纪，盛极一时的基辅罗斯走向衰弱，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基辅大公只保有名义上的尊崇地位。就连这统一的最后残余，也在蒙古人可怕的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1240年，横扫东欧的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统率15万蒙古大军兵临基辅，很快包围了这座当时罗斯最大的城市，“鞑靼（蒙古）人的无数兵车声、牛和骆驼的鸣叫声、马嘶声及野蛮人的凶恶的喊杀，众声沸腾，以至同在城内的人彼此说话都听不见”。蒙古人很快就用从回鹘人那里学来的投石器攻破了基辅的城墙，随后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包括由弗拉基米尔大公建立的罗斯第一座石砌建筑——雄伟的什一教堂。基辅以南的第聂伯河两岸土地变成一片人烟绝迹的荒野，一直持续到16世纪晚期。基辅罗斯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早在1187年，“乌克兰”的名称已经在史籍上出现，意为“边区”，且又有“小罗斯”之称。因此，逐渐形成的乌克兰民族也被称作小（俄）罗斯人。对于昔日基辅罗斯的历史归属，今天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各执一词。在俄罗斯看来，基辅罗斯是俄罗斯的民族摇篮，是俄罗斯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1240年基辅罗斯被蒙古人摧毁后，幸免于难的居民北上迁徙到“俄罗斯母亲的心脏地区”，莫斯科公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基辅罗斯。“在一系列的领土变更中，俄罗斯国家从基辅罗斯延续到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乌克兰人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不是基辅罗斯文化的正式继承者。”对此，（尤其在独立以后）乌克兰学者则反唇相讥，声称那些北上的居民在故乡局势稳定后又返回了原居住地，因此“基辅的光荣”应该属于基辅罗斯的直系后裔乌克兰人民，在16世纪以前，乌克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文化上没有任何联系，“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开始于东北地区，而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则始于基辅罗斯。此后两个民族独立发展，尽管他们的命运有时交织在一起”。

　　哥萨克与沙皇的“解放”

　　无论后世如何争夺基辅罗斯的“所有权”，蒙古入侵灭亡基辅罗斯与随后的“鞑靼桎梏”确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命运的分水岭。与莫斯科从一个边境城堡转变为罗斯东北部的地理和政治中心，并以此形成俄罗斯民族核心的莫斯科公国相比，乌克兰显得命运多舛，根本无力抵御外部侵略，只能屈服于异族的统治。1340年，立陶宛人打败了金帐汗国的鞑靼人，夺取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随着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签订卢布林联盟条约，立陶宛统治下的乌克兰又并入了波兰-立陶宛贵族共和国（往往统称波兰）的版图。

　　波兰历史学家对“卢布林联盟”大加颂扬：肥沃的乌克兰土地为拥挤在自己贫瘠的维斯瓦河流域土地上的贵族开展殖民拓垦提供了广阔的幅员。当时波兰是欧洲“谷物的最大出口商”，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贵族地主纷纷在这里建立大庄园，而把乌克兰人变成农奴。更令乌克兰人无法忍受的是，波兰把自己看成“保卫欧洲基督教（天主教）的前哨”，强迫乌克兰人天主教化。许多乌克兰人在威逼利诱下改信天主教，埋下了日后乌克兰东西部对立的种子。

　　经济和宗教的双重压迫迫使乌克兰农民大量集体逃亡到波兰统治薄弱的东部边疆，他们被称为“哥萨克”，意即脱离本民族的自由民。乌克兰哥萨克在面对波兰封建主、犹太人管家和商人的盘剥以及鞑靼人、土耳其人的侵袭时，主动承担了保卫家园的职责，成为了在草原驰骋的勇士。乌克兰的哥萨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准国家组织“盖特曼”，到1648年，终于爆发了反抗波兰统治的大起义。

　　起义领袖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1596-1657）被认为是乌克兰最伟大的军事政治领袖。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历史学家在历史事件上的看法龃龉不断，唯独对此一致公认。赫梅利尼茨基本是苏博蒂夫的一个小庄园主，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1647年发生的一次变故改变了他的事业。当他离开自己庄园时，他的妻子被一名波兰贵族绑架了，幼子也被那个贵族的随从残忍地打死了。他却不能为这个案件从波兰法庭获得满意的答复（将他的妻子判给了罪犯！），他被波兰的司法所激怒，“这次个人遭遇把他从一个完全忠心地臣服于波兰的贵族变成了一名华沙的坚定敌人”，从而组织了反波兰的哥萨克起义。

　　连年战争使得乌克兰经济最发达的第聂伯河两岸废墟成片，人口损失高达30%以上。波兰只想用武力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叛乱首先必须由军队镇压。”尽管获得了许多胜利，但力量有限的哥萨克“盖特曼”已无力再战，只能寻求外援。权衡利弊之后，乌克兰投入了沙皇俄国（1533年由莫斯科公国改名而来）的怀抱。

　　1654年1月18日，乌克兰在基辅近郊小城佩列亚斯拉夫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层哥萨克大会——拉达大会。赫梅利尼茨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你们都知道，我们的敌人想灭绝我们，甚至连罗斯这个名词都不让在我们的国土上提及。因此，请你们从四位皇帝中选择一位国君。第一个是土耳其苏丹，他压迫（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第二个是克里木汗，他已多次使我们的弟兄们流血牺牲。第三个是波兰国王，至于波兰地主的压迫就无需多言啦。第四位是俄罗斯沙皇，东方的皇帝，唯有在信奉东正教的沙皇那里可以找到最令人放心的庇护和栖身之处”！按照哥萨克的传统，在场的人们高声呼喊表示同意。当天，哥萨克就与来自莫斯科的使节签订了宣告乌俄结盟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

　　匪夷所思的是，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协议正本竟然已经丢失了，更有甚者，按照俄罗斯古文献家彼得·沙夫林的考证，连副本也有可能是沙皇伪造的！因此，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协议的内涵分歧严重，在沙俄-苏联时代，“这是两个斯拉夫民族的重新合并，乌克兰人民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渴望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如果没有合并，乌克兰民族不可能得到拯救”是不容辩驳的主流观点，但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学者更倾向认为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双方各执一词，反正是死无对证。

　　不管怎样，结盟之后俄国如约出兵对波兰开战，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盖特曼政权。1667年和1686年俄国两次与波兰签订条约，将基辅与第聂伯河以东的土地并入了俄国，乌克兰人在莫斯科统治下的日子开始了。

　　乌克兰人很快就发现，这是“乌克兰国家的严重错误和战略失策，导致乌克兰人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莫斯科并不是解放者，只不过是以“俄罗斯化”代替了“波兰化”。沙皇逐步取消了哥萨克人的自治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与俄罗斯本土完全一致的行省体系；“乌克兰”的名称遭到禁止，被更加政治正确的“小俄罗斯”代替；乌克兰语被视为俄语的一种方言（两者互通），禁止乌克兰语文艺演出，也禁止学校教授乌克兰语。许多乌克兰（尤其是东部）精英逐渐被同化。最典型的就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得力助手维克多·科楚别伊。他说:“尽管我生来就是个‘一簇毛’（当时对乌克兰人的蔑称），但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是个俄罗斯人”。就连乌克兰最伟大的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知名度也远不如同时代的乌克兰作家果戈理，后者用俄文撰写的《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被列入经典俄语文学名著的行列，本人甚至通常被（不正确地）视为俄罗斯人。

　　大革命与大饥荒

　　到1914年，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属于俄罗斯帝国，而以利沃夫为中心的西部加利西亚地区则是奥匈帝国的领土。在悲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军中作战的乌克兰人先后多达350万，在奥匈军队里也有25万乌克兰人。分属两大阵营的乌克兰同胞被迫兵戎相见，充当了统治者的炮灰。

　　大战的结果是古老帝国走到了末路，1917年二月革命宣告沙皇政体的崩溃。4月份，基辅召开了乌克兰中央拉达大会，中央拉达主席，著名乌克兰历史学家格鲁雪夫斯基在圣索菲亚教堂广场上向游行队伍发表了演说“乌克兰人！千年的枷锁已被打破，你们解放的时刻到了！”十月革命之后，1917年11月20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独立、自由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几乎与此同时，听命于莫斯科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随即陷入内战，局势一片混乱。

　　在欧洲国家的近代史上还不曾有哪一个国家经历如此激烈的内战、政府权力如此彻底的瘫痪。当时乌克兰同时存在多达6种互相仇视的武装力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古城基辅竟然在“佩特留拉匪帮”、白军、红军、波兰军队间五次易手。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形下市民无所适从，见什么人挂什么旗的窘境：“……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

　　最后，保尔·柯察金为之奋斗的苏维埃红旗战胜了“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今天乌克兰共和国的国旗）和其他势力。除了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其余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成立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并于1922年12月30日以加盟共和国的身份正式加入苏联。

　　为了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工业国，从1928年开始苏联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然而，苏联工业化的实现是靠牺牲农业的巨大代价换来的，苏联一方面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一方面在国内采取武力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在粮食产量不断下滑的同时，中央的粮食征购指标依旧很高，这最终导致1932年史无前例的饥荒。

　　作为苏联的粮仓（当时粮食产量占全苏42%），乌克兰在这次大饥荒中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1931年，乌克兰粮食产量1760万吨，上缴国库700万吨。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降到1280万吨，但苏联政府的征粮指标还有660万吨！最后，这一年苏联政府竟从乌克兰运走700万吨粮食，付给农民的粮款只相当于市场价的5%。在这一年的冬天，乌克兰一个5口之家的农户只有80公斤存粮。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有1.7公斤。农民只好宰杀牲畜，收集野菜和树叶来补充粮食的不足。在长达22个月的饥荒中，农民没有见到过面包，食品严重短缺，大批人因饥饿死亡，农村变成一个个废墟。为了防止饥民外逃从而泄露饥荒的消息，扰乱工业建设，苏联政府甚至动用武装力量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两个月内，超过22.5万名农民由于逃跑而被捕，有85%的人被送回了自己的村子，等待他们的仍然是饥饿和死亡。

　　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2008年公布的数据，在这场饥荒中全苏联共有700万人死亡，其中乌克兰人超过一半，达到400万人（当时乌克兰总人口约3400万）。对此，乌克兰历史教科书指责“1932年大饥荒是莫斯科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压制乌克兰人独立愿望”。俄罗斯则认为，饥荒不仅造成乌克兰农村人口大量减少，苏联其他地区农村人口也急剧减少。1926年和1937年全苏人口调查数据表明:30年代初的饥荒导致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减少30.9%，伏尔加河流域减少23%。因此，这场饥荒是“我们的共同灾难”。

　　大饥荒前的1927年，俄罗斯人的数量是乌克兰人的2.25倍。而到了大饥荒后的1937年，俄罗斯人已是乌克兰人的3.5倍，占苏联斯拉夫人总数的比例上升到四分之三。俄罗斯人在苏联特别是斯拉夫民族中一家独大的人口格局就此奠定。

　　2013年12月8日，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反政府示威者组织“百万人大游行”推倒列宁雕塑。基辅的抗议示威是乌克兰橙色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

　　从兄弟到邻居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乌克兰大地再次沦为杀戮场。对于这场战争，今天的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从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视角做出评价:“对我们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不公正的一场战争，因为无论苏联、还是德国都没有考虑过乌克兰独立问题。英明的乌克兰人明白，无法指望别人的帮助，只有自己能决定国家的命运。1942年乌克兰反抗军成立，反抗军从法西斯分子手中解放了城市和村庄，保护了和平居民。苏联政府不希望乌克兰拥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在1943年纳粹侵略者被赶出乌克兰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同乌克兰反抗军作战。旨在消灭乌克兰人民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在西乌克兰，人们把二战期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杰拉分子视为民族英雄，在一些地区竖立着班杰拉分子等人的雕像和纪念碑。相反，聚集着大量俄罗斯族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则为曾经解放乌克兰后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克兰反抗军杀害的苏联杰出统帅瓦图京大将建立了纪念碑。

　　二战结束之后，原先属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乌克兰人聚集区被划归苏联，实现了“所有乌克兰人都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夙愿。1954年2月，作为庆祝《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300周年的活动，赫鲁晓夫把沙皇1783年从鞑靼人手里夺来的克里米亚半岛作为“友谊的象征”赠予乌克兰。现代乌克兰的疆域就此最后形成。对于赫鲁晓夫的慷慨，俄罗斯一直耿耿于怀，苏联解体后的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居民也一度出现过声势浩大的从乌克兰独立的浪潮；可是乌克兰却也并不领情，“在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之际，把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乌克兰是企图把鞑靼居民从半岛迁移出去的部分道德责任转嫁到乌克兰头上，迫使乌克兰负责恢复半岛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莫斯科中央则毫发无损，因为同样可以监督乌克兰”。

　　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的时候，恐怕不会料到俄乌还有分家的一天。莫斯科越来越倾向相信，在“牢不可破的联盟”之中，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最后解决，各民族将以俄罗斯人为核心形成新的共同体——“苏联人民”。但平静的表面下始终有反抗大俄罗斯主义的暗流涌动，1972年5月，乌共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被解职，第二年被赶出苏共政治局并强迫退休，他的罪名是在1970年的乌克兰文著作《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中讴歌了乌克兰的历史，肯定了哥萨克“盖特曼”的进步作用，对本民族的爱溢于文字之间，因此“过多地渲染了过去的乌克兰”、“有民族主义情绪”。与他相关的3.7万人受到牵连。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生于1908年的谢列斯特的寿命竟然比成立于1922年的苏联还要长，在1996年去世前，谢列斯特有幸见证了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1日，就在“8·19”事件后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维护一个哪怕只是徒有虚名的联盟而苦苦支撑的时候，乌克兰举行了全民公决，83%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9.85%赞成独立。这给了摇摇欲坠的联盟大厦致命一击。在人口和综合国力上，乌克兰是联盟内的第二大国，它是苏联的粮仓和重工业基地，1950年代至80年代，乌克兰上缴中央的资金占苏联预算的五分之一。联盟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承认，“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乌克兰的联盟”，乌克兰的独立敲响了苏联的最后丧钟。

　　在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布热津斯基看来，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是俄国在地缘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乌克兰从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国人极为接近的5200万人”；“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日趋更加亚洲化”。

　　这当然是俄罗斯所不愿接受的。许多俄罗斯人仍然认为，乌克兰（“小俄罗斯”）只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很难从心理上接受乌克兰独立的事实。2008年4月，普京甚至在北约峰会上对美国总统布什说：“乔治，你不了解，乌克兰甚至算不上一个国家。乌克兰是什么？它的一部分领土属于东欧；而且相当一部分领土是我们赠予的”。这不啻坐实了乌克兰人的担忧：“他们的国家体制的外部危险来自于过去的宗主国，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都在毫不留情地压制乌克兰人获得自由的一切尝试，即使是现在它也没有对独立的乌克兰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于是乎，乌克兰与俄罗斯这对昔日的好兄弟似乎已无可能成为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