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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江苏徐州,充满复杂情绪。
12岁时我人生第一次出省,就是在徐州火车站坐车,前往河南郑州和新乡探亲。当时徐州的繁华热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比老家小县城,徐州确实是另一个世界。
2007年,我已经在中国最好的报社工作。5月的一天,北京出差结束之后,我坐火车到了徐州,然后再坐三小时大巴,就可以到老家了。
没想到,在徐州,我遭受了一次侮辱性的偷窃。
从徐州火车站出来之后,我坐上了一趟公交车转往长途客运站。车上没几个乘客,我选了一个靠后的位置。我还是很放松的,因为江苏的治安状况很好,在当时的广州,我的包都不敢背在后面。但是到了南京等地,我从不担心被偷被抢。
到了终点站,下车后我一摸内侧口袋,钱包没了——外套在腋下的位置,不知不觉被划了一道口子。正在万分懊恼时,我发现钱包居然被挪到了外面的口袋里。打开一看,现金全部没了,但身份证、记者证以及一张银行卡还在。
对小偷,我不知道是该痛骂,还是该感谢,毕竟人家把最重要的证件还给我留下了。一起下车的当地人看我被偷了,见怪不怪地安慰说,这趟车上是贼窝,外地人没有没被偷过的。
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新坐回那趟公交车。我心中隐隐希望,再次遇到那个小偷。这次,我在公交车上一直保持警惕,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放了两百块。我心想,要是这次小偷能知道我哪个口袋里有钱,而且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那我就服了。
结果我挑衅专业人士的后果很快显现,我成功地又被偷了一次。口袋里的两百块不翼而飞,但是我不知道何时被偷、怎么被偷、谁是小偷。
太丢人了,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如此侮辱性的打击。我只好灰溜溜地打电话告诉家人,给我打钱。
15年来,我再也没有去过徐州。这个地方,我惹不起,但躲得起。
1
地处江苏西北部的徐州,紧挨着鲁南皖北,离河南也很近。
徐州,确实是很不像江苏的一个地方。这里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既是交通枢纽,又是千年帝乡,刘邦、项羽、曹操、孙权、萧道成、朱温、朱元璋,这些历史上的狠角色,都是徐州或周边地区的。
民风彪悍,是省内人民对徐州的一致评价。
再一次密集想起徐州就是丰县八个孩子的母亲被铁链拴住一事,让我整个年都没怎么过好。
每天,我都想把这件事写出来。但是坐到电脑前,我又不知该如何下笔。当你情绪太满时,反而会一筹莫展。我看了很多写丰县的文章,和无数善良的人一样,我也想表达我的愤怒。
某种程度上,我更应该表达,因为在我的家乡江苏省泗阳县,距县城不远的来安乡姜集村,上世纪90年代一度是整个苏北最大的人口贩卖批发市场。也许,丰县的一些女人,就是从姜集村转卖过去的。
丰县那个通告里的部分内容,和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是吻合的。
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陈业强,2010年曾到通告提到的云南福贡县做过田野调查。
在他多次做田野调查的村庄总人口2100多人,嫁到外地的女性就有100多人。福贡县公安局记录,福贡县从1988年到2009年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被拐卖外流的有1750人。
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山区拐卖妇女到苏北以及周边的山东、河南,起于1978年之后,蔓延于80年代,在90年代达到顶峰,进入本世纪之后因为打击力度的加强,逐渐开始减少。
这整整二十年,无数青春少女被人贩子拐骗至穷乡僻壤,断送一生。
纪实文学《古老的罪恶》透露,1986年以来,从全国各地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有48100名。徐州市由40多名出租汽车司机组成的犯罪团伙,共劫持、拐卖妇女101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
据1987年山东省兖州市收容遣送站统计,近几年流入妇女逐渐增多,仅1985年10月份以来,就有357名被拐卖来的妇女。
1988年,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曾做过"11名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的报道。11个女研究生中,有一个24岁的女孩,是上海某重点大学研究生,还是班长。她长得很漂亮,1.70米的苗条身材,眼睛又大又亮。却被另一个小姑娘骗到了山东郓城,卖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在那里,她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屡屡求死,但都未成功。在被严密看管的情况下,她曾写过一首"字头诗",叫《地之赞歌》:
到处障碍到处沟,此时祸来何时福。来日方长泪难断,寻觅无望愁更愁。
侯门玉女落此难,集市闹区方荒凉。宫庭宅院不能住,庄户人家落了户。
宫庭宅院又如何,长眠此处亦难过。恩爱昔日何处寻,只等来世报君恩。
把这首诗每句头一个字凑在一起,就是"到此来寻侯集宫庄宫长恩"。她曾先后发出4封信,但都如石沉大海。
那个年代,还发生过一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贵州一个妇联主任来山东解救当地一位被拐卖的妇女,走在街上时,被几个当地人绑架了,,,
郓城县公安局发给有关部门的一份公开简报——《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记载着这样的数字:自1978年至今(1988年),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的占30%。
这份报告上还有如下记载: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菏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宦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一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被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一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卖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而对应的是云贵川等地大量年轻女性的被拐卖。被拐卖女子最多的可能是云南。在我的家乡,以及周边县市,当年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云南在,不怕没后代。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北非常贫困。那些混得最差的人,在本地是找不到老婆的。为了生理需求,为了传宗接代,或者为了面子,他们只能把目光转向更为贫困的云贵川。
云贵川那一片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向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文盲率高,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对女孩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女孩子往往十二三岁就嫁人,有时给个两三千块钱甚至更少,就能把女孩给领走。即使被拐走了,很多家庭因为种种原因,也缺乏寻找的能力和动力。
买入妇女最多的苏北、山东、安徽北部、河南,这一片都属于黄泛区,也属于同一个文化区。语言、饮食、风俗等,都大体相同。孔子孟子,都诞生于这片土地。重视礼教,重男轻女,讲究面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直到今天,不结婚的年轻人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何况三四十年前。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苏北农村结婚也要五千块钱以上,但是买一个老婆,可能连一半价钱都不用。
2
在我的家乡江苏省泗阳县,曾出现过一起特大拐卖妇女案——"708"专案,以郑明月、郑明亮兄弟为首的拐卖妇女集团,他们从1990年至1998年,将云贵川等地的妇女拐骗至闭塞落后的泗阳乡下,或与云贵川当地的人贩子合作,以底价两千元收购妇女,然后以三千到六千元的价格向周边地区"批发"销售。
郑氏家族有明确分工,有联络暗号,有庞大销售网,整个村一百多户人家,除了一户开商店的和一户教师,家家都有家庭成员参与拐卖妇女,有的一家多达两到三人。
郑家老大从贵州劳务市场拐骗妇女,老三从云南劳务市场拐骗妇女,然后将她们成批地骗至泗阳,再转向外地贩卖。每批三至五个,多的达到二三十个。这个犯罪集团壮大起来之后,云贵川的人贩子甚至都主动"送货上门",更有大量周边县市甚至山东安徽等地的二道、三道贩子找上门来倒卖。
这个村当时被称为"小香港",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词,指的是此地是黄赌毒聚集地。
郑氏兄弟能长期做大,屡屡逃避警方查处,跟他们在公安局收买"内鬼"有关。一旦有事,内鬼就通知郑家兄弟,一个个老警察还胆大妄为到把郑氏兄弟窝藏在派出所内,躲避抓捕。
当时泗阳一个乡派出所的联防队队长,夜间巡逻时看到路边有一男二女。男子说他们是云南人,到泗阳来打工的。这个队长也没详细询问三人的关系,就放那名男子走了,留下了两个女青年。然后带着她们来到了郑家,,,
还有一名云南女子,被警方解救出来之后,在派出所内等待家人来接时,居然被派出所所长给性侵了,,,
郑氏兄弟的存在,是泗阳历史上抹不去的污点。2001年1月18日,郑氏兄弟被枪毙,"708"专案宣告收官。
之后两三年内,原县长郑法忠、已经高升为市委常委的原县委书记曾鸿翔等官员相继落马。当然,他们多是因贪污受贿而锒铛入狱。这些腐败分子对地方经济的掠夺和对民风政风的破坏,才是让我美丽的家乡一度蒙尘的罪魁祸首。
3
我对徐州了解不多。但是从这几天官方三次通报的内容看,就能看出一些东西来,略一思考,就会有很多疑问。
只说一个最主要的,既然婚姻登记申请资料里有"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资料,前两次通报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前两次一个说是本地的,一个说是乞讨时捡来的,根据是什么?
三次通报,每次都不一样,你让人相信哪一次?!当然第三次有了徐州市委市政府的加入,可信度和公信力上肯定比前两次要高。
如果第三次是权威准确的,那么丰县前两次的调查是怎么做的?一个谎言要十个谎言去圆,漏洞只会越来越多,最后只能恼羞成怒,使出终极大招,封嘴不许说话不许问。老光棍传宗接代重要,还是保障一个女人的基本人权和生存权重要?
今天,一个生育了八个孩子的母亲,被铁链锁住,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二十多年来一直活在人间地狱中。她的遭遇,让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芳汀自愧不如。伤害她的人除了那些直接的凶手,还有那无边的冷漠和见怪不怪。
网络上很多人在关注着这个铁链下的母亲。他们关注着这个世界上最卑微下贱的女人,宁愿牺牲掉自己宝贵的春节假期,也要去转发,去呐喊。他们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温度,他们是最珍贵的中国良心。
一篇一篇的文章,像一根根投枪,投向风车。一次次折断,再一次次投射。这些人的存在,他们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对于法律秩序的维护,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一次次推动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和转型。
其实,有了脓包,挤破它,流出脓血之后慢慢就好了。如果事事都以国情为借口和挡箭牌,那么我们可以不用发展了。这四十多年的成就不都是建立在对一项项陋习的破除上吗?
上一代人造的罪,我们不应该回避。作为后代和后来者,我们应该有这种勇气和责任,去面对它,承受它,解决它。
正确的东西就要排除万难去实现,错误的东西同样需要排除万难去消灭。只有如此,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我们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靠的不是硬核科技,不是摩天大厦,而是靠文明,靠法律,靠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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