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样“宰相”周恩来：魔王背后的维稳力量？

周恩来私底下表现出的另一面使得他成为被世界各国所欢迎的共党分子，但他的性格其实很複杂。在他工作生涯所得到的各种描述中，最常被用到的是“谜”、“灰衣主教”和“在权位背后的力量”。 图／美联社

▌本文摘自《周恩来：毛泽东背后的力量》（时报出版，2022）

当韩战正炽的1950年秋，刚刚独立的印度共和国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邀请比他们还要新近开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同时也兼任外交部长）共进晚餐。

9月2日周恩来私下过来与我晚餐。和一般节仪有所不同，他的夫人陪著他一起来参加，当时周夫人身体不太好，通常不太常出门参加聚会。我也请了曾经和我在南京一起共事的朋友，缅甸大使宇敏登（Myint Thein）。

席间非常热络，宇敏登所讲的故事让大家在整个过程中都笑声不断。我认为周恩来应该对像这样的外交晚餐有点意外，他非常放鬆，还频频用英文表示这是个“家庭式的聚餐”。主要因为有缅甸大使的高超幽默和周恩来所散发出的热情，使得在餐桌上的对话，即便不能说是精采绝伦，也是机智处处、令人愉悦。

这几位亚洲的政治和外交人物在冷战重要时刻有了一次非正式的会面。潘尼迦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而且在工作上和稍早前战败的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有著良好关係，但是他认为在数十年的战争和被占领后，透过邻国政府让他们有所发展是最好的做法。

宇敏登曾当过律师和军人，也是缅甸独立运动领袖翁山（Aung San）的支持者。他和潘尼迦一样，曾经眼见国民党在南京的政权崩解，而现在则在北京代表著刚独立的缅甸。周恩来曾负责非正式外交工作，而潘尼迦和宇敏登则敦促他要对外派出外交使团，以免在韩战中和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样遭到更严重的孤立。

图为1972年7月，尼克松受周恩来邀请造访中国，此次访问也被认为是中美外交正常化的重要象徵。 图／美联社

周恩来私底下表现出的另一面使得他成为被世界各国所欢迎的共党分子，但他的性格其实很複杂。在他工作生涯所得到的各种描述中，最常被用到的是“谜”、“灰衣主教”和“在权位背后的力量”。他从1940直至1976年去世，均位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列。当他周遭的人在清洗和大规模斗争中纷纷半路落马时，他仍然能位居原位，也成为传奇。

重要领导人中许多人出身军事，或有著农民背景，少有人受过良好教育。周恩来却是受过良好教养、城市出身、具同理心、有学识和相当受到非共党人士、外国人和他自己属下的欣赏。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中，他作为一个代表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保护朋友和同僚而被许多人崇敬不已，但也有其他人责备他放手看著文革发生。他并不是一位单纯的政治操作者，而是一位政治家，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成就颇丰。

周恩来在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期间，在名义上负责所有政府事务，那段时间涵盖灾难性的政治尝试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当许多人被免去职位，有些更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时，他依然在位。即便他的政治倾向和毛的对手更为相近──即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邓小平，他仍表现出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刘和邓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时都遭到了整肃。

周恩来同一时间也担任外交部长，更是中国的首席外交官。他负责在韩战期间（1950～1953）打造中国的国际地位；并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和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进行谈判；还在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边界衝突时负责折衝。

周恩来同一时间也担任外交部长，更是中国的首席外交官；并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和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进行谈判。图为1964年苏卡诺夫妇访中国，与周恩来合影。 图／美联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1966到1976年间），他从红卫兵手中保全外交部免于被毁，并让中国能在这十年的紊乱里维持国际外交能见度，即便当时中国已经被西方国家和共党世界孤立──有意思的是只有无甚相关的阿尔巴尼亚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到1976年都经常被视为是“毛的中国”，然而刚开始那几年中国的门面都是周恩来，直到文革前对毛个人崇拜浮现为止，毛泽东对于外界而言仍是个未知数。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他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地方很像，但两个人在个性和背景上却相当不同。他们或许不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政治工作在他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两个时期将两人拉在了一起：当中国共产运动初生时的1920年代在法国，以及当1970年代中国正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缓缓站起时。在老干部中有这麽样不同个性的存在，显示出对中共支持的广泛性。

一九四九年后周恩来在邓小平之前为政府所做的努力，让邓小平能使中国在21世纪崛起，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权也有了可能。邓小平以周恩来的声望和想法为基础，推动与他掌权在位密不可分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说邓小平是打造现代中国的人，那他凭藉的根基就是周恩来所设计出的蓝图。

周恩来生于1898年，是垂死的中国帝制百日维新尝试失败的那年。他经历1911年的帝国崩解、各地军阀交战，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蔓延的内战，这场内战却在1937到1945年因日本侵略而建立起两党难得的合作而被打断。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27年后，他死于1976年1月，比毛泽东的死亡早了八个月。周和毛保持著非常亲密的私人关係，他从来不公开批评毛，而在造成许多共产党老干部纷纷失去所有职务的文化大革命狂飙期间，他自己却也遭到批评。他被毛的夫人江青攻击，江青曾领著党内的激进派系在1973年进行批林批孔斗争。

1966年9月15日，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林彪、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图／维基共享

▌对周恩来工作的评价

要确定周恩来或是党内领导团队中的任何其他成员要为决策负责的程度是很困难的，不像毛泽东，毕竟在许多问题上毛泽东被认为是最后拍板的人，而且后来所有的失败和灾难都被归咎到他身上。

在那本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高层很重要的研究作品《史达林团》（On Stalin’s Team）中，希拉．菲兹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提出了一个对照案例的方法来重新评价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他认为不能只用简单的个人独裁残暴来看，因为即便在史达林有生之时，有时候也是以苏联模式的集体领导来运作：

“集体领导，就是一个被认为最高领导的人在一批人的参谋下经理决策，通常最高领导的意见都要获得这批人的同意，而其中这位最高领导的意见比其他人都重要”。

借用比照经理团队的概念，通常也可以拿来了解毛泽东如何遂行治理的途径，至少对于人民共和国最早刚开始那几年是如此。这里的篇幅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个统治“团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所有作为，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晚年的作为更应该要拿来作评价。希拉．菲兹派翠克也指出，将苏联领导人视为普通人看待的苏联史学者们，常常会成为那些喜欢简单地把共产党政治领导人描写成本质上就是邪恶的人批评谩骂的目标。她认为：

“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无法理解历史人物以及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的想法，因此才会无法掌握曾发生的事。”

比起错误地指责这些人为他们行为而做的辩护危害性更大。政治行动者都是可以行善、为恶和做出在善恶之间任何事情的人：人们应该依据他们的作为、他们对那些作为的想法和他所处的时代来评断。用于史达林统治下苏联的做法，也同样适用在毛统治下的中国。

图为1954年，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图／维基共享

▌周恩来，迷失的领导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一场参加者众多的工作会议，即为后人记忆中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时间点。大跃进的重大缺失已是人尽皆知，毛泽东的声望降至有史以来最低点，而理性官僚机构的反对声浪高涨。周恩来明显可以选择取毛泽东而代之。长征前，他在党的体系中地位就已经很高，还曾经在南方领导著祕密工作及外交工作，还有著实际和完整的军事领导人的经历，更有担任总理和优秀外交部长的资历；为什麽这样一位受人敬重且尽忠职守的人无法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在七千人大会前，周恩来表现在外的是一位有著一般身高和体型而个性谦和的人，散发出有学识且优雅但也具备经验和能力的气质。以张素华的看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有机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但他从没这麽做。”

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的祖籍地被认为有著很重要的影响，而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虽然他并不是出生在那里。史上绍兴以盛产“师爷”闻名，也就是在政治上提供意见的人。周恩来会不会是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他常常甘于作一位领袖身边的参谋或是助理而非领袖。他在一九六二年的职位就是在共产党党主席麾下的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的经历透露出他之所以未能登顶，是因为他的吝于表达而不是因为政敌对他的敌意──至少一直到他最后的那些年。他常常有机会伤害及除去他的政敌，但却狠不下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有机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但他从没这麽做。” 图／法新社

一位日本访客曾读过权延赤所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据权延赤所见，中国是被一神和一圣统治了半个世纪。他质问：而自从这位神──即毛泽东──被摘除光环后，难道不是也到该除去这位圣──即周恩来──外衣的时候了？周恩来确实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有著圣人形象，但他真的就只是毛泽东的副手？

在中国政治圈中流传著周恩来永远不会成为政治权力上的头号人物，而他自己也坚称他不是一个“帅才”，即便他有著丰富的军事经历。他既不是排在第二位的人物也不是接班人，但他安于接受排在第三名的位置，所有人都同意这个位置符合他一贯的谦逊并能反映出他被公认的行政管理能力。

权延赤记得1966年8月17日有一场周恩来和他所参加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负责人于中南海会议厅的会面。那天是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译注：即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前一天，超过一百万的红卫兵群聚天安门广场。在经过漫长七个小时的会谈和必须的合照后，周恩来走进他的红旗座车，要前去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位重要外宾。

在离开前，他问这些红卫兵“领袖”们他们在组织里的职务，权延赤回答他是“政委”。周恩来提醒他们革命是要服务人民而不是当官，毫无高高在上的姿态。这句话单独听起来像是随口说出符合一般观点的场面话，但按照周恩来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这句话有可能发自他真正的内心。

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所处的位置极不容易。为了生存，他要说和做一些非他所愿的事。藉著自保后仍有的权力，他限制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护住了许多朋友和同僚。纵使他有无可怀疑的声望和影响力，但也无力发起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抗拒。

1966年12月26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接见红卫兵。 图／维基共享

周恩来的影响力取决于他和毛泽东的关係，最终权威还是毛泽东。尽管非常不赞成，周恩来不论是在共产党内或是个人都依然对毛泽东忠诚，这也造成他在情感上永远难解的衝突。周恩来试著掌握毛泽东并要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限制在文化事务领域，让这些事只发生在中央领导人之间，他失败了。他的失败让这个国家陷入一团混乱。如果他公开反对毛泽东，他几乎可以确定早就被清洗掉了。

身为一辈子忠诚的共产党员，他把党和他所相信的革命志业放在所有其他事务之前，包括他的个人生活。虽然他仍然保持著和家人及朋友的联繫，即便像是在内战和日本侵略等最困难的时间里依然如此。他的妻子邓颖超，也将自己奉献给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既是政治伙伴，也是个人关係的结合。周恩来对党和他妻子的忠诚至死方休。这对夫妇没有自己的小孩，却为他们所收养的孩子建立了一个家。邓颖超曾经流产，这对她的健康造成长期性的影响，而她在婚姻早期也曾经打掉过一个胎儿。

虽然在周恩来一生的婚姻中，偶尔都会出现暗指他是同性恋的说法，并说这就是他为什麽不能统领中国的原因。但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中国共产党在公开上是拘谨的，虽然个别人物之间的关係并不是那麽传统。在一个对承认同性恋存在并非那麽开放的环境里，任何指称周恩来是同性恋的暗示都会被认为是政治上的抹黑。

大部分的流言都暗示他乐于有年轻男子的陪伴，并且对他们有所倾心，但很难有证据证明。最近有一本由一位记者蔡咏梅所写并在香港出版的《周恩来的祕密情感世界》一书，指称周恩来“藏著对一位世交好友和小他两岁的同学李福景一生的爱恋”。这仅仅只是臆测，并且是作者对已出版的周恩来日记及其他一些文件遐想之作。周恩来绝对有能力在社会各个层面都能获得长久和亲密的友谊，这是他性格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他的政治生涯颇有助益。

右左为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中央者为两人的养女孙维世（于文革期间遭下狱迫害而死）。 图／维基共享

1913年，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今南开中学），图前排坐地上者就是周恩来。 图／维基共享

1976年1月15日，当周恩来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成千上万的群众伫立街旁，悼念共产党内失去了一位党员和理性的代表。当年稍晚之后的清明节，正当众人祭祀祖先及近期逝世的亲人时，对这位前总理的哀悼和致敬大量涌现。这正是以江青为首的周恩来政敌们看上去似乎要全面接手中国共产党之际，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遭纷纷出现诗歌、花圈和一些颂扬的作品。

数千名参与游行者蜂拥来到天安门广场，4月5日这些人遭到警察、军队和民兵的驱离。数百人被捕，许多人受伤，房舍和警车被焚。刚复出的邓小平被指控并再度被撤职。直到毛泽东于1976年9月死亡及江青和四人帮终于垮台之后，邓小平才回来继续周恩来的工作。

周恩来无疑是个孜孜不倦的人，但仍然是人。在工作上他绝不会放任自己鬆懈。他的下属不论昼夜都随时等著被召唤，或是回覆紧急讯息，或是处理他凌晨和毛泽东或其他领导人讨论的问题。他的工作方式是革命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那是一种已经渗入共产党和其政府多年的军事化文化。在周恩来部属回忆中对这样的事也几乎没什麽怨言：

在战争年代，一位参谋被要求要在深夜发送一封电文或是缮打一份文件时，也不会对他的指挥官抱怨。周恩来的奉献和勤奋受到一致崇敬，但他对工作人员仍一样处处关切且待之以礼。在政治运动中，即便并不是每件事都能做到，但他仍尽一切可能让他们不受伤害。

作者： 迈克．迪伦

出版社：时报出版

出版日期：2022/1/4

内容简介：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曾是蒋介石更是毛泽东的亲密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1949年上任直至1976年过世。周恩来并不符合任何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刻板印象。他有教养，温文尔雅，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知识分子形象的人物，深受非共产党人、外国人和他的伙伴喜爱。他是当代中国政治中最複杂的人物之一，或许也可以说是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尽管他的影响从未像毛泽东那麽明显。在这本书中，迈克．迪伦将他恢复到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并分析了一个“非仅是政治操作员”的“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