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个党校教师预测了今天的中国人口危机

　　1978年，北京，首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研讨会上，一位名叫李广元的计算机工程师，意外抢走了一众人口专家的风头。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就业、升学等问题严峻。主流认为这与增长极快的人口有关。

　　从没接触过人口学的宋先生，觉得这是个好东西，马上把模型带回国。他找到时任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于景元和计算站工程师李广元，一起研究模型。

　　不久后，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研讨会”的路标，喜出望外，便一路找到了会场。

　　主办方纳闷搞理工的人来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列席吧，连材料也没发给他。

　　李广元长相精干，热情活泼，很快就成为会上最令人瞩目的人物。在这次会议上，他与一位名叫梁中堂的山西学者有一次交锋。

　　在梁发言结束后，他上前开玩笑问“你关于今后20年的人口数字是怎么算的？”梁说“用笔算的”。

　　李广元一笑了之：

　　“那多慢啊？用计算机简单多了。把参数向里面一代，给个指令，多少年的结果很快就打出来。不到一个小时，就能算出今后一百年的人口”。

　　也是这次大会后，李广元的 “高科技”征服了一众计生系统的工作者。在次年成都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大会上，李广元代表“宋健研究小组”，介绍了他们怎样用控制论的方法，测算中国未来人口。

　　这个后来公布的结果是，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后的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惊人的42.64亿。

　　欲使今后中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

　　更理想的数据，是保持到7亿。

　　这项研究数据，在中央和民众当中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

　　1980年2月，钱学森致信计生委领导，“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工作者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与社会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

　　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一胎政策”成为国策。

　　这封信初稿的起草者：

　　正是宋健。

　　在此，正是那位与李广元产生过交锋的山西学者梁中堂，扮演了“螳臂挡车”的角色，坚持表达反对。

　　奈何他人微言轻，身份不过是：

　　山西省委党校教师。

1

　　梁中堂原本钟情哲学。

　　1978年，还在山西永济县虞乡镇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他，报考了北京大学黄楠森的哲学研究生。在被黄楠森相中后。孰料7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去党校教研室工作。梁中堂觉得进党校做哲学研究也好，不料应允后，被强行分配至经济学教研室，不久后被指定去搞人口学。

　　梁中堂是头犟牛，对人口学不感冒，对“强制分配”更不感冒，他开会不发言，也不写论文，用实际行动表达不满。

　　但却是主流推动的“一胎政策”，让他按捺不住了。

　　农村出身、也做过村干部的他，直觉“让中国农民只生一个孩子，根本不可能”。他感觉“一胎化”政策在下个世纪，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老龄化，将导致数以亿计的老人无子女照顾，并使年轻人的负担大幅增加。

　　以劳动年龄为中心的三代人口比例将是4:2:1，这意味着两个劳动年龄的人口，将抚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并且还是半数老人身边无人照顾其日常生活。

　　当时某些学者认为，如果人口老化带来养老问题，可以通过集体或国家发放养老金解决，对此梁中堂撰文痛批：

　　无论成倍数的老人养老，是由家庭还是社会直接负担，其担子都是压在劳动年龄这一代的人口肩上。

　　于是，忧心忡忡的他写下一篇当时悖逆主流的论文，不仅对当时人口目标和“一胎化”公开质疑，更通过调研测算，提出了“晚婚晚育及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替代方案。所谓延长二胎生育间隔，即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后，可在间隔5到10年后再生第二个孩子。

　　他的测算证明，这个模型可以达到更科学控制人口的目的，且能减少带给老百姓不必要的痛苦。

　　令他震惊的是，这样通俗接地气的论据，说服不了计算机和导弹专家，也说服不了那些研究人口的当红学者：

　　他们与其说不认同，不如说根本没认真想过这些问题。

　　1987年，在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战略研讨会上，有专家公开为“一胎化”后果辩解，说中国要现代化，农民必须要做出这些牺牲，尽快减少人口，更何况许多地方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代一代周而复始生存下去有什么意义？

　　梁中堂当场发飙：

　　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

2

　　一个半路“出家”，从不以“人口学者”自居的党校教师，就这样凭着常识和焦虑，开始了连续多年，孤身“上书”。

　　1984年，梁中堂向中央提交报告《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议放弃“一胎化”，采用他调研得来的二胎方案。

　　报告虽然被否，却得到了计生委研究处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的肯定。随后，他们给国务院上报《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批示有了，却没有下文。

　　1985年春节，梁中堂再度上书。他的建言打动了领导，最终批准在山西翼城县开辟“人口特区”，作为“二胎政策”的试验田。

　　政策宽松的“翼城”模式，让很多准备看笑话的“专家”大跌眼镜。

　　二孩试点后，翼城人口并没有出现明显“暴涨”，相反，竟保持着比周边市县更低的出生率。换言之，它比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体现出更明显的效果。

　　梁中堂解释，正如他当初意识到的，在人口增长的周期里，让农民普遍接受只生一胎很困难，很多妇女怀孕一次，计生部门就做工作让她流产一次，“但她还会继续怀，只到能生下来，这种情况下看似计生工作有很多成绩，但实际出生率不见得控制住了，平白增加了很多妇女痛苦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而在翼城，相对宽松的政策能够被老百姓接受，超生也有，但更多家庭顺顺当当生完两个，也就不生了。

　　更令人惊异的是，随着全国人口出生率的下滑，翼城却保持了人口增长的稳定。

　　2000年五普时，全国、山西、临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22、1.44和1.46，翼城数据却是1.51；2010年六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181，而山西更是下挫到1.095，翼城数据是1.28。

　　除了更稳定的出生率，出生性别比是一个更亮眼的数据。

　　1982年三普时中国出生男女性别比是108.5，1990年数据是114.1，2000年为119.92，2010年六普更是居高不下，达到121.21，近年来人为干预因素减少，2020年七普性别比为105.07。

　　对比翼城，其1985年施行新政时，出生性别比是112.36，高出全国数据，但1990年出生性别比就降至109.2，2000年时降至106.51，2010年进一步降到99.54……

　　这样的变化不仅发生在翼城。在参与试点“农村二孩”政策的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均出现了同样的稳定出生率、性别比趋于平衡的特征。

　　用梁中堂的话说，老百姓有自我调节生育的能力。 

3

　　很难理解吗？

　　2011年，科研者惊讶发现，因为海冰融化，生活在加拿大哈德孙湾的北极熊生育率下降。

　　而与人类血缘相近的灵长类中，非洲雌性黑猩猩感觉身体不适、不便养娃，会吞食当地一种名为 “苄叶”的堕胎草来堕胎。

　　在美国学者约翰所做的实验“老鼠乌托邦”中，在一个空间有限的实验场所中，无限繁殖的老鼠，发展到一定数量，就会因环境压力选择“不育“，导致种群的消亡。

　　北极熊、老鼠尚且如此，何况智慧的人类？

　　把数据摊开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波婴儿潮。

　　分别是1949年（当年出生人口：1275万）-1958（1889万）；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的1962（2451万）-1971（2551万）；最长的周期，则是改革开放后的1980（1776万）-1993（2120万）。

　　1994年，中国经济不景气，出生人口降至2098万，四年后，更是遭遇亚洲金融危机，自1998年（1934万）开始，人口缓慢减少，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2003（1594万）。

　　在进入2003年后，中国人口出生量，进入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阶段。

　　这个时间一直延续到2011年（1600万）。即使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人口出生也没受到明显影响。

　　而从2011年11月起，为提振人口，中央施行全面实施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2012年和2013年的人口出生分别是1635和1640万，变化并不明显。

　　2013年，中央出台“单独两孩”政策，再次出现了2014（1687万）到2016（1786万）的微弱增长。

　　要说的是，2016年1月，中国正式实施“全面两孩”，很多专家兴致勃勃表示将有“第四波”婴儿潮，却被现实打脸。

　　次年起，出生人口就开始掉头，直冲而下，分别是1723万（2017）、1523万（2018）、1465万（2019）、1200万（2020）、1062万（2021）。

　　很多专家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出生下降是必然趋势。

　　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速在发达国家里一马当先的爱尔兰，生育率达到1.7。其他如瑞典、丹麦、法国等也有较好表现。

　　未富先老的中国，出生率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创下新低，即使放在发达国家中，排位也要倒数。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阶段的大事，大家可以掰指头盘算。

4

　　围绕催生，新一波专家又上阵了。

　　有人举起道义大旗，鼓呼“为国生娃”。

　　有南京学者刘志彪、张晔等人，在《新华日报》上撰文，要求规定40岁以下公民，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唯有生育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去除生育基金并领取相关补贴，否则待退休时才能去除，被网友概括为“不生、少生罚款”。

　　前几天，又有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建言，设立养老金领取制度，与生育数量挂钩，不生的少领，多生的多领。

　　以惩戒手段来管控生育、把人口纯粹视为工具的思维逻辑，有发生变化么？

　　把时间拨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梁中堂对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甩出这样的“愤语”：“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某些长官意志诠释。”

　　他说自己之所以坚持发声，就是要表明世界上还有不同的声音。

　　他的思考还在进化。2015年10月，国家决定实施“全面两孩”后，一位好友和他聊天，提出中国可以借鉴国外思路，“现在发达国家，目标也是朝向均衡，所以有很多优惠措施，比如说给你产假，第二个孩子就给你多少补助，这叫促进均衡发展。可以在计划生育框架内寻求一条改革之道，将人口管制变为服务。”

　　结果被梁中堂一语击破：

　　你那是虚的。

　　停顿了许久，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理论必须彻底，是什么就是什么，很简单，这个事情（生育）是人家老百姓解决，即使你天要塌下来了，它就应该塌，这是人家老百姓的事情，我们不管。这是个基本权利问题，在权利问题上没有别的，你要么推翻，要么保护，别无选择”。

　　就此来说，如果不能把一切发展是为了人的幸福本身这一主旨树起来，如果依然抱有人是工具、人是某宏伟目标的砖石的思路，不能把本末倒置的谬思倒过来，不能持续助力人们获得感的提升，则所有“干预”与“引导”，恐怕都会南辕北辙，越是用力，越将人们向“不愿生”的方向推去。

　　对了，就在人口出生创新低后，我注意到许多以发扬正能量为己任的自媒体，开始纷纷鼓呼人的价值了。

　　就连退休的老胡也站出来，倡议我们社会要多创造条件，整个社会应该用行动对年轻人说“你们生，社会帮着你们养”。

　　说一千道一万，我想最有力的解药，是让人们从心底笃信这样七个字：

　　明天，真的，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