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命运与作为

　　编者按：2022年1月，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毕业40周年，今天特推出刘海峰教授发表在《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的一篇论文。网上广泛流传的刘海峰《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一文（《光明日报》2012年7月25日），即本文的简写本。

　　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并非匀速推进，而是波浪似地前进，时而湍急，时而舒缓。不同时代的大学生经历与命运也各不相同，有的大学生在学期间被卷入惊涛骇浪，有的大学生过得波澜不惊，因此有“幸运的一代”、“求职的一代”等说法。77、78级大学生都于1978入学，至2008年已整整30年了。他们在动乱年代抛洒青春，参加过恢复高考时激动人心的考试竞争，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密切相关。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教育群体，近年来已出版许多《难忘1977》、《我们的1977、1978》之类的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对这个颇有研究价值的群体，却是个体回忆多、群体分析少；一般谈论多、学术研究少。本文拟对77、78级大学生进行宏观的扫描，在回顾其成长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群体特征，并探讨该群体的命运与作为，从中看出时代与人物的互动互造关系。

　　一、空前绝后的教育群体

　　1978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于春天入学。紧接着，夏天又举行了全国统一高考，78级大学生是1978年秋季入学，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学生入学。1978年冬，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征程。这样，30年来，77、78级大学生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相始终。

　　邓小平关于推迟1977年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批示（1977年8月）

　　77、78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78级大学生也是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1978年，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

　　在学期间，77级与78级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区隔，因为很多78级大学生也参加过1977年高考，而77年高考是分省市命题分地市评卷，78年则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市评卷。不过，这两个年级之间的差异远小于共同点。尤其是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78年春季入学，两届大学生都于1982年毕业，同属于1982届。两个年级的大学生在生源构成和社会经历、思想特征等方面颇为接近。经历过20多年的风雨，两个年级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而共同点则日益显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

　　华国锋、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批示（1977年10月3日）

　　“文革”后期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1977年恢复高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允许招收应届生。教育部于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时，决定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试招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2%~5%，约4000至1万人左右。到1977年9月邓小平明确要恢复高考时，确定从高中毕业生直接招收的比例增加到20%~30%。

　　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1977年10月12日）

　　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中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1]一开始还考虑报考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下，但后来考虑在学业荒废多年、社会百废待兴的时刻，应最大限度地选拔人才，因此在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2]这一特别规定和提醒，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和录取机会。同时，还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也可提出申请参加报考。而当时中学的学制是4年。正是放宽了报考限制，所以才会有77、78级大学生中年龄十分悬殊的情况出现。过去出现父子同考、师生一起考中的情况是科举时代，如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一起参加会试，公车上书。而77、78级也有一些兄妹同学，甚至还有个别父子同学，年岁最大者入学时已过30，最小的只有14岁。

　　1977、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3]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0.5：1，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610万人报考,起初计划招生29.3万人，考后仍有大批比较好的考生不能入学，经过扩招11万人,总共录取了40万人，（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60、263页。）录取率为6.6%。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一般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重点线(一本线)以上。

　　因此，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二、群体特征扫描

　　1977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77、78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

　　以往靠推荐上学的工农兵上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总体而言，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而经过高考的筛选，77、78级大学生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为整齐。除此以外，这一批大学生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大体分析，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以往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使这两届学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是一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生所构成，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这种差异化的班级集体，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当时录取分数也略有不同，通常是年龄较大的“老三届”基础较好，分数也要求较高一些。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4]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77、78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5]77、78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我看77、78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中追求知识，在一般人理想破灭的时候追求理想，因为有信念，有爱好，或者就是天性喜欢读书。

　　另外，这两个年级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可以看出，77、78级大学生中家庭出身于学界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尤其是与1965年的6.2%、1976年的9.83%相比大大提高。而1977级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比例是11.93%，1978年是11.27%，是各个时期中最低的比例，尤其是与1965年的47.05%和1976年的26.08%相比，更显格外悬殊。[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到较大作用。

　　而且，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尤其是77、78级大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当时人人会背诵“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首诗，大家都懂得要“将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道理。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知识的饥饿感十分强烈。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这一群体中许多人的强烈求知欲，还延续到毕业后的长时期。

　　（三）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的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7]经历过高考的成功，77、78级大学生普遍带着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但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金钱的追求。科学的春天到来，冰封多年之后的解冻，造就一批富有理想的青年。

　　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学生中流行的《青年友谊圆舞曲》

　　他们知道“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大学绽放出青春的花朵。在校期间，他们欣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省“文革”，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民主政治观念、邓丽君歌曲……并参与了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的创作等等。

　　命运之神对77、78级大学生也格外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具有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豪情壮志。在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77、78级大学生相对较为乐观自信，许多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期待，并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四）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文革”的十年，在“打倒封资修，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下，有多年教育基本中断，即使“复课闹革命”后，有几年语文课本中连唐诗宋词和西方文学作品都基本上被逐出，甚至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代替数、理、化课程。历史、地理课就根本没有开设，77、78级大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很多是靠准备高考的短时间内“恶补”的。英语教材学完26个字母后，就以“毛主席万岁”为开头，背诵少数单词包括了“贫下中农”、“资本家”这类现代英语中极少用到的词汇。在“教育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宗旨下，除了短暂的“回潮”时期以外，每学期都“开门办学”，安排中学生学工、学农、学军。

　　“文革”期间高中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1972年）

　　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或在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长期投入体力劳动，或者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有的甚至是残缺不全，尤其是外语水平，除少数同学外，普遍较差。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因此，有77级大学生反省：“我们都经历了磨难，经得起摔打，同时心态成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当官的和经商的都有不错成绩。但我们做科研有先天不足，相对来说后面的大学生基础更扎实。”[8] 77、78级大学生有许多出类拔萃者已作出许多贡献，但也有大量的人由于知识的缺陷和缺乏系统训练，加上毕业时年龄已大，注定只能做出一般成就。

　　当然，以上所概括的只是77、78级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并不全面，在67万余人的群体中，许多个体还有巨大的差异，肯定也有一些个体与上述特征不符。但一般不排斥个别，个别不否定一般。本文只是作群体扫描和宏观概括，这一群体中的多数还是具有这些特征的。

　　三、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大潮，舞动着他们的人生奇迹。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是处于万物复苏、需才孔急的状况。甚至在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学生的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经过十年浩劫，各行各业人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严重。而十一年的耽误和积压人才，67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作为当时社会的稀缺人才，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他们毕业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

　　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77,银78”,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另一种说法是，后来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9]77、78级大学生集合了13个年头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点也就不足为奇。“有人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意谓在历史的断层，适龄人才短缺成就了‘77、78’的一代风流。其实，‘77、78’的成功不在知识，不在年龄，而在精神。这是一种落入底层社会、过早承载人生苦难、洞悉人情世故、强烈渴求改变身份现状而又能屈能伸的坚忍奋斗的精神。改革开放近30年，‘77、78’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10]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77、78级大学生级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20多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77、78级大学生。2008年以来，随着各级、各地中高层党政领导班子中77、78大学生的增多，有人将之成为中国政坛的“77、78级现象”。“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11]当然，并不是所有77、78级大学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人。这就有如宋太宗所说的：“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2]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高考所选拔的人才也类似，在一个群体里面，成材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可比的对象，便可看出其特征和意义。

　　《厦门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纪念册》中的“级史”（1982年1月14日印发）

　　时势可以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历史时代与教育群体之间存在一种的互动互造关系，77、78级大学生也体现出一种时代与人物交互影响的关系。特定的时代造就了77、78级大学生，恢复高考、招收优秀人才进高校深造，让他们具有了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抱负的机会，而77、78级大学生毕业后为后来国家的发展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所作所为，但一定会记得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由于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

　　“才生于世，世实须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资世？”[1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如唐代的诗与诗人，宋代的词与词人。台湾和大陆都有产生校园歌曲的一段时期，过了那阵风头之后，就很少校园歌曲产生了，或者即使产生也难以流行了。校园歌曲的淳朴、邓丽君歌曲的甜美、孟庭苇歌声的纯情，在台湾社会动荡纷扰的时期已很难产生。77、78级大学生是从2000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7、78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但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将是一个科学和文化成果集中产出的时期，经过多年的磅礴郁积之后，终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

　　凤凰网（2017年6月7日）：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7778gkmrb/

　　（注：该榜资料主要来源于网站，而由于有许多77级大学生的简历都写成1978年入学、1982年毕业，没有标明月份，因此该榜将许多77级误标为78级。如厦门大学郑兰荪、田中群、孙世刚3位院士都是77级，该榜刚发布时却将他们写成78级，经刘海峰指出后，改为77级。目前该榜中还有许多77级误为78级的情况。）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现代，即使是人才，大概也只能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三五年。77、78级大学生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毕业后起点相同，经过多年的发展，终点却各不相同。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77、78级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上十年。77、78级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原刊于《教育研究》2008年12期，原文刊出时略有删节）

　　该文写于77、78级大学生入学30周年的2008年。14年后，这两级大学生绝大多数已经退休，但在学界、政界、商界，还有一批高层次的77、78级大学生在起着顶梁柱的作用，例如这两级在学界还有一批院士、文科资深教授等将会发挥长远的影响力。

　　——作者附记，2022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