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1958年被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学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先后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结合编辑工作，他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章，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文。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等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后，他又应约写了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先后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直到大口大口地吐血，才不得不住院治疗。在一年半的疗养中，他坚持读了20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反右”时温济泽想起了王实味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国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枪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搞起了“反右”，而且强行规定比例数来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但是，保护了别人的温济泽最后却保护不了自己。由于他梗直的性格得罪了中宣部的一位领导，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十一个月之后，他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成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胡乔木和廖承志都大吃一惊 

　　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两位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并报到了中央书记处，没法改了……胡乔木当即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胡乔木与廖承志所以为此痛心，是因为温济泽的的确确是一位好同志，他们都很了解。

　　1929年，温济泽刚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文学团体“稚鸿社”。在召开成立会时，温济泽和十几个同学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其实这时温济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经过半年审讯，他才以“年龄不足12岁，不负刑事责任”而被交保释放。

　　从此温济泽反而决心寻找共产党，结果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学校将他开除，他改名考进了全国有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一面读书，一面想方设法恢复了不久前被破坏的秘密共青团支部，并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可是只过了三个月，淮阴和扬州两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和警察局，就联合派出军警来搜捕温济泽。在一位老师的保护下，他化装跑到上海，辗转进入复旦大学附中，又在那里建立了共青团支部，也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选为附中学生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担任了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淞沪抗战被出卖后，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他被选为这个联合会的青年部长，接着又兼任江苏省民联和全国民联筹备处的青年部长。1932年7月17日，在参加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时，他和很多同志被捕，被关进苏州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这时他才18岁。

　　在监狱中，他被极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吸收入党，积极投入狱中的对敌斗争，同时刻苦学习。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教科书。经五年苦读，他对从星云到太阳系、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猿到人、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将来必会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有了粗略但明确的认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与很多同志才被五条件释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虽然只有24岁，而且又刚刚坐了五年监狱，但由于不断苦学磨砺，一到延安就能大显身手。

　　1946年，廖承志当了新华社社长，两年后，胡乔木边当毛泽东秘书边做新华社总编辑，温济泽直接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始终坚持广播，又长途转战到太行山的涉县西戍林，又转到阜平县的西柏坡，后来又进了北京城，温济泽的多才多智、谦诚谨慎、工作兢兢业业、无畏艰险牺牲的人品，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记忆。这样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党的敌人”，他们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来，早在建国之初，廖承志被改任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曾经与梅益和温济泽等人语重心长地谈过话。他说他有一个希望，就是同志间相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强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没想到时隔数载，温济泽竟被自己人推到了敌人一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何年何月才能把这样的同志再拉回来?只能等待着，等待着。

“梦中忘却‘靠边站’，还向旌旗笑手招”

　　当温济泽被补为“右派”时，他仍是对党忠贞不二，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每日每时扑面而来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作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病，也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脱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7年“夺权风暴”之后，全国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他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车去医院治病，车到一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悄没声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当作陌生人似的，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不久前，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竟能相遇，却又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患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想去探望。因为自从自己被补为“右派”之后，到现在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了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后四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还向旌旗笑手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廖公的这些诗句和想法，也正代表了温济泽当时的心情。

　　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还是在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递给廖公后，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他说，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一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廖承志说：“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温济泽成了“春天第一燕” 

　　1978年1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对温济泽说，胡乔木打电话到他家，要他把温济泽找去与胡乔木通话，因温济泽自从被补为“右派”之后，家中一直没有电话。

　　温济泽匆匆到了这位老熟人家，跟胡乔木接上话后，乔木说，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充实社会科学院，问温济泽愿意不愿意去。

　　“愿意。”温济泽说，“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去可以吗？”

　　“还是先把你调来吧，”胡乔木说，“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较快地解决哩！”跟着乔木又表示，将由他自己与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直接商谈调动事，要温济泽等着。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乔木又与温济泽通了话，说他与张香山谈了三次，张香山终于答应了。“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温济泽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

　　温济泽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谈好了再去；而胡乔木偏要他去了再谈，他也只好答应了。

　　当时乔木的妹妹方铭正在乔木身边，据她后来对人说，乔木一挂上电话就很高兴地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来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7点半，温济泽如约到了乔木的家，搭上乔木的车，来到了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在乔木的办公室里，乔木和温济泽差不多谈了两小时。最后乔木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刘仰峤同志；副局长已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

　　温济泽连忙推辞说：“我20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当好普通一兵。”

　　乔木说：“这是社科院党组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过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温济泽就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20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他深深感到“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乔木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长邓力群主持。邓力群指定温济泽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10人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温济泽推辞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在会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闻界的不少老记者与温济泽久别重逢；倍感高兴。但是温济泽这个代表团团长只能参加公开的大会和小组会，而不能参加人数较少的党的会议，颇为别扭。

　　科学大会结束不久，乔木也出院了，温济泽就向乔木提出党籍问题。乔木要温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社科院政治部转给中组部。

　　申诉书很快就写好了，乔木在将它交给院政治部时，还附了一封自己写给胡耀邦的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政治部的同志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温济泽提出“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这时，中央五个部门的代表正在烟台开会，研究为全国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并为确实搞错了的甄别改正的问题。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要中组部的同志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看看对被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平反”还是叫“改正”。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说，即刻让干审局的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的‘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

　　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确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温济泽这只“燕子”，又轻又快又矫健地飞起来了。“改正”时他已六十有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20年的损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况社科院已有14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招考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任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得一一过问。1982年周扬病重，他又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71岁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温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了温济泽。

　　历时12载，包括着一千多位烈士的10卷本(革命烈士传)，于1991年全部出齐，成为向建党70周年的献礼。大约六百万字的14卷《瞿秋白文集》，也于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60周年时全部出齐。

　　1996年4月本文草就时，温济泽已82岁高龄了。他得过脑血栓，腿脚不灵便，但他还继续被遴选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问，等等，加上个人的写作，每天仍工作不少于六小时。

　　温济泽这位饱受磨难已八旬开外的老者，不但没向社会索取什么，也没去“颐养天年”，而是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如今许多一个劲地追权逐利向钱看的人们好生思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