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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知,最经典的那款选择性失明症
www.creaders.net | 2022-01-14 00:07:46  Time Academy 时代学园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法国公知,最经典的那款选择性失明症

  托尼·朱特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谈论政治问题时总是诉诸普遍抽象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能够节制他们天性中的热忱,由此使得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法兰西在欧洲诸民族中最具文学天赋。在法国,文人多到形成了一个阶层,他们一方面不卷入日常政治,生活得很超脱,没有权力,也不担任任何公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纯书斋中人,而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形式、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习俗、法律、政治体制的是非……

  看上去不错,范仲淹名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正是说的这种文人风骨么?换用现在的话说,法国文人,构成了西方最早的一批“公共知识分子”。

  但托克维尔是在反思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时说这番话的,口吻并不是赞许。他说,这些文人谈论政府问题,总是诉诸“普遍抽象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能够节制他们天性中的热忱。”夸夸其谈,对现实认识不清,却又很善于煽动愚昧的民众,使得“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一言以蔽之,法兰西不只有公知,更有“公知病”。

  对公知病感兴趣的学者大有人在,而研究公知病的人,自己也常常会变成公知,操持着论辩式的文风,评点天下公共事务的对错。托尼·朱特就是这样一位公知兼公知问题的研究者,生于1948年的他,对20世纪上半叶法国公知的表现尤为感兴趣,在他看来,托克维尔所诊断的法国公知病,到了20世纪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因应局势的变化,表现得愈加突出和严重了。法国的公知,几乎是清一色的左派,本该急公好义,不平则鸣,然而,在苏联问题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能通过考验,犯下了“选择性失明”,且跟他们的前辈一样,煽动起了“愚昧的民众”跟着他们一起犯错。

  这番研究的第一部大成之作,就是《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未竟的往昔”是什么意思呢?乔治·蓬皮杜总统在1972年9月21日说的一句话,可以破题:“是时候给过去罩上一层帷幕了,是时候遗忘一个法国人互相反感、互相攻击、甚至互相杀戮的时代了。”这个时代,就是朱特所说的“往昔”。1944年,沦陷四年之久的法国终获解放,法国人却百般迷茫,前路如何选择,过去的历史如何解释,都是十分棘手的政治兼道德问题。世界分为两半,苏联美国各居一极,“百废待兴”的法国虽然划归北大西洋公约,占据了舆论高地的左派公知们却在谈论苏联。他们是“进步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他们背负着共同的耻辱,产生了反资产阶级的情感。在朱特看来,这种情感之前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现在则被(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所利用。

  那时的人都需要站队,在美苏之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选择一条路;那时的人都需要入党,虽然法国共产党势头强大,但也还有许多不那么激进的左派政党存在。站队的压力,党争的需要,让知识分子尤其神经紧绷。斯大林的国家揽下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首功,战后苏联的威望如日中天,但斯大林主义的阴暗面也逐渐曝光。对国内异己的诛戮,对卫星国不听话的领导人的公审,不断发动肃奸行动,侵略别国,镇压那里的抗议,而劳动营和“古拉格群岛”流放地的诸多内幕,更是纸里包不住火。

  但是“内疚”的左派公知们选择看不见真相,而无条件地和苏联站在一起。这其中,代表人物当然是萨特。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称谓:“共产党同路人”。《未竟的往昔》的第六章“历史的盲目力量”,分析了这一类人的情况:

  “(他们)没法成为共产党员,但又不愿意放弃与他们同行,许多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并未投入谴责或者维护斯大林的事业,而是为其寻求解释,他们所寻找的,是对本身看起来不可理解的事件的一种似真和可信的说法,它需要能够维持战后那些年的幻象……他们所要承担的,是一个整体上更加让人困扰的任务,即真诚地承认(如他们所见的)共产主义所有的真相,同时,又用自己的语言来为这种真相辩护,表示这种经验,这种事业,是值得期待的。”

  同路人现象是非常有趣的。汉语里有个词叫“乡愿”,即明知污点的存在,却还要尽力去为尊者讳。“乡愿”二字似乎特别针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内含了一种挖苦:他们所受的教育反成了其糊涂的来源。1936—1938年间,莫斯科公审了许多“不听话的人”,他们或者直接威胁斯大林党内魁首的位置,或者犯有这样那样的“自由化”罪过,总之于党于国不利。他们被逮捕,受迫害,但在“同路人”们看来,即使很多人是无辜受审,被错误地流放甚至冤死,也并不能说明苏联就应该打倒批臭。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反应,在朱特看来是“正常”的,马尔罗说:“宗教法庭并未从根本上损害基督教的尊严,莫斯科公审基本上也不会降低共产党的威望。”

  甚至受迫害的人自己也会产生一种认命的心理。匈牙利裔的小说家兼记者,活跃一时的文人阿瑟·库斯勒,以苏联肃反为题材写出了《中午的黑暗》,故事主角、共产党高官鲁巴肖夫下狱,经过一番折磨,他自己说服自己,承认了诬陷给他的罪名,因为他朦胧地相信,自己是一桩大事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小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效应。然而,在同情苏联的左派知识分子眼里,这样的作品发表出来,除了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提供反苏的口实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承认黑暗的存在,却依然站在制造黑暗的力量一边,不否定它,不谴责它,是需要一定的脑力和抗压能力的。有些更加诚实、更脆弱的人,就会为此而痛苦不堪。有一位德国共产党人,施特凡·赫尔姆林,热爱并同情法国,曾经作为“国际主义战士”在法国沦陷期间参加抵抗运动,后来,他在回忆散文集《暮色集》里说,共产主义革命是一桩光辉的事业,他至今深信不疑,但他实在难以理解,为何革命会出叛徒?苏联抓叛徒,肃内奸,一抓就是一大把,排着队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有的甚至直接拉去枪决——为什么会这样?赫尔姆林想了半天,说,恐怕背叛和出卖,与生俱来地就是革命的一部分吧。

  解放人类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许多左派中人,渴望“改变世界”的人,一时都忍下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黑暗与不义。而在萨特身上,做同路人,对自己不愿提及的话题轻描淡写,似乎更是出自一种骄傲的不屑。萨特当过战俘,但在战后破土而出的公知群中,他跑得最快,跳得最高,他是哲学家、政论家、小说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落笔雄辩滔滔,他可以一面主张“作家要对自己言论的后果负责”,一面自己带头违反。

  这种高傲,这种“大言不惭”,也确有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法国文人传统的背景,想当年,豪情满怀的伏尔泰,不就是见什么都敢说,逮住哪个不顺眼的就开炮,从来不在乎说错么?结果,当他84岁去世时已成全欧洲的精神领袖,萨特在1980年去世时,巴黎也是万人空巷给他送葬。瓦雷里说伏尔泰“只能是法国人,难以想象他会生活在其他天空下”,他具有“外人加到法国人头上的一切缺点”——跟萨特何其相似乃尔。

  萨特代表了最经典的一款选择性失明,他曾经出面支持过反越战的美国军官,但对苏联暴政的受害者一向不闻不问。对美国不利的他很敏感,对苏联不利的,就没他什么事了,1952年,当法共的一起军事示威被镇压,他说出了“反共分子是条狗”这样的话。在那天的笔记里,他还写下一句“我发誓,我至死仇恨资产阶级”。

  法国左派公知恨美国的原因,《未竟的往昔》里也有专章论述。美国是解放者——纳粹铁蹄下的法国是被美军解放的,但美国代表的是一种让骄傲的法国文人看不起的文明,快餐文化,罐头文化,肤浅的消费主义,金钱万能论,在战后,美国人还要用马歇尔计划来拯救伤痕累累的西方,顺带把西方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未竟的往昔》里详细解读过的第二个大公知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曾在访美之后写下的见闻里,表露出这种复杂的感情:美国的确是救星,但美国也是堕落的。

  因为只有两种选择,因为在那个时代,按照法兰西历来的传统,知识分子必须表明立场,所以仇恨一方,就得给另一方加分。对苏俄的态度,波伏瓦的论调则是这样的:“俄国人之所以战绩显著,是由于他们的事业的逻辑:他们知道为何而战。红军因而就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双重保证——它挫败了反革命势力,并且有能力依靠大众的力量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在二战中付出了重大牺牲,比起被动地卷入二战的美国人,苏联人更有资格享受不受质疑的权利:所以,斯大林的霸权行为可以视为对其牺牲的回报。

  托尼·朱特也没有忽略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这些“不负责任”的法国公知的知识背景:他们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一代,黑格尔的历史学说认为,历史是一个永恒运动的过程,而革命正是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所以,像梅洛-庞蒂这样的哲学家就树立了一个信念,他相信苏联——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导者——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此,过程中所有的黑暗、恐怖都是暂时的,是必须支付的成本。

  可是梅洛-庞蒂也明白他是在豪赌:没有人能跳出自己的时代,预见到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知道世界历史进程究竟是怎样的。即使冷战结束,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终结”,我们仍然不能说,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唯一正途;只是对于今天绝大多数有理性的人而言,对于托尼·朱特这样拥有常识的美国人而言,曾经制造了无数起人道主义灾难的苏联,显然更不可能是被历史选中的宠儿。

  在伟大事业的旗号和反人道行为之间,知识分子该不该言说真相并站到被欺凌者的一边?朱特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时过境迁,重提旧事,我们会跟着他一起发问:为什么法国一众左派知识精英都选择性失明了呢?清醒的人是少数。在《未竟的往昔》出版六年之后,他又写了一本小书《责任的重负》,擢出三位法国知识人——莱昂·布鲁姆、加缪、阿隆——作为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穆尼埃等人的反面,他们能够明辨是非,能够坚守自己的良知,不为任何先入之见所蒙蔽,向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论是朋友的还是对手的,是政治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发声。

  书名的原文“Past Imperfect”。我翻译朱特《责任的重负》一书时同朱特有过邮件往来,曾问及,“Imperfect”应当翻译成“不完美的”还是“未完成的”?他复函:“Past Imperfect”兼有你提到的两重涵义,一个未结束、未完成(unfinishedor incomplete)的昨天,也是一个道德上、形式上受损(spoiled)的,或者说“被玷污”的、不完美的昨天。他问:“中文里有一个能涵盖两种意思的词吗?”

  我想了半天,真没有。现在此书有了译本,黑黑的封面上,一个有点意犹未尽的“未竟”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了。读此书,仿佛见到朱特当年一边做研究一边摇头的样子:不好,真不好,这些人怎么能这么做?正因为总是把论述指向道德,托尼·朱特在1990年代后不停卷入论战,逐渐从一位历史学家演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道德问题既容易引起大众关切,也极易刺伤别人,给自己树敌。

  托克维尔指出的法国文人的病灶,但没有填平它的意思,而只是感慨,法国就是这样,众声嘶哗,你我相攻,动不动就要推倒现状;朱特却指出法国人“本该如何”。他是在揭露和纠正的动机之下叙说历史的,因此行文带有论辩色彩,精致周全的辩词里散发出了火药味。他有力的拷问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知识分子理应符合他所定义的“完美”(书名中的双关词“未竟”——imperfect——的反面)。

  而我倒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且有一点事后之明的意思。朱特在《责任的重负》的引言里,基于萨特本人留下的笔记,分析了萨特在战后疯狂表现的缘由: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患上了政治冷漠症,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他“犯罪般地一无所知”,因此到了战后,萨特“生怕历史的巨舰趁着夜色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相对朱特的轻蔑,或许我更看重这种心理,而且也很理解这种心理:这就是法国人,这就是法国式的大起大落,急停急转。对此,托克维尔很清楚,倘若没有那些一犯再犯的错误,而是跟英美一样永远“自由而正确”,永远不被“玷污”,维持一种宽仁的、善于妥协的氛围,法兰西,大概也不成其为法兰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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