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毛主席死那天

　　导读：中国老百姓里，除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敢于舍命坚持真理，其余的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涂虫。让批刘少奇咱就跟着批刘少奇，让批邓小平咱就跟着批邓小平。有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即便我像张志新一样发现了真理，也未必有勇气挺身而出。手里掌握着真理，又不敢挺身而出，这种痛苦肯定比感冒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人生就“难得糊涂”了。

　　之所以选这样一件大事来写，是因为近年来看了不少跟伟大人物套近乎的文章。拉大旗做虎皮，不但有效，而且有趣，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譬如邓小平去世后，我就看到了文坛上几个一辈子以整人为业、写了许多没有人味的文章的“革命”作家的自作多情的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乍一看这题目，着实是唬人，还以为他跟邓小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很像二野的师长旅长的口气，最次不济也是邓小平的炊事员、马夫什么的。但读了文章，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其实是被刘邓大军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撕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就算参加了革命，然后就一直在革命队伍里混事。别说他没见过邓政委，只怕连肖永银、皮定均等二野的中层干部都没见过。现在，那些真正的老革命都去世了，就由着俘虏兵们信口雌黄了。反正他们知道，那些真正的老革命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找他们算账。这篇文章的大意是：1978年，邓政委下了一个令，给全中国的右派摘掉了帽子，他是右派，也摘掉了帽子。其实，中国那批右派里，有铁骨铮铮的好汉，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卑鄙的告密者、整人的急先锋、玩弄权术的小阴谋家、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的小可怜虫。他们当中有的人如果当了权，只怕比“四人帮”还要厉害，把他们划成右派，的确是个误会。我的天，原来邓政委就是这样救了他。其实，给右派摘帽那会儿，邓政委还没掌大权呢，那会儿还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要感谢也应该感谢华主席。我相信，这个人当年一定也写过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文章。

　　油然想起，我在军队工作时，认识了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志愿兵，具体工作好像是在食堂做饭。他说跟我是老乡，我也就认了这个老乡。我这个小老乡有一个爱好，喜欢对人说中南海里的事，好像中南海是他家的责任田似的。这伙计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直呼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譬如提到江泽民，我们总是习惯称做“江总书记”或是“江主席”，我这小老乡却一口一个“泽民同志”，还有“李鹏同志”“瑞环同志”、“乔石同志”等等。我问他，你们这些在“海”里工作的同志，是不是能够经常见到“泽民同志”他们？他肯定地回答：当然了，经常见，泽民同志喜欢拉二胡，坐在葡萄架下拉，我们围在旁边听。李鹏同志经常到食堂来排队打馒头，我总是选个大的给他。

　　我不敢说我这小老乡是在造谣，因为现在的事情真假难辨。某部机关食堂里一个志愿兵就能替人办中南海的出入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这是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不是我的捏造。

　　前面两段小引说明，只要你厚颜无耻，只要你胆大如匪，那么，你就可以跟无论多么大的人物挂上钩，这就为我这篇文章找到了根据。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现在我想，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由此联想下去，那个写了《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的“革命”作家，其实您首先应该感谢的还是毛主席，如果他老人家真像我们千遍高呼万遍歌唱的那样“万寿无疆”了，您那顶右派帽子就安稳地戴到死吧。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毛主席不死，邓政委被第三次打倒后，大概就很难再爬起来了。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警卫班的战士，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在班长的主持下，讨论头天晚上看过的电影《决裂》。这部电影后来被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大毒草。这棵大毒草的故事梗概是说江西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抵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葛优他爹葛存壮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个专讲“牛尾巴的功能”的老教授，演过《平原游击队》的郭振清在本片里演了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领着一群文化考试不及格、凭着两手老茧子上了大学的学生跟走资派斗争。斗争的结果好像就是大家都不必在课堂上听教授讲俄罗斯的黑土地和牛尾巴的功能，然后大家在思想转变了的老教授的带领下，到村子里去给贫下中农阉小猪。好像还说到过有一个中农出身的学生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自己偷着去给人家阉小猪结果把猪给阉死了。这头小猪的死当然也要算在邓小平的账上。大家义愤填膺或者是伪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狠批着邓小平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滔天罪行。我们一个战友名叫刘甲台的，批着批着竟呜呜地哭起来了。班长问他哭什么，他说被邓小平气的。我们班长马上就号召全班向刘甲台学习，说批邓一定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否则批不出水平。

　　刘甲台的表演让我想起了当兵前在村子里参加忆苦大会、看忆苦戏、吃忆苦饭的事。我们村每次开忆苦大会，上台忆苦的总是方家二大娘。方家二大娘比刘甲台厉害，刘甲台讲到半截才哭，方家二大娘从台下往台上走时就用袄袖子捂着嘴号啕大哭，就像演员在后台就开始高腔叫板一样。方家二大娘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忆苦专家。批刘少奇时她能把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里养孩子的事跟刘少奇联系上，说这事全是刘少奇害的。批林彪时她又说是让林彪给害的。批邓她肯定又会说，都是邓小平给害的，让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里生孩子。如今回头想想，那个地主是不折不扣的大善人。寒冬腊月，大雪飘飘，一个邋遢不堪、浑身虱子的叫花子倒在雪地上，要生孩子了，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贫下中农们也不讲阶级感情出来救她，这时，那个地主把她扶到自己家，安置在暖和和的磨房里，地下还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麦秆草，让她把孩子生在草上。生完了孩子，还给她喝了几碗热粥。不是大善人是什么？后来给全国的地富反坏摘了帽子，方家二大娘的口气马上就变了，她再也不骂地主心肠如毒蛇，让自己在磨房里生孩子，而是说那地主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闲话不说，书归正传。轮到我发言了，我也想学刘甲台，哭出一点眼泪，赢得班长的表扬。但心里没有悲和恨，挤鼻子弄眼，死活也哭不出来。其实，我特别希望能恢复高考，因为像我们这种中农子弟，永远不可能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哪怕你手背上都磨出了老茧。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纯属一句空话。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子女们抢的，哪里轮得到村里人？但如果是凭考试分数，我也许还有希望。因为我的大哥就是在“文革”前考上了大学。尽管内心里对《决裂》有看法，但我还是装出一副深受了感动的样子，痛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痛骂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狼子野心。痛骂之后就是歌颂，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文化大革命”有啥成果，其实我也不知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里，除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敢于舍命坚持真理，其余的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涂虫。让批刘少奇咱就跟着批刘少奇，让批邓小平咱就跟着批邓小平。有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即便我像张志新一样发现了真理，也未必有勇气挺身而出。手里掌握着真理，又不敢挺身而出，这种痛苦肯定比感冒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人生就“难得糊涂”了。想当年郑板桥创作这句座右铭时，大概就是这意思。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想瞎扯几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理解这话，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觉悟低，不要像有的人那样，林彪当副统帅时，祝他“永远健康”的调子喊得比谁都高，但等到林彪一出事，马上就换了一张脸，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跟在毛主席身后，一脸的奸臣相。

　　我们正批着邓小平，业务科的一个参谋满脸神秘地走进来。我们单位人少，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很随便。这个参谋是高干子弟，据他自己说他的爹跟着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还把一些模模糊糊的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看。虽说是高干子弟，但他却出奇地吝啬，好占小便宜，夜里值班时，常从窗口钻进厨房偷鸡蛋，被我们警卫班擒获过多次。因此他在我们班里一点威信也没有。他一进来我们班长就往外轰他：滚滚滚，没看到我们在批邓？他不说话，过去拧开了班长床头柜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沉重、缓慢的声音响彻全室：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今天下午两点播放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谁也没听过这样的广播。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等到下午两点？我们班长毕竟是老兵，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他的脸顿时就严肃起来。他盯着那参谋的小瘦脸，低声问：会有什么事呢？会有什么事？参谋把班长拉到门外，低声嘀咕着，不知说了些什么。班长进屋后，看了我们一眼，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我们都盯着他看，他说：散会吧，各人把东西收拾收拾，给家里写封信吧。班长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跟我们的管理员是密友，两个人经常通宵达旦地研讨马列主义，我们看到他钻进了管理员的宿舍，知道他们俩又研究国家大事去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班长走了，刘甲台为了王，他说：要打仗了，肯定是要打大仗了，我估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弟兄们，准备着上战场吧！

　　刘甲台的话激得我热血沸腾，打仗好啊，我太盼着打仗了。因为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政治上不受信任，见人矮三分，自卑得很，上了战场，用勇敢、用鲜血洗刷耻辱，让他们看着，中农的儿子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牺牲了也给爹娘挣一块烈士牌子，让他们在村子里昂起头，挺起胸，再也不必见人点头哈腰。我甚至想象到了自己英勇牺牲的情景，像董存瑞炸碉堡，像黄继光堵枪眼……我被自己感动得眼睛潮湿了……

　　熬到下午两点，所有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餐桌上摆着我们班长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一拧开开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地响。电池是我到村里的供销社里去替班长买的，遵班长嘱开了发票。我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时，班长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

　　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我打蒙了。这怎么可能呢？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两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朱德死，接着是周恩来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说：……

　　用省略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所以只好用了省略号。

　　当广播员说到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那个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掉在了地上，跌得粉碎。然后他就去找笤帚、撮箕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当时我就感到这个杯子碎得没有道理，现在想起来更觉得没道理。他是那样吝啬的人，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双手攥着杯子，怎么会掉在地上呢？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但我们的领导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阶级感情深。

　　毛主席死了，上级立即发来命令，让我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原来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进入一级战备，马上就发了子弹。我们用半自动步枪的，每人发一百颗子弹；用冲锋枪的，发一百五十颗子弹。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子弹，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上岗时，子弹上膛，一搂扳机就能放响。领导也背着手枪查岗，好像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们单位人很少，营房跟老百姓的房子紧密相连，村子里的人几乎每天都到我们院子里来，有来借工具的，有来找水喝的，还有几个姑娘，跟我们的几个干部谈恋爱，进出我们营区，就像到自己家似的。进入一级战备，领导给我们警卫班下了令，老百姓一律不准进营区。我们执行命令，把老百姓堵在门外，一般的老百姓没有意见，但那几个姑娘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让进。紧张了两天，等毛主席的追悼会开过，大家就懈怠了。尽管上级还没撤销一级战备的命令，但领导把我们的子弹收了上去，说是怕出事。交了子弹，我们就更加懈怠了。我们单位在那几天里，匆匆忙忙地去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尽管信号微弱，画面跳动、扭动，几乎没法看，但村子里的老百姓还是来了。他们围在大门口要进来，我们执行命令不放他们进来，他们就发牢骚：还还“军民团结如一人呢”，还还“军民鱼水情”呢，忘了我们给你们抬担架送军粮那会儿了！这个村抗日时期是革命根据地，30年代入党的就有四十多人，省里、县里都有这村里的人当官，最大的一个在中央当部长，不好惹的。我们领导怕弄出矛盾来，就让我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然后开大门放人。我们一开大门，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现在，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但许多人、起码是我，并没有感到当年把毛主席当成神是可笑的，许多人、起码是我，想起毛主席，还是肃然生出若干的敬意。毛主席之后，在中国，再也不会有谁能像他那样，以一个人的死去或是活着，影响千万人的命运。

　　（本文摘自莫言著作《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05年，作者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