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沉溺于“大时代”，要去追求“好时代”

19世纪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百年以来，人们不断回应着狄更斯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时代才是“好时代”？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好时代，就是走在街上，我们不敢小瞧任何一个人。因为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然而，“好时代”真的是这样的吗？

明末，没有人敢鄙视失业的李自成；

在20世纪10年代的维也纳街头，没有人敢小瞧那个蓬头垢面，靠卖画为生的希特勒。

——上面这些年代，走在大街上，确实不敢小瞧任何一个人，但那都是战火连天，普通人命如草芥的时代。

它们绝非“好时代”，准确地说应该是“大时代”。然而，似乎人人都喜欢“大时代”。

政治家、军事家等大人物偏爱“大时代”——“大时代”是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历史机遇。

历史学家、文学家等知识分子偏爱“大时代”——激情澎湃的“大时代”，给他们留下了丰富的素材。

创业者偏爱“大时代”——剧烈变化的市场环境，是小公司“蚂蚁掀翻大象”的良机。

普通人也偏爱“大时代”——“罗马帝国”“大秦帝国”“拿破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大时代”，始终是游戏、影视剧经久不衰的爆款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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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士兵存活时间不超过9分钟

然而，鲁迅却说：“大时代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一个不是生，就是死的时代，与其说是“大时代”，不如说是“极端年代”——对大人物来说，这或许是建功立业的好时代，但对小人物来说，却很可能是最糟糕的、生不如死的坏时代。

帝国的大时代，多是“大人物”的好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和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用一句话精准地概括了二者的关系：“土地产出的粮食，远远跟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所以多出的人口总会被某种方式消灭掉。”

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一灾难性的推论，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解剖了历史上诸多帝国“大时代”出现的底层逻辑。

在农耕时代，“马尔萨斯陷阱”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扼住了人类文明的咽喉。每个国家，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都在试图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战争能力，在自保的同时，具备对外发动战争夺取更多土地和人口的能力——越野蛮，越高效，获胜的希望就越大，在此面前，个体的安全和自由，显得微不足道。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变法无不以此为目标。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很快秦国从偏居西陲的弱小危邦，一跃崛起为当时最高效、最残酷的战争机器。

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中这样描述秦国可怕的战争动员能力：“二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被歼灭33万人，这是工业时代的战争动员能力。而2000年前的农耕时代，秦国就能够动员百万大军，以进行长期战争。长平大战中，秦军光赵军战俘就坑杀了近40万人。”

在西方，罗马帝国的崛起，也遵循着相同的逻辑。

罗马原本只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农耕城邦。虽然罗马人视土地为生命，但罗马法却不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形成了一个以公民、公有土地、公民军队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核心。以农业立国的罗马，四面出击，不断发起灭国大战。罗马军团强悍的战斗力让整个地中海为之战栗。

如果说描述秦帝国的崛起，绕不开“长平大战”，那么叙述罗马帝国的崛起，绕不过残酷的布匿战争。

布匿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生死博弈

《兴亡的世界史·地中海世界与罗马帝国》一书这样描述迦太基人的悲惨下场：“经过三次布匿战争，曾经繁荣富庶的迦太基被罗马人从地球上彻底抹掉了，城墙，神殿，房屋，市场等建筑全部遭到破坏，石头，泥土成堆的地面被犁耕平。这个北非最繁华的商贸城市，被罗马人撒上了盐，从此寸草不生，人类再次生活于此，大约在100年之后。”

但是，若论对世界影响之大，武力征服之残酷，比罗马帝国有过之无不及的，是人类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

透过《兴亡的世界史·蒙古帝国及其漫长的后世》，我们发现，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帝国，其扩张的逻辑，始于被称为“小冰期”的气候变化。

12-13世纪，全球气候异乎寻常地寒冷和干燥，导致牛羊等牲畜大量死亡——以畜牧业为生的蒙古部落不得不大规模南下劫掠——蒙古帝国迅速崛起了，并很快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屠灭一个又一个大帝国，造就了一个血腥的“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有多血腥？看看《兴亡的世界史》中记载的，蒙古征服过程中最为惨烈的巴格达大屠杀，便可以管窥豹：

公元1258年，蒙古大军攻陷了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随后，杀人如麻的蒙古人，把这座文明古都焚为焦土，包括代表了最高学术水平的巴格达智慧宫。昔日金碧辉煌的古都巴格达，街道上的尸体堆积得比桥还要高，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和倒塌的房屋，空气中充满腐臭的气味。整个大地都布满了饥荒、瘟疫和死亡。

风起云涌的帝国大时代，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注定了这个时代的英雄，只能是那些杀人最多的人。由日本讲谈社出品的这套《兴亡的世界史》，道出了“大时代”之所以大动荡的三大原因：不公，成为播种仇恨的机器；贫富悬殊，是激化社会矛盾的加速器；而贪婪，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如今，当我们称颂由秦皇汉武、白起、汉尼拔、成吉思汗等大人物开创的“大时代”时，切莫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辉煌的历史舞台下面，葬着的累累白骨。他们是大时代中沉默的大多数。

科学造就的“大时代”，好坏参半

人类始终面临着三大天然威胁——饥荒、疫病和自然灾害。许多思想家一度认为，它们一定是上帝整个宇宙计划的一部分，除非走到时间尽头，否则永远不可能摆脱。

然而，随着科学时代的到来，三大威胁逐渐被克服——

除了众所周知的几场工业革命外，化学的突飞猛进，刺激了化肥的急速增长，直接突破了农业生产的瓶颈，人类彻底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饥荒已不再是人类的心头大患。

曾几何时，黑死病、鼠疫、肺炎等疫病让人类束手无策，由于医学的落后，各国政府甚至只能安排大规模祷告，却完全不知如何阻止疫情的蔓延。但是，随着生物科学的突飞猛进，人类与疫病的斗争已经占据了上风。

纵观历史，洪水、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通过地震台网监测等种种先进措施，来防止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科学技术由此被奉为第一生产力，全球迄今最经典的一套科学普及读物，其书系名称就叫做“第一推动”。

尽管科学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但不幸的是，与科学的进步相伴的，是人类对科学的滥用，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虚妄和狂热——以圣西门和孔德为代 表的一批“唯科学主义者”，试图把人类的一切问题都交给科学，他们认为越科学的世界，就越完美，越良善。

思想家对科学思维的推崇，很快被政治家付诸实践，于是，一个个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

◎ 纳粹主义者妄图用科学思维管理国家，改良人种，根除人性中的恶——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占领区建立起了大量的集中营，以流水线的方式，大规模屠杀异见者、犹太人、吉普寨人、斯拉夫人......纳粹德国成为人类历史最恐怖的极权国家之一。

◎ 乌托邦主义者试图用科学思维来管理国家经济，以构建一个“没有经济周期，没有危机、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1920年以来，苏联、东欧、东亚等地相继用“计划经济”这一“科学方法”运行经济，进行生产和分配。最终迎来的却是血迹斑斑的灾难——经济崩溃、政治动荡、人伦毁灭、文明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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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遏制科学被滥用之殇，哈耶克出版了《科学的反革命》，他提出了一个惊悚的事实——人类的苦难史，正是一部对理性的滥用史，整个20世纪苦难的根源，看似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思想，但错误的底层逻辑都一样：科学思维被滥用。 

在这个由科学开创的“大时代”中，在这些眼花缭乱，让人迷惑的幻象中，只有极少数的先知，才能指出真相和问题的症结——人类可能只是一群瞎子，但却总想着给自己动手术。

哈耶克就是这样的先知，他在《科学的反革命》中预言：“人类天然具有崇尚理性和乌托邦的冲动，随着未来科技的高速进步，一代又一代的人，会将‘致命的自负’运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本身的组织设计中去，人类可能将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对个人自由的诅咒！”

大时代并不是很重要， 好时代才重要

独立学者王东岳说：“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主要因为新思想的兴起。虚拟的头脑永远强大过实性的地理关系，思想永远强大过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许多文明古国之所以衰败，是因为缺乏新思想，导致它们沦为了旧文化的守护者，遮蔽者和羁绊者。没有新思想，再漫长的国史都是在积贫积弱。”

可见，没有伟大思想的时代，经济再繁荣，技术再发达，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时代”。

在危机四伏的动荡年代，思想会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在和平年代，思想的涌现，则源自“自由的思想市场”——

在启蒙时代，以休谟、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以笛卡尔、卢梭为代表的法兰西启蒙等思潮相继涌现；

影响人类历史至今的康德、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耶克、米塞斯等一众思想家的出现也不例外。

自由的思想市场诞生或胜出的，未必一定就是好思想，但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就一定不会有好思想的涌现。

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器物层面的数据，常常被看作大时代的标配之一。但是，器物的进步，实则源自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而制度则源自新的思想和观念。然而，我们却常常陷入两大误区：

◎ 无知与短视：重视器物，轻视思想；

◎对造就灾难的坏思想——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带来的“大时代”，津津乐道，而那些“拓展普通人自由边界”的好思想，却提不起兴趣——

孟德斯鸠、贡斯当所倡导的“法治下的自由”；斯密、哈耶克、米塞斯、霍普所坚持的“保护私产与自由市场理念”；柏克、托克维尔、柯克、一以贯之的“保守主义思想”、以及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的理念，等等。

历史上，这些好思想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好时代”——与那些坏思想带来的激情澎湃的“大时代”有所不同的是，好思想带来的“大时代”，因缺乏宏大叙事而显得平淡无奇，因缺乏卡里斯马式的魅力型领袖而不够传奇。

因此，一个时代是不是“大时代”并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好时代才重要。什么是好时代呢？其实也很简单：

好时代，生活中人们不必时时恐惧，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每个人的财产都能被保护，每个人对关乎自身安全的公共事件都能有基本的知情权；

好时代，天理等于王法，每个人只需要服从于心中的良知和世俗的律法；

好时代，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还能平安归来，背包丢在同一个角落，大衣挂在同一个衣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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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代，相信没有人不向往。但是，灾祸密布的大时代，常常从天而降，而自由繁荣的好时代，绝不会不期而至。拥抱好时代，先要读懂历史上最主要的大时代与好时代，更需甄选造就好时代的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