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时，灾祸也就不远了

　作者：伊恩•托尔（美国历史作家、海军历史学者）　翻译：徐彬、王斌、王晓

　　自信心爆棚，让日本判断失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两年中，陆军（或者应该说是陆军里的一些小团体）有两次挑战过天皇的权威，还打着天皇的名义。“皇道派”意图在1936年发动政变，“统制派”在1937年策划了“七七事变”。

　　这两次事件中，天皇半推半就的反抗姿态都使得军方更加猖狂，更加强大。1937年以后，军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发现上层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迅速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要求征募劳工来支持国防和军需产业。国家规定对食物和基本消费品进行定量供应。农民被要求按照事先规定好的价格将收获的稻米全部卖给国家。早就变得弱势的国会现已完全瘫痪。

　　每一种获得信息的途径都被牢牢控制了，包括广播、报纸、新闻短片、电影、海报、音乐和动画片，于是日本人民只能以规定的方式思考限定的内容。反对意见都被抨击为“极端思想”或者“共产主义思想”，那些在过去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被迫离开政治生活，身陷囹圄，甚至更惨。

　　官方用各种口号将其认为正确的思想和信念强行灌输给日本人民：“战胜之前我什么都不渴求”……“一亿国民，一种思想”……“支持大东亚共荣”……“警惕间谍”……“敌军不停火我们绝不停火！”广播里日日夜夜放着悲伤的民谣，歌颂海外的战争，这些歌曲有《离港的船》《日本武士》《候鸟的眼泪和飞行》等。

　　西方电影在电影院里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在中国作战的专题片。影片中常有日本兵把敌人消灭，然后看着倒下的战友的尸体伤心不已的场面，这时就会响起日本国歌《君之代》。这些专题片之间还会点缀一些新闻短片，开头是军乐，还有一个连续动画镜头——日本金色雄鹰张开翅膀覆盖了世界地图。

　　战争新闻描述日本在海外取得了哪些新胜利。后方报道则描述日本普通民众是如何为战争做贡献的。如果有关于“皇室新闻”的报道，那么银幕上会出现一行大字：“脱帽！”观众们必须站直，脱帽，面向银幕（否则会被逮捕）。接下来播放的画面可能是皇宫的城墙或者天皇的车队，旁白使用的是只有在皇家典礼上采用的古典日语——但是天皇本人从未在银幕上出现过。

　　仇恨西方的情绪被用来激发民族精神。在政府批准的全方位宣传中，美国和英国经常被说成是密谋否定日本在亚洲扩张的神圣权利，和这两个国家开战是在所难免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西方的文化影响被诋毁为精神腐败，当局的目的就是“净化”或者“清理”日本，使日本不受那些外国思想的荼毒。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贝比·鲁斯（美国著名职业棒球运动员，被称为“棒球之神”）去死吧！”，棒球也被批评为“腐化的贵族运动”。在一个流行的新闻短片中，一个柔道大师击败了美国的拳击手，观众们一片欢呼时，镜头突然切换成日军在中国东北取胜的画面。

　　在东京的俱乐部里演奏爵士乐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最后连在家里演奏任何西洋音乐都不再安全。在一场名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全国性反奢华运动中，日本妇女被迫摘下珠宝，不再化妆，也不能穿西式服装和留西式发型。男人们被迫剪短头发，甚至剃成光头。脾气暴躁的官员来到东京的热门西式舞厅，宣称“这种舞不能跳”“那种舞也不能跳”。1940年10月，一项政府法令要求所有的舞厅都关门大吉。原清回忆道，东京有家舞厅在最后一晚演奏的最后一支音乐是《美好往昔》（《友谊地久天长》），常来光临的客人们听到后满眼泪水。

　　学校告诉孩子们，天皇是神的儿子，他的神圣血脉流淌在每一个子民的身体里。天皇的画像张贴在每一所学校中，是学生每天朝拜的对象。老师经常向学生大声朗读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教师或者校长在朗读这份神圣的文件时哪怕有轻微的错误，也要被迫辞职。佐藤秀夫记得有位老师解释说“神圣的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儿子，老师“讲的故事特别生动逼真，我们这些孩子坐在那里，惊奇地瞪着圆圆的眼睛，心里感到这肯定是真的”。

　　学校教育孩子们在用报纸包食物之前一定要确认报纸上没有印天皇的照片，否则油脂或者食物会弄脏天皇的形象。教室里也会密切关注战争动态。学生们有时会把日本国旗贴在地图上，标记进展和胜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痴迷地理，”佐藤秀夫回忆说，“我能记得远至印度的亚洲地图是什么样子。‘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地名都有深层意义。那时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这些地方的形状。”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有些可悲，但是帝国主义者推行的计划中包含了一种衷心的、救世主般的理想主义。征服海外是一项神圣的任务，目的是拯救亚洲（甚至亚洲以外）所有在黑暗中深受迫害的人。日本的目的和命运就是走出日本各岛，实现“八纮一宇”，让天皇“一统天下”。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将宗教、政治、道德、爱国主义和家庭领域分开的国家，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就是日本的国体显然要比其他文明高级。

　　日本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强调人伦纲常，以和为贵，重视群体关系。弱者会受到天皇的照顾和指引。天皇是统治者中唯一的神，也是神明中唯一的统治者：“天上仅一日，地上唯一君。”日本为整个人类带来的最后的希望，是这个动荡而不幸的世界唯一的救赎。它给了日本人民一个理由，去相信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不仅仅是日本国的强盛。战争开始时还是学生的板桥康正说：“如果日本宣布战争只是为了增加日本的国土面积，我认为我们绝不会打到婆罗洲那么远的地方。”

　　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在当局的支持下大肆宣扬歪理，称日本在很久以前曾经统治过世界，现在是要恢复那古老的世界秩序。“世界多地发掘的古代遗迹证明了日本编年史的真实性，”藤泽亲雄教授写道，“它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事实：在史前时代，全球人类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日本天皇是领导者。日本作为母邦，深受大家爱戴，其他地区被称为属地或者是藩邦。……杰出的学者们一致得出结论，称人类的摇篮既不是帕米尔高原也不是底格里斯河，而是日本主岛中间的山区。”古代日本人遍布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带去了日本文明的果实，他们甚至来到了欧洲，被称为“匈人”。

　　但是古代日本人乌托邦式的全球秩序理念在一系列自然灾害过后瓦解了，世界陷入了黑暗的时代，“所有人都在地理位置上和精神上与母国日本脱离了，这破坏了世界的和平”。由于反对的声音都被消除了，只要支持这种论调，再离谱的话也不会有人认为愚蠢或者幼稚。京都帝国大学的小牧实繁教授称，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洋，那就是日本统治的海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被认为是独立的海洋，但这仅仅是欧洲人的观点。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七个海洋，只有一个，并且这个海洋与太阳升起之地日本相连。所有的水域都与日本相连。所有的海洋都是伟大的日本海。”

　　日本会把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白人殖民者永远赶出亚洲，带领贫穷的亚洲兄弟重返佛教和儒家学说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理念下，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因为这指向了来自西方的漫长压迫、贪婪、掠夺和虚伪。西方从亚洲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却一点回报也没有。极端民族主义者说西方把工资压得很低，阻止工业发展，就是为了利用亚洲市场并且偷走亚洲的自然资源。而日本人却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其理念是“各国共存，谁也不会去掠夺另一个国家”。

　　日本宣称，“有色人种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却仅仅控制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一”，还说在有色人种当中，日本单靠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将西方人赶出亚洲。然而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了他们的野心，证明所谓解放亚洲人的理想不过是个谎言，他们的种种恶行经常让占领区的人民怀念西方殖民者。但是在战争初期，日本辉煌的胜利无疑激发了亚洲人民的自觉意识并且唤起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独立的渴望。

　　如果日本是一个本质上道德高尚的国家，有神圣的使命，那么日本发动的战争就完全是纯洁、高贵、公正的。阻挡日本的敌人是“不守规矩的粗野人”或者匪徒，甚至是不怀好意的恶魔。无论他们是什么，为了和平都必须把这些敌人杀掉。佛教宣扬怜悯与和平，但是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净化运动中幸存下来的禅宗信徒却给日本的战争提供了道德支柱。

　　佛教学者铃木大拙（本名贞太郎）称，当日本战斗时，这就是“佛陀怜悯之心的表现”。至于日本与东方佛教摇篮中国开战，他在1937年出版的《佛教与战争》中这样解释：中国的“污秽”给自己招来了战争，“改正不合理之处并且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才能最终受益。这样的解释可能无法让人满意，但是足以让人摆脱罪恶感。

　　禅宗倡导“仁爱和慈悲”，铃木大拙说真正的禅宗信徒参与战争的原因与自我意识无关，不为手中之剑造成的后果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成杀戮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把剑。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敌人出现了，让他成为受害者。剑就像是自动伸张正义一样，大发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