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胡耀邦属于未来的中国

　　胡耀邦不仅是“共产党的良心”，他还是时代的先知，为我们留下丰富的价值遗产和政策遗产。

　　前不久，两位朋友来访，他们都是30岁上下的政治学者，年纪轻轻就在业界颇有名气了。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胡耀邦作为一个逝去的领导人，未来还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力么？

　　我说：有的政治人物会随着离职或去世，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慢慢为人遗忘，而胡耀邦不是，他虽然去世30多年了，但是社会对他的关注热度依然未减，并且未来中国还是绕不开胡耀邦这个人物，他依然在以后继续产生影响力。

　　我做出这样论断，并不是出于对他个人的情感，去故意夸大他的历史意义，而是出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分析，以及多年来对中国各阶层对胡耀邦态度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

　　第一，中国现代化核心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把经济发展起来，实现百年的富民强国之梦；二是怎么实现制度现代化，完成社会转型，让人民享受更多的尊严、平等、权利、自由，让社会步入持续稳定繁荣的轨道，走出“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毫无疑问，现在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虽然未来面向经济完全现代化的路还很长，但毕竟我们取得了当初都不敢想象的成功。不过第二个问题，依然任重道远，80年代的改革一度是这两个层面同时破题，但是后来面对国际局势挑战，国家采取了更谨慎的发展策略，制度现代化层面的探索长期被搁浅。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深刻感受到，如果制度现代化层面改革做的不好，就不能说实现了真正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成果也难得到保障。

　　所以，制度现代化是未来中国改革所要重点解决的深层问题。这方面，80年代的胡耀邦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推动的很多改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价值遗产和制度遗产。80年代在探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教育改革、思想文化管理等方面，诸多实践都是空前绝后的，那时人们对现代化哲学层面的认识，也是后来难以企及的顶峰。所以，最近李泽厚先生去世后，很多人感到只有80年代有大思想家。

　　（80年代袁庚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展的管委会领导公推直选实践）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福雷（Frangcois Furet）曾经说过，直到第五共和完全落实了大革命倡导的基本原则之后，法国人谈起大革命才开始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历史事件。从这一点上，80年代的意义是永恒的，胡耀邦是过去式，也是现在式，还是将来式。在我们完成80年代改革使命之前，那一代人的思想价值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二，胡耀邦主张和践行的民主、公平、自由、宽容这些现代性价值，是符合人性的，是无论任何阶级背景的人都向往的，因此，必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目前经济学界对于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有个比较流行的共识，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计划经济忽视或违背了人性导致的。而市场经济虽然会产生一些贫富差距等问题，但是受到广泛地欢迎，就是因为它是符合人性的。同理，那些近代以来全球左翼乌托邦的、右翼民族主义的设想，虽然可以让人一度热血沸腾，但是这种模式框架下的人们终究是被压抑的，个体不是被尊重的，只不过是通往理想彼岸的工具而已，人们在亢奋二三十年后往往就会自发抛弃这些主义。

　　中国千百年来，主流思想里更多是强调服从权威，人本主义非常缺乏，而社会经过了四十年的经济腾飞后，个体意识觉醒力度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强烈，80年代改革中曾经倡导的那些现代性价值也是当下所需要的。

　　所以，无论体制内外，但凡是有些文化和独立判断力的，多数都是内心同情和支持胡耀邦的，大家都还是愿意谈论胡耀邦，乐意看到有关于他的文章。因为，向往美好的价值，这是人的优良本性，也是社会能够维持与进步的底线。面向一个更开放、包容、自由的社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虽然未必采取千篇一律的制度路径。

　　第三，胡耀邦是一个罕见的、具有现代性的领导人。他广泛接受现代主流文明价值，力主推动中国各领域与世界接轨；他民主开明，个性特质也符合现代制度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胡耀邦为人们树立了现代领导人的标杆，现在看，他的标杆作用仍然不过时，亦是为后人树立可借鉴的榜样之一。

　　也正因为此，他虽然没有毛周邓的那种“领袖魅力”，却能够获得很多著名知识分子和重量级国际政治家的认可和尊重。巴金、冰心、夏衍、费孝通、周谷城这些一流的知识界人士，不仅在他生前把他当做知己，在他去世后也都专门写文章或以其他形式表达真挚的怀念。我曾听耀邦身边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86年访华回国后，给胡耀邦写了封信，除了表达访华期间对中国热情接待的感谢，她还觉得见到胡耀邦很高兴，认为他率真、容易交流，让她消除了刚到北京时的那种拘束感。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对胡耀邦非常重视，胡耀邦去世后多年，中曾根还经常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他的怀念。80年代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克对胡耀邦也非常赞赏信任，最近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还专门发布一条微博，表达对胡耀邦1985年访澳的纪念。所有这些，我想都源自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人，从他身上感受到传统政治中所稀缺的“现代性”。

　　（胡耀邦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这两位学者的问题，代表的是青年知识精英对胡耀邦的关注角度。又过了几天，我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见面，这位朋友一直在酒店和地产界沉浮，目前已经是某大型房地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聊天中，这位朋友也抛出他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经常见你发表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这个人真有那么伟大吗，真的是一位不寻常的领导人吗？

　　这其实又代表了社会上（非从政或研究政治政的大多数）另一种关于胡耀邦的常见疑问——他们对胡耀邦有朦胧的好感，但是由于客观造成的信息局限，日常生活中很难更深入了解胡耀邦，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想了想回答说：从细节上对胡耀邦的把握看，他的确是一个不同的领导人，著名学者丁学良说他是“非典型领导人”，这句话总结的很贴切生动。接着，又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胡耀邦是个胸襟坦荡，心里没有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心杂念，装的全是老百姓的领导人。70年代，胡耀邦有了第一个孙辈，人手不够就让赵品三的儿子请来一个安徽籍保姆，后来知道这个保姆的多位亲人在60年代初都饿死了，现在老家还有很多人在讨饭，胡耀邦深深叹了口气说：“我们共产党对不住人民”。

　　改革初期，胡耀邦在各地看到那些因过去的政策失误导致的贫困，都会当着很多干部群众坦诚地说：“这些年你们生活没有多少改善，我们心理很难过，代表中央要深刻检讨”。这句话就像周总理1973年面对陕北群众边落泪边说：“我们对不住延安人民”一样充满人性的光辉，丝毫没有为权力犯过的错误去做掩饰。

　　胡耀邦在任的时候，走遍了全国2100个县中的1700个，其中多数又是贫困落后的地方，那时候交通条件非常不好，很多县都不通公路，即使是公路也只是标准很低的砂石路，他依然以七旬年迈之躯，坚持到这些地方看看，鼓励他们解放思想，给他们打气，让老百姓的生活过的更好一些。这些年随着耀邦的脚步去过一些地方，见到过一些接待耀邦视察的地方干部，事情虽然过去这么多年，这些人对胡耀邦的敬佩、感动仍然溢于言表，都说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心里只有老百姓，对人民的那种淳朴挚爱一点装饰都没有。

　　从延安时期，理论界就有党性与人民性的讨论。胡耀邦坚决是反对那些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他觉得没有人民性的党性都是空洞的，是背离党的基本宗旨的。正因胡耀邦这么恪守人民性至上的原则，他可以坦荡做到敢于承认错误，敢于破除既得利益，这也是80年代改革那么可以朝纵深发展的强大动力；很多人说他是“共产党的良心”，道理也在此。

　　（胡耀邦视察吕梁山区，在炕头与农民交谈）

　　第二个例子，胡耀邦能够跳出自己的位置去思考问题，推动社会改革。人类历史上的改革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挽救败亡、延续统治被动进行的改革，一个是为更好为人民创造福祉的主动改革。80年代改革的出发点显然是后者，而胡耀邦又是最恪守这种改革初心的人之一。现在中央号召不忘初心，胡耀邦乃坚守立党初心的光辉代表之一。

　　比如他当领导人时，考虑最多的是怎么去限制和规范权力，还亲自带头制订了很多党内规则（如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种敢于自己去“革自己的命”的境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正因为胡耀邦能够突破这种身份和利益带来的局限性，所以，他洞察问题往往具有时代穿透力，能够做出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选择。比如，他从60年代起就觉察到完全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只能导致“全民所无”；他认为如果是要“共产”的话，不应该是上级共下级的产，而应该是下级共上级的产。他担任总书记时，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是，给老百姓更多放权让利，让全民所有变得名副其实。

　　在他的努力下，改革初期更注重政府和国企让渡经济增长收益，给居民增加工资收入，80年代中早期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居民收入增加速度超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时期；80年代中期，国家还分别制定了《森林法》和《矿产资源法》，为打破资源垄断机制，让老百姓分享国有资源使用权和收益权走出第一步。

　　第三个例子，就胡耀邦的作风来讲，他是发自骨子里的简朴，而不是装腔作势。他以前在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住所以及湖南浏阳故居博物馆里，都有很多他的遗物，这些都是极其简朴的，所穿的衣服，日常所用职务，都是当时一般干部家庭就可以得到的，绝对没有什么“特供”精致之物。

　　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为自己修一栋度假别墅，出差也都是随便住人家招待所，甚至在县委办公室搭地铺。他外出视察从来不坐专列，也不用警车开道，因为他知道如果坐专列，整条铁路线就得给他让道，这样扰民。

　　他自己没有什么存款，生前也没有让子女经商，可以说没有获取一分权力带来的灰色收益，真真正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他的子女也都是保持着这种生活作风，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出自内心最原始深处的。因为他们觉得作为共产党员，为老百姓做事才是真正价值，为人民谋福利才是追求，而不是那些身外之物。

　　（胡耀邦生前的卧室）

　　第四个例子，俗话说“人以类聚”，或曰“有什么样的徒弟，就有什么样的师傅”，通过一个人周围亲近者的水平、气质，也就可以推知这个人的水平、气质。笔者因为巨大时代差距，不可能接触到胡耀邦本人，但是接触过不少长期与耀邦共事的下属或亲友。

　　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胸怀坦荡、大公无私、生活简朴，对国家有强烈使命感，见识卓越、对历史趋势有清晰的把握。他们都是党内非常优秀的人才，无论是做官、还是做研究，口碑都非常不错。虽然不少人都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但是他们身上一点权力带来的戾气、油腻都没有，言谈举止中皆是对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80年代改革事业蒸蒸日上，跟耀邦同志能够发现、启用这样的人才也不无关系。

　　（胡耀邦邀请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来到中南海，与他们坦诚相谈）

　　不可否认胡耀邦也有瑕疵。但是历史对个人的记忆，最看重的是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作为，而不是细节上的完美之处；一个人对社会的真正意义，在于他对时代进步是否产生正向作用，留下恒久性的精神遗产。在这些层面，胡耀邦都是站得住脚的，他的精神财富依然是未来所需要的。胡耀邦同志虽然已经去世30多年，但是他属于现在的中国，也属于未来的中国，每逢他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日，关心国家未来命运的人们仍旧会持续表达对他无尽的思念。

　　2021年11月20日

　　于耀邦诞辰106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