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始末

　　1984年4月22日晚，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李仁臣在总编室值夜班，负责为次日的版面配评论。为当晚上版的新闻配评论，本是媒体评论员一项倚马可待的基本功。

　　当时，《光明日报》报道说，杭州大学地理系在“文革”中把7名老教师打扮成“牛鬼蛇神”进行“活人展览”，“文革”后主要策划人不知悔改，依然顽固坚持错误。李仁臣觉得抓住这个典型说点话，可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整党”，便提笔写下了500字的“今日谈”《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整党”，系统地肃清“文革”的影响，从党的组织路线、作风、纪律等方面，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当时的评论部领导范荣康、钱湜辛看了这篇短文，都说谈的问题相当重要，写成“今日谈”太可惜了。他们建议扩充篇幅，改写成“本报评论员文章”。正巧，值夜班的社领导丁济沧又收到湖南一个工厂党委书记仍然坚持“文革”派性的报道，要求评论部配发评论。他看了李仁臣写好的“今日谈”，也建议提高评论规格，把文章做足。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在噩梦初醒的上世纪80年代，牵动着太多中国人的情感波澜。

　　“文革”，一代人的噩梦和创伤

　　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元帅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元勋迫害致死，而副主席林彪元帅狼狈出逃，携妻儿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

　　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在“文革”后感慨地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文革”中全家几乎被一网打尽。陆定一及长子陆德，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陆定一被软禁3年、监狱10年、绝食3次、批斗八九十次。在绝境中，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活下去，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办法。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里，他经常高唱京剧《空城记》、《甘露寺》，逼迫自己开怀大笑，虽然蹲了十几年监狱，却未失去说话的功能。情难自已时，陆定一就大声嘶喊：

　　“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因与江青发生分歧，被当做最大的“保皇派”而打倒。专案组给晚期癌症的陶铸两个选择：与妻子曾志同去合肥，与女儿陶斯亮断绝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曾志不去合肥，可以与女儿来往，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面对如此残忍的选项，陶铸经过反复考虑后，对曾志说：

　　“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

　　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在合肥流放地，尽管到了生命的黄昏，陶铸还是沉着坚定地告诉专案组：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到合肥43天后，陶铸凄凉离世，骨灰也不知下落。

　　还有更多的普通百姓，在“文革”中遭遇了更悲凉而无声的命运。人民日报老记者林晰在1966年8月“文革”高潮期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同卫戍区战士一道采访北京郊区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杀人事件。林晰回忆说：

　　“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

　　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

　　原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具体作法是，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现场一片惨叫声。尸体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

　　在“阶级斗争”的煽动下，大兴县13个公社的“红卫兵”和“贫下中农”几天内集体处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家被杀绝户。后来据遇罗文调查，一对祖孙俩被扬土活埋时，怀中的小孙孙抱怨说：

　　“奶奶，迷眼。”

　　无望的老人安慰说：

　　“一会儿就不迷了……”

　　这是惨绝人寰、天地凝固的一刻。苍天有眼，也是欲哭无泪。当晚林晰回到卫戍区，执笔写出一份调查报告，立即报送中央。但调查报告交上去后未曾听到处理此事的下文。

　　他们当时所不知道的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听完汇报，轻描淡写地表态说：

　　“杀了就杀了。不要追究了。没有被杀的，就不要杀了。”

　　作为记者，林晰只能暗暗感叹媒体的无力和悲哀：

　　“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1978年岁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以丙辰清明节事件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编剧宗福先多年后还记得，剧组成员在北京街头购物，被一位中年妇女认出，对方相见无言只是泪流满面。剧组上车她也上车，剧组下车她也下车，问她有什么心事，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路哭，哭到后来她走了。

　　“我不知道她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跟我们戏里面的主人公有什么相同的命运，就这些事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否定“文革”在体制内有高度共识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元帅曾经沉痛地说过：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转引自《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邓小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

　　“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连温文尔雅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也悲愤地控诉说：

　　“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这是劫后余生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历史的沉痛反思。这样的政治氛围，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以深刻的影响和感召。

　　据李仁臣回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在整党中反应出来的思想动向，胡耀邦总书记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就是针对有些人主张要对“文革”一分为二的错误思潮，针对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拒不反省、拒不认错等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的观点。当时部队的整党首先触及到了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重要的内容。

　　为审慎起见，李仁臣重温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400字，以《决议》精神为指针，对当时纠结于党内外的这段历史公案，写出了一段掷地有声的文字：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党报评论：道出共产党人的良知担当

　　1984年4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经总编辑李庄审定，在头版报眼位置加框刊出，标题字体用的是超粗黑。当天早上6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这篇评论。

　　这是评论全文：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大舞台上，“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已经谢幕多年了。但是，在生活的一些旮旮旯旯里，少数人有时还要掀起一点“文革”的余波微澜。

　　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人”，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

　　这散发着“文革”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在这次整党中，一接触到“文革”中的某些问题，有人就“剪不断，理还乱”了。他们拐弯抹角，千方百计，肯定当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搞“活人展览”以及比这更丑的恶行辩护。尽管作这种“表演”的只是极少数人，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参与搞“活人展览”之类恶行的人，除了打砸抢分子外，一般都未予查处（有些地方打砸抢分子也未查处）。这是考虑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不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也是为了给这些犯错误的人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时间。如果他们至今仍然坚持错误，有的甚至身居要职，被当作“接班人”加以培养，人们就有理由责问，这还有什么是非呢？这样的人究竟会是谁家的“接班人”？

　　这次整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报眼”位置的评论，在党内外迅速引起极大的震动。很多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老同志纷纷给人民日报社打来电话，称赞这篇评论员文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有老战友提着茅台酒，敲开了社长秦川的家门。

　　当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新闻《四川对党员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提到四川把这篇评论员文章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列入整党学校材料，要求通过学习，联系实际讨论，彻底肃清“左”的影响。

　　四川省委旗帜鲜明地指出：

　　历史已经判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中的两派，都是“左”的产物，都是错误的，不存在哪一派正确、哪一派错误的问题。对“文革”是否定还是肯定，是彻底否定还是所谓一分为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是统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能否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好核查三种人工作的关键。

　　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此必须作出明确回答。

　　人民日报以《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为开篇，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尖锐的小评论，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深化了肃清“文革”遗风流毒的主题，在党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例如，李德民9月6日在另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根绝整人的恶习》，痛斥“文革”十年是整人的十年，有整人的气候。“文革”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口号早已取消，四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可是总有一些人，念念不忘重操整人旧业。评论呼吁：“整人不得人心，整人的恶习必须根绝。”

　　新中国从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入改革开放，新闻媒体摇旗呐喊，反映和凝聚党心民心，功不可没。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改革开放开山之作，那么《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则是改革开放奠基之作。因为不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就如沙上聚塔，根基不牢。

　　1984年全国好新闻评选，这篇评论众望所归摘取了特等奖。李仁臣谈起当年的评论，认为：

　　“文革”是逆革命而动，逆社会进步而动的运动。否定“文革”应该是符合党的决议的，符合民心的，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

李仁臣，复旦大学毕业，后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温故而知新

　　以彻底否定“文革”为标志，中国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长期的内斗内耗，鸣笛转入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在历史的风口发出了金石之声。

　　不由得想起了唐朝骆宾王的骈文《讨武曌檄》，“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想起了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案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表现了一代人的“真实和正义的理想”（左拉语），表现了共产党人的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展示了体制的弹性和担当。

　　转眼评论发表已经32年，当年铿锵有力的语句还在耳边鸣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