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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审美的姿态度过一生
www.creaders.net | 2021-11-24 12:44:21  好奇的芦苇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林语堂曾写过一本英文畅销书,叫做《苏东坡传》。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以说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举重若轻、酣畅淋漓,他说: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

  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

  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建设的工程师;

  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

  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

  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䈣治上的坚持己见者;

  是饮酒成性者,是月下漫步者,

  是诗人,也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但是,这仍远远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

  有趣的是,此书的英文名叫做The Gay Genius。而其中gay的意思是“欢乐”或“放浪不羁”,正如尼采有本名叫The Gay Science的书,译作《快乐的科学》。所以,林语堂的书名直译过来就是《放浪不羁的天才》。

  林语堂显然是苏轼的铁粉,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因而林语堂在自序的开头就说:

  我写苏东坡的一生,其实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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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苏轼像 元赵孟𫖯绘

  还有一位名叫熊逸的思想隐士,开了一门深入浅出的网络课程来解读苏轼,他说:

  尽管苏轼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标签,但其中最醒目的一个,就是他的完美人格。

  苏轼实在堪称多才多艺,他几乎通晓了那个时代每一种重要的学问和技艺。比如:

  论文章,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论写诗,他是诗坛领袖,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

  论填词,他是豪放词的创始人;

  论书法,他是北宋“四大家”之一;

  论绘画,他是湖州派的一员主将;

  论学术,他是蜀学的旗帜;

  而且,在儒学以外,他对佛学和道教的知识,远在很多高僧和名道之上;

  即便说到日常生活,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甚至亲自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饼、东坡豆腐等等,闻名世界、令人垂涎的美食佳肴。

  可以说,苏轼绝顶聪明、有幽默感、情商极高;而且,他不但诗词文章无人可及,居然做官也做得及其务实,并不像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那样不切实际、不得要领,而是每到一处都能做出像样的政绩。

  1、命途多舛

  历史上的苏轼,形象率真幽默、才华横溢、且魅力十足;他既富于理想主义的浪漫气质,也不失理性主义的务实风格,难怪被无数后人奉为偶像、或是人生楷模。然而,苏轼的一生却并不一帆风顺。

  苏轼,字子瞻,从小就是个神童,后驰骋科场、少年得志,皇帝欣赏他,前辈栽培他,他还成了被万人追捧的文化明星。更重要的是,苏轼不但智商颇高,而且情商也非常高,所以无论是钻研理论、还是弓身实践,无论是搞文学创作、还是处人际关系,苏轼都统统游刃有余。

  但是命运对苏轼来说,却好像造化弄人。正在他入朝不久,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之时,苏轼的母亲忽然病逝,他只好回家服丧三年;而紧接着又是父亲病故,他又继续服丧三年。这下,苏轼不但错失了近6年的大好时光,更要命的是,在此期间,不但器重他的仁宗皇帝不幸驾崩,就连继任的宋英宗也驾崩了。

  等苏轼服完丧,回到朝廷,他所面对的,就成了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王安石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张旗鼓地变法改愅,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绝对支持。原本器重苏轼的老臣们,则大多被迫离开了权力中心。而当朝红人王安石,却好像从来都不曾喜欢过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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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王安石像

  右: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神宗圣孝皇帝肖像  (局部)

  当时,改革派与保守派相互争夺、不可开交。而儒家意识形态的一大特点就是妥协性差。所以,技术层面的争议往往会升级到道德层面,于是,对错之争上升到正邪之战,便成了你死我活。

  苏轼发现自己一进京,就陷入了尴尬,朝野上下一片混乱,支持变法或反对变法,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则性问题,让人不站队也得站队。

  其实,在苏轼早年的文章里,一直都不乏改革主张,有的观点甚至还与王安石颇为相似。但王安石和三苏父子积怨已久,苏轼在这时重回朝廷,就算想加入改革阵营,都已经不允许了。于是,苏轼只得明刀明枪地表示反对新法、索性与王安石针锋相对。

  宋朝的体製可谓典型的开明专製,到神宗朝虽然中央集@权有所加强,但依然是开明而温和的。因而,苏轼的确不幸卷入了党争漩涡,而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所卷入的是宋代的党争漩涡。

  因为,宋朝有祖宗家法,士大夫不能杀。所以,提意见的官员就算再言辞激烈、再蹬鼻子上脸,“不杀人”的底线总算被守住了,始终没被突破。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上神宗皇帝书》的万言书,主要内容是,推行新法犯了众怒,而犯众怒的改革是注定会失败的。照理当时苏轼所站的绝对是多数派,众人都在齐心协力反对王安石,况且宋朝士大夫的言论环境又空前宽松。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宋神宗支持变法的决心之坚定,也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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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宋神宗圣孝皇帝肖像

  1067-1085年在位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确实以失败告终。以苏轼的头脑,完全可以预见变法失败的必然结局。所以他最合理的选择,应该是静观其变,只要熬到王安石倒台就翻身了。

  不过,苏轼的运气没那么好。几个回合以后,在宋神宗支持下的王安石虽然犯了众怒,但仍然大权独揽,变法继续。而反对派却纷纷败北、夹着尾巴离开了权力中心。

  苏轼几经波折,也被打发去杭州做官。随后,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让苏轼的命运再次滑向谷底。

  2、乌台诗案

  乌台指御史台,即古代司法监察机关。据《汉书》记载,御史台里种着柏树,树上栖息着几千只乌鸦,所以也称乌台。苏轼的案子送交御史台根勘所审理,史称乌台诗案。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离开京城,来到杭州担任通判,大约是副市长;此后8年间,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大约为正市长。

  如此仕途轨迹,就说明苏轼的前途一片黑暗。因为宋代重内轻外,京城是内,地方是外。

  在新法推行期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聚集京城发号施令,凡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大多被打发各地任地方官,无缘参与国家大计。这也形成了一个颇为荒诞的局面:京城的执䈣者推行新法、肆意而为;而被贬的地方官却拒不配合、阳奉阴违。

  元丰二年(1079年),43岁的苏轼到湖州上任时,例行公事地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的感谢信,不想却招来了一场牵连广泛、影响深远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

  其实,写这种感谢信很难出错,因为有固定的套路。比如,提到自己时,要谦称不配;说到皇帝时,则感激涕零;最后表态,一定好好工作、肝脑涂地、以报皇恩,这就算好了。

  其实,苏轼也是这个套路,但却被新党人士敏锐地在一篇骈文里,挑出了两句重点: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在新党人士读来,这好像是在说:

  皇帝知道我耿介老实,没法昧着良心去追随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平步青云的变法新贵。因而皇帝也一定清楚我也不会没事儿瞎折腾,所以这才放心让我去地方任职,也好让百姓休养生息。

  当时,朝堂上新旧两派斗得不可开交,而苏轼的冷嘲热讽,则毫无悬念地招来了严厉的弹劾。苏轼倒也没做辩解,坦率承认讽刺属实。因为北宋朝堂一贯开明温和,讽刺时䈣都不算事儿,显然苏轼这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只以《湖州谢上表》作为罪证,新党确实奈何不了苏轼。但新党早就对苏轼及其关系密切的旧党恨得咬牙切齿,而苏轼则是他们搅弄是非、打击旧党的一个最理想的社会网络的节点:

  显然,苏轼自带流量、交际面甚广,是文人名流们社交的焦点。特别是他还管不住嘴,文学才华太高,既能写、又爱写,而都是白纸黑字,一旦从中找到把柄,就是硬邦邦的罪证。

  更妙的是,苏轼这样的名流才子、超级网红,其诗文一上市就被广为流传,想藏都藏不住。因为:

  当时流行的宋体字横细竖粗,就是为木版印刷量身定制的。而宋朝的印刷业已相当发达,人们却少有版权意识,于是书商受利益的驱使,总会想方设法搜寻苏轼等名流大家的诗文,以便刻板印刷、出书赚钱。

  而且,北宋不但印刷业发达,言论环境还特别宽松,所以讥讽时䈣的文字总是此起彼伏、传播迅速,给执䈣的新党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于是,苏轼的罪状,便被新党一个不落地找了出来,其中还涉及到不少与苏轼素有交集的旧党官员,当然得悉数清查、一网打尽。而神宗看到这些罪状,也第一时间拍板下令,将苏轼缉拿到京、正式立案。皇帝亲自下诏办理的案子,叫做昭狱。

  尽管一提昭狱,就会让人想到明朝诏狱的黑箱操作、血雨腥风。但这是宋朝,不是明朝。宋朝是中国法律建设的一座高峰,即便是诏狱,也相当讲究製度的完备、程序的正义。

  所以,在乌台诗案里,虽然御史台的官员咬牙切齿,想方设法给苏轼治罪,顺带着牵连出更多的旧党人士。但是御史台却不能够一手遮天,尤其是御史台只管审案,定罪量刑的事儿,也并不归它们管。

  也就是说,即便御史台问出了最想要的结果,得到了苏轼以诗文诽谤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但是还得交到大理寺,由大理寺官员把苏轼的罪行具体落实在法律条文里,仍有大量工作、相当繁琐,而且,也大有转圜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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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食帖》为苏轼被贬黄州时 寒食节于东坡雪堂

  所作的二首诗 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书法作品

  在中国古代,司法精神并不是法治,而是以法治国。比如:

  1、法治,便意味着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比如英国“王在法下”的法律传统,国王也不能逾越法律。其中,法是指契约、合同。

  2、以法治国,意味着皇帝运用法律治理国家,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除了皇帝。皇帝是在法律之上的。其中,法是用来规范百姓的。

  宋朝是以法治国,无论法典有多厚重繁琐,皇帝随时可以修订法典的任何条文。所以,大理寺若要给苏轼这样的大案要案定罪量刑,光有法典绝对不够,最终只能等候皇帝予以定夺。

  乌台诗案是典型的文字狱。而大理寺的官员再恨苏轼,都应该清楚,文字狱的先例绝不能开。因为当时所有的官员都是文人,都写诗作文,而任何文字都存在被曲解附会的可能。宋神宗一朝的诏狱大兴,完全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副产品。

  所以,遵照大理寺的判决,苏轼虽然有罪,但正逢朝廷大赦,还是将他直接赦免、官复原职算了。

  但最后,反而是宋神宗不干了。因为皇帝最头疼的,就是新法始终贯彻不力。而且越是头疼,狼狈的事情就越多,对负面意见和冷嘲热讽也就变得越发敏感。于是,宋神宗为乌台诗案给出最终裁决。圣旨原文是: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所谓“依断”,即认可大理寺意见;但重要的是后面的“特责”,所谓“特责”,即皇帝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要惩罚一下苏轼。

  如何惩罚呢?即发配他去黄州做负责地方军事的副职官员。

  在乌台诗案后,苏轼每每写诗作文,凡用典故,都会让家人或学生仔细核对、生怕出错。而过去的苏轼,可是一个就算在科举考试中,都尽情发挥、任性杜撰典故的大才子啊。

  今天,苏轼在多数人心里是大诗人、大词人,而这实在是小看他了。大众不甚了解的,是苏轼的文章,尤其是政论文章。苏轼刚刚出道时,就令欧阳修等人眼前一亮;后来深陷朝廷党争漩涡,苏轼为阐述见解、驳斥变法,又作了许多文章,充分展现出他的治国理念、思想深度和社会洞察,其见识和高度,不得不令人叹服。

  3、“东坡”的由来

  苏轼被贬黄州,乍看上去连俸禄都没了,一把年纪,突然要放下纸笔、扛起锄头,这难道还不算绝境吗?

  其实,苏轼在黄州的境遇并没那么窘迫,作为受文字狱迫害的天下第一才子,他很容易博得各方的同情。再说,苏轼哪怕靠卖字卖画求生,都能有不错的收入。

  况且,新法推行多年,弊端人人可见,当时就连王安石都已下野了。至少在苏轼心里,是绝不相信新法最后会成功的,所以他的前途并非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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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黄州的第二年,有人帮苏轼申请到了城东的几十亩荒地。于是,苏轼将田地称作东坡,开始自耕自种、补贴家用。从此便有了“东坡居士”的名号,历史上也才有了苏东坡这个金光闪闪的文化符号。

  也正是在黄州,苏轼把大起大落的人生活出了美感,所以他才成为了后世的一个标杆,让人情不自禁地欣赏、仰慕、效法。

  但是,苏轼真正的标杆意义,还得等到后来被贬海南才真正能体现出来,因为黄州的生活相比之下还远非绝境。

  苏轼所信奉的,是儒家君子“处变如常、听天由命”的人生态度。儒家君子追求的是努力提升道德境界,因为这才是自己能把握的;至于人生沉浮,那都是命运。若是有了点挫折,就卯足劲要不择手段、绝地反击的,那全都是小人,为君子所不齿。

  所以,《礼记·中庸》里有一句话,堪称君子最为推崇的人生准则:

  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意思是:君子在富贵时就做富贵之人该做的事,贫贱时就做贫贱之人该做的事,在荒蛮之地就做蛮夷该做的事,落难时就做落难之人该做的事,君子在任何处境都能随遇而安、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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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食帖》局部

  无论身处何地、境遇何如,在苏轼的内心,都愿意坚守这样的道德修养,过一种富有道德美感的生活。

  4、赤壁三咏

  苏轼在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即最著名的“三咏赤壁”,分别是两篇散文和一首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

  1、《赤壁赋》一直被当作苏轼的代表作。内容是关于苏轼与几位朋友在赤壁泛舟,恰逢圆月当空,把酒当歌,“颂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陶醉得忘乎所以,都感觉自己“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尽情玩了一个通宵。

  其间有人吹箫助兴,但箫声哀婉,朋友便想起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开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这,不过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怕死而已。

  而对于这样一个人生的终极问题,苏轼的解答是: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天地命运的安排。

  接着,苏轼又提出了一种更加彻底的哲学解决方案: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即,清风明月是造物主赐予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懂得欣赏,便可逍遥自在。

  这段话让朋友转悲为喜,在不知不觉之间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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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赋(局部) 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2、在《赤壁赋》之后,又一个月色撩人的夜晚,苏轼与友再次泛舟长江、饮酒作乐,写下《后赤壁赋》,与《赤壁赋》联成双璧。

  其实,在《赤壁赋》的文采华丽包装下的,不过是一种略显荒唐的人生哲理,类似于心灵鸡汤;而《后赤壁赋》,则只有叙事,不发议论。乍看寡淡乏味。但在寡淡乏味的平铺直叙中,却更蕴含着真正的哲理,正如老子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这正是后者的高明之处。因为它只写实、不抒情,但是在写实的意境中,将该抒的情都抒了、该发的议论也发了,自然真切,而豪无矫揉造作。正是论文的最高境界,即“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

  文中写道:苏轼与友人爬山爬累了,便回到船上,顺水漂流,不觉已至半夜,四野一片寂静。此时此刻,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即,有只鹤从头顶飞过,在一声长鸣中掠过了小船。

  然而,那只仙鹤究竟是苏轼梦里所见的“玄裳缟衣”的道士?抑或就是苏轼本人?是否因为,他内心里依然渴望“戛然长鸣”,被朝廷重新启用?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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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再说《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牌“念奴娇”听着就娇声嗲气。但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足够慷慨苍凉。

  “怀古”的原本只能是诗,但苏轼却无拘无束、把词当成诗来写。因而正是苏轼,将宋词从花前月下、浅斟低唱,引向了苍茫寥廓、壮怀激烈。显然,在苏轼手里,内容与词牌已彻底脱节了。

  宋词的豪放派正始于苏轼,起点就是那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而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豪放词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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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考察词牌来历,所谓念奴,是唐代天宝年间当红歌女的名字。念奴娇在唐末成为词牌名,取自念奴“春娇满眼睡红绡”的娇态。

  而苏轼信马由缰,写的却是他心中那个年纪轻轻、新婚燕尔、志得意满的周瑜,他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一场足以决定国运的战役,并轻轻松松就击败了强敌。

  周瑜的胜利当然一点都不轻松,但苏轼偏要把它写得很轻松,反衬出自己,明明也是满腹才华,却一把年纪还被贬黄州,虚度光阴、无所事事,无缘建功立业,只能“故国神游”。

  一番神游后,苏轼感慨到: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只有发出叹息,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梦呢?还是洒一樽酒,作为祭奠吧。

  苏轼这首词,看似充满“大江东去”的豪情,但全篇真正的重点,还是后面的那个“多情”。同样,多情贯穿了苏轼的一生,也是苏轼的性格当中最关键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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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奴娇·赤壁怀古》

  5、苏轼 & 王安石

  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将苏轼调任汝州。汝州即河南临汝,离京城已经不太远了。宋代贬官,离京城越远,即处罚越重。所以这是神宗有意重新起用苏轼的信号。说明新法在推行多年后,实在弊病丛生,神宗终于感觉吃不消了。

  苏轼在去汝州的路上经过金陵,主动拜会了王安石。不料两位昔日的冤家再次见面,非但没有尴尬,反而相谈甚欢。

  苏轼对王安石确有种英雄相惜的感觉。而王安石虽然在䈣治上落败了,但一有机会总想压对手一头,哪怕借助诗文,无奈对手就是比他厉害,让他的每一次的挑战,都成了自讨没趣。

  读者看客们,总觉得苏轼的才学高于王安石,但更重要的是,这分明就是邪不压正。

  两人曾经势同水火,因为当时同在朝堂叱吒风云的两人,䈣见不甚相同;后来又惺惺相惜,因为他们先后跌落深谷、沦落天涯,而终于能放下成见、开始聊天了。这时才忽然发现:原来对方不是坏人。

  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作为䈣治斗争的失败者,苏轼和王安石非但已不再是彼此的威胁,反而有了共同的敌人,即那些“新进小人”。这些人都是被王安石破格提拔、而委以重任的,事后他们却能毫不犹豫对王安石落井下石。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因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他迅速拉拢提拔的人,大多注定都是投机分子,他们只看重功名利禄,而不在乎品行操守。所以,这些人在新法推行遇到麻烦时,也一定会毫无心理负担地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安石的头上。

  所以,苏轼和王安石见面时,大概率会一起奚落他们共同的敌人,因为这最容易拉近两人的情感。因为,共同的恨,总是比相互的爱,更容易让人们化解成见、缔结同盟。

  6、苏轼 & 司马光

  但苏轼还没到汝州,权力中心就发生了地震。宋神宗忽然英年早逝,继位的太子即宋哲宗还只是个十岁孩子,于是,由宋神宗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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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高太后早就恨透了新党,一掌权就着手废止新法。恰逢司马光进京给神宗奔丧,马上被高太后重用。于是,在野的旧党又开始以燎原之势卷土重来了。

  果然,不到一年,苏轼就得到接二连三的升迁,一路杀回权力中心,担任翰林学士,负责重要公文的拟定。弟弟苏辙也被火速提拔,担任右司谏,即重要的言官。

  在高太后和司马光共同领导下,废除新法规定、弹劾新党官员的工作紧锣密鼓、稳步推进,史称“元祐更化”。

  但是元祐更化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政策,只是清除坏人坏事,也就是只破不立。而王安石,则眼睁睁看着他多年的改愅烟消云散,不久便黯然离世了。

  当时不是没人谏言,废新法不能太过仓促,得慢慢来。但是对新法深恶痛绝的司马光却不以为然。显然,司马光把事情给想简单了。

  若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观察,其实新法无论多么糟糕,却已经被实施、磨合了多年,并把苏轼从青年熬成中年,将王安石从中年熬成垂暮,多少总有些社会惯性,想一举尽废,则必定生乱。

  这时的苏轼,竟充当起了王安石的辩护人。因为苏轼的金陵之行,多少让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了一些同情之理解,而多年的基层经验,让苏轼对新法的实施,也比司马光有着更多、更深刻的感受。

  当苏轼抛开成见,以一种更客观的角度看待新法时,发现新法虽招致天怒人怨,但也并非全错,所以,废除新法也不该一刀切。况且,当初王安石变法时,试图解决的社会弊端早就显而易见、积重难返,若将一切复原,最初的弊端也将卷土重来,必然按下葫芦起来了瓢。

  因而,假如没有苏轼的金陵之行,就不会与司马光心生嫌隙、直到不可开交了。而司马光即便以忠厚长者自居,也终于因一次次的争执,对苏轼怒不可遏起来,甚至要将他赶走。

  但是,司马光并没有赶走苏轼,而是忽然一病不起,并很快撒手人寰了。然而,苏轼的仕途危机却反而更加严峻起来。

  7、苏轼 & 程颐

  司马光离世时,轰轰烈烈的元祐更化才进行了一年,但失去了权威的朝堂,就好像一条没有压舱石的大船,斗争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而苏轼这次卷入的叫做洛蜀党争。

  其中,洛党以理学大家程颐为首,蜀党则以苏轼为首。因为程颐是洛阳人,苏轼是四川人。而洛派与蜀派之间,与其说是䈣治派系的冲突,不如说是学术派系的争斗。

  不得不说,北宋朝廷学术气氛颇浓,而在儒家学术传统中最高级的,就是给经典作注,借现成经典阐发个人见解。恰好,三苏和二程都分别注释过《易经》,比如:

  1、苏轼在黄州期间完成了《东坡易传》。

  2、程颐注释的《易经》是《伊川易传》。

  但两者的性格却很不一样:

  1、《伊川易传》看上去特别正大光明,像一部高头讲章,总能把道理往天地大道上引;而《东坡易传》则处处透着人情味儿,特别接地气。

  2、如果各用一个字概括:程颐重“理”,苏轼重“情”。这也体现着洛学和蜀学整体风格的不同。

  3、《伊川易传》遵循传统,把《易经》看成整体系统、包罗万象、神乎其用的经典;

  《东坡易传》却充满了怀疑精神,认为卦和爻,纯属占卜技术,无关于圣人之道;而卦辞和爻辞,则是圣人的借题发挥,即把人情世故分析透了而已。

  总之,苏轼的学术出发点就是“人情”,虽然可亲可爱,却没有道德感召力。相反,程颐的学术出发点是“不近人情”,可敬可畏,只能供起来膜拜,但好像特有道德感召力。

  在洛蜀党争的岁月里,朝廷总忙着“分别邪正”,即把君子和小人区别开。幸好,宋朝即便分清了邪正,也不会赶尽杀绝,而是君子留在中央,而小人被放到地方而已。

  在后人看来,程颐和苏轼似乎不该产生矛盾。程颐、程颢是理学的开山人物,合称二程,后与朱熹合称程朱,其学术称为程朱理学,统治了元、明、清三朝的意识形态。

  在理学系统里的程颐,俨然是个圣人。而且,二程立身处世确有圣人派头,终生遵循圣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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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

  如此看来,洛蜀党争的双方,一边是圣人,一边是君子,怎么可能打起来?可是,两者偏偏就打起来了。因为苏轼认为程颐是个奸人。但程颐怎么可能是奸人呢?

  在程朱理学的谱系里,程颐不但是学术宗师,更是道德楷模,很有清教徒的色彩,也就是既古板又苛刻。按说人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是程颐却对谁都不宽容,甚至对谁都很苛刻,就连他在当宋哲宗的老师时,对小皇帝都一本正经、不近情理。

  这也许因为一个人越道德自信爆棚,就越看不惯别人。而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性情中人。

  所以程颐一定讨厌苏轼,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奸人。君子嫉恶如仇,对奸人绝不能心慈手软。

  正好,苏轼也将程颐一党看成奸人,却另有一番道理。那就是苏洵曾经在《辨奸论》里指明了的:凡是不近人情的,十有八九都是奸的。

  当年的王安石就不近人情,所以是奸人。而现在的程颐,虽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不近人情,所以也是奸人。同样,君子嫉恶如仇,对奸人绝不能心慈手软。

  所以,苏轼对程颐一党从来不假辞色,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程颐及其弟子,虽因太严肃古板而缺乏幽默感,没有讽刺挖苦的才情,所以只能义正词严地抨击对方。

  于是两者水火不容,竭尽全力互相伤害。其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程颐和苏轼先后离开了权力中心。

  从元祐四年(1089年)到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5年间除两度短暂回朝担任职,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州知州。但党争却未就此结束,所谓“正邪不两立”的斗争依然如火如荼。

  8、不错的地方官

  从元祐四年春天,54岁的苏轼去杭州任职算起,苏轼人生最后的12年,基本远离了北宋权力中心,除了偶尔调回京城,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地方官。而随着党争形势的恶化,苏轼也被越贬越远,直到海南。

  但是,苏轼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既是博学的学者,又是伟大的诗人,还同样能脚踏实地处理政务。而且苏轼做地方官,其实做得相当不错。

  比起在京城做京官,地方官的工作则相当繁琐细碎、甚至非常烦人,比如治水工程、人口统计、催收税款等,都是会消磨意志的俗务,天然与那些远大的理想、浪漫的情怀水火不容。

  苏轼做过很多地方的市长,他的行政风格与他的学术风格如出一辙:就是“近人情”。所以,诸如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嫉恶如仇、明察秋毫等形容清官的词,统统与苏轼无关。

  而若要在北宋找一位名臣清官,那一定是包拯,因为他完全当得起上述褒义词。在中国古代,包拯可谓文官的典范,正是百姓所期待的清官。

  但有识之士却不以为然,他们将包拯和海瑞相提并论,认为这类官员只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好话说尽、姿态做足,但却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总是坏事,于国于民都为害不浅。其实追捧他们的大多是愚民。

  历史书上一提到清官,标准模式即为民请命,请朝廷免税或者减税。奏折也写得十分䈣治正确,比如圣朝以孝治国、皇帝爱民如子,等等。他们的特点就是不近人情。

  但苏轼从不搞这套,他最喜欢算账,设身处地从实际出发、为下面具体做事的人考虑,并让朝廷看到,只要实事求是、肯动脑筋,减免税赋反而会使收益大增、损失锐减,顺带为百姓减轻负担,还能维系国家稳定。如果是这样务实的免税提案,又怎么会不被通过呢?

  苏轼既不把皇帝当圣人,更不认为朝廷是正义化身,并且,他也从不把草民百姓想像成善男信女。这就是苏轼从“近人情”得来的方法论。

  他眼里的现实是,这世上没有圣人,大家都是凡人,都有人的通病,而且很难改变。所以,想要解决实际问题,就要从现状着眼,把账算清楚,兼顾各方利益,胜过讲任何大道理。

  人们眼里的苏轼,是才情横溢、风流倜傥的大才子;但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面,却是近人情、讲人情,总是乐观积极、很少自怨自艾,这才是苏轼性格中最可贵的一面。

  如果讲到苏轼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可以说政绩颇多,而且跟着他的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比如:

  1、在杭州,他兴修水利,疏浚西湖,如修筑西湖苏堤,修浚西湖六井,疏浚茅山、盐桥二河。

  2、在密州,他抗旱祈雨,平息强盗,罢黜不合理的徭役,上书食盐专卖的害处。

  3、在徐州,他带领官兵、抗洪救灾。

  4、在登州,改革盐务,加强海防,所写《登州海市》令蓬莱阁蜚声四海。

  5、在儋州,融入当地生活、传学海南学子,从他的学生考中进士起,以前从未出过进士的海南,在有宋一代共出了12个进士。

  9、继续贬谪

  元祐七年(1092年),57岁的苏轼来到扬州,致力于整顿漕运。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苏轼彻底失去了保护伞。

  接着,苏轼到与辽国接壤的北方重镇定州任职,在山雨欲来的气氛里,他依旧爱岗敬业,认真投身繁琐的事务性工作。

  但是哲宗刚刚亲䈣,国家财政又因元祐更化、尽废新法,而再一次入不敷出,新皇帝又年轻气盛、要做大事,早就对旧党满腹怨气。所以,元祐党人自然纷纷遭殃。而苏轼,又成了其中最惹眼的那个。

  可想而知,苏轼再次被贬,拖家带口从定州远赴英州,即今天的广东英德,地处岭南,被中原人视为畏途。

  不但如此,苏轼一路上连番接到最新指示,不但品级待遇一降再降,安置地也从英州改到了更远的惠州。

  但是,苏轼在惠州也才住了三年,就于元符元年(1098年)再次被贬到海南岛。而这,已到了天涯海角、贬无可贬了。这时的苏轼已很难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了。当时他写下了一首感觉颇为落寞的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显然,新一轮的党争迫害又充分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底线降到了新低,大有赶尽杀绝的意味,不想给旧党留下任何的翻身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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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那么,到底是谁把苏轼害得这么苦呢?自然是新一代的新党领袖章惇。他在元祐年间被旧党给整惨了,如今小人得志,自然要疯狂报复。

  章惇名列《宋史·奸臣传》,黑材料比比皆是。但问题是,在翻云覆雨的时代里,谁忠谁奸取决于谁笑到最后,因为只有笑到最后,才能赢得话语权。

  宋代党争反反复复绵延到南宋,新党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章惇不但失去了最后翻案的机会,就连文集和辩护词也没能留下。旧党因痛恨他,还编了不少段子,而这些段迎合时代心理的段子,反而被当成史料流传下来。

  历史永远充满偶然,章惇没蹦哒几年,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25岁的哲宗就英年早逝、突然驾崩。向太后临时主䈣,立哲宗的异母弟弟赵佶继位,这就是将来被金兵掳走,断送宋朝半壁江山的宋徽宗。

  同年6月,苏轼横渡琼州海峡,离开居住三年的海南,踏上了北归之路。

  向太后仅摄政半年,即让徽宗亲政。第二年向太后去世,朝廷改元为建中靖国,意在既不极左、也不极右,请大家停止党争,让国家早日安定。

  苏轼这次若真的复出,也许将会是另一种遗憾。况且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再也经不起这种跋山涉水、舟车劳顿的折腾了。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逝,享年64岁。

  这对苏轼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因为年轻的宋徽宗早已决意任用新党。所谓建中靖国,只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过渡罢了。

  10、旷达人生

  苏轼自从出道不久为父母守丧,就再没回过故乡湄洲。京师风起云涌,他的命运也随之飘摇,他或“自请出京”、或横遭贬谪,离京师、故乡越来越远。

  作为官员的苏轼,曾少年得志、直达天庭,心怀鸿鹄之志、身兼经世之才。但是他的一生,却在䈣治上起起落落,屡遭贬谪,一再流放。上半场被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迫害,下半场又遭司马光领导的旧党排斥,从来不合时宜,两头不受待见,空有一身才华和能力,却始终都无处施展。若论做官,苏轼实在算是一个悲剧人物。

  但是,一路高开低走的苏轼,却是越活越明朗,越活越率真。即便人生失意,他也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孔夫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苏轼就是如此。他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失那份坦然、豁达和幽默。

  苏轼远贬海南时,已年逾花甲,但哲宗皇帝正值青年,令他很难对未来抱有任何希望了,但苏轼却一如既往乐观豁达,正是在缺衣少食、气候炎热、要什么没什么的的海南岛,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让人不禁要问:这样的人生境界,究竟是如何修炼来的?

  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物质的匮乏和希望的渺茫,远比精神的孤独更容易忍耐。只要一个人的精神足够丰饶,一切就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个人究竟是快乐还是消沉、乏味还是有趣,显然不止取决于环境,而更取决于心态。而这种心态的极端呈现,就是哈姆雷特的那句经典台词:

  即便把我关在一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做一个拥有无限领土的君王。

  所以,苏轼即便被打落谷底,在人们看来,他也依然是光芒四射的文坛宗师,心里对他的尊重并不会有丝毫减损。

  因而,无论被贬到哪儿,苏轼都能得到当地官员明星一般的接待,并在职权范围内给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而且,苏轼更不缺五湖四海的仰慕者,即便一时虎落平川,他依旧星光熠熠、气场十足。

  而作为一个开朗、健谈,喜欢呼朋唤友的人,除了乌台诗案被下了大牢,苏轼的社交生活始终十分活跃。哪怕在海南,他也能轻松跨越文化壁垒,和当地百姓打得火热。

  据说,苏轼对苏辙说过一句话: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意思是:我上能陪玉皇大帝高谈阔论,下能与村野乞丐互话家常。我觉得这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轼的确性格奔放、不摆架子,他既与儒家学者探讨经典,也跟和尚道士谈玄论虚,同样和劳动人民拉扯家常。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苏轼也吸收了佛家、道家的思想精髓。比如:

  苏轼通晓佛教典籍,母亲是佛教徒,父亲苏洵青睐佛教,苏轼与当时的高僧佛印亦是好友。

  苏轼接触道教很早,少年就在眉山跟随道士读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

  弟弟苏辙说,苏轼的文章最初学习贾谊的䈣论,下笔没有空谈。后来逐渐融入了佛道思想,文章写得“茫然不见其涯”,让人望尘莫及。比如:

  他被贬黄州时的前后《赤壁赋》,其中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将无限的宇宙天地、山河明月,与有限的人生际遇、䈣治得失作为对比,一下就将视角提升到了宇宙生命的高度,磅礴的气势如滔滔江河般情不自禁喷涌而出。

  苏轼从精神到文学,将儒释道三家融于一炉。所以,他不会像贾谊一样,因过于专注䈣治生命,在遭到贬谪后,一蹶不振、痛哭至死;而是在横遭厄运、落入低谷时,切换到道家佛家,用更强大的逻辑,更通达的眼光来对待眼前的问题。

  所以,乌台诗案时的苏轼,在大狱里依然能呼呼大睡;被贬谪到黄州、惠州、甚至海南后,苏轼虽有时“面多土色”,仍然能“笑语滑稽无穷”。

  因而,在苏东坡以后的中国人,在遭遇人生逆境时,常效法他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甚至直接用前后《赤壁赋》,作为自我解救的良药。

  除此之外,苏轼还很会找事做,研究美食、酿酒、制墨,无论有用的或没用的,他抱着玩的心态,总是能让自己无比充实。

  除了他找事做,事情也总是会找他。因为无论他身处何处,都会有粉丝学生慕名而来,盼望得到他的指导。

  生活充实了,社交丰富了,还能受到无数人的尊敬,苏轼即便身处逆境,也就不会那么失落了。

  既不乏理想,又理性务实,让苏轼在逆境之中,活成了众人眼里那个既潇洒可爱、豪放不羁的苏东坡,让人们看到,再坎坷跌宕的人生,也总是可以从容不迫、泰然自若、乐观豁达、活出生命的精彩。

  11、富有美感的生活

  台湾的蒋勋曾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提起古代文人,我们想到的首先是苏东坡?

  对啊,中国古代的文人才子数不胜数,但偏偏是苏东坡,成了最令人印象深刻、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代表?

  但苏轼一生共留下了近5000篇文章、2700多首诗歌、以及300多首词,是北宋最最高产的文人。苏轼的人生和诗文高度合一。

  苏轼愿意将一切想法心态透过文字原原本本呈现出来。而且,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通过苏轼的诗词文章,世人不但能了解其思想人格,还能将北宋有关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历史,做个有血有肉的现场还原。

  当然,苏轼的诗词文章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他的思想观点、才华学养,而更是他的处世之道和人生哲学,是他通过理性反思得来的人生态度。

  苏轼这种理性的人生态度,在他熙宁十年(1077年)为友人王诜的私人书画室“宝绘堂”开幕,所题写的一篇《宝绘堂记》里,就已经有所体现。这篇文章开头就写道: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字面上看,“寓”是暂住,“留”是长住。苏轼是在讲:书画爱好虽然十分健康,但再好的书画,也不过“譬之烟云之过眼”,不可太过留意沉迷,否则同样伤身。这也是成语“过眼烟云”的出处。

  苏轼不仅在告诫人们不要玩物丧志,若再深入理解,即有意识地培养对生活的疏离感。也就是说,一个人既是生活的参与者,同时是生活的旁观者。

  因为距离产生美,美感也伴随着距离感出现。当一个人拥有了这种若即若离的生活境界,就更容易在很多貌似平常的事物当中发现美感。于是,才会成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苏轼就是这样,研究烹饪,搞出了东坡肉;研究酿酒,搞出了真一酒;就算到了海南那样的绝境,还会和友人一起研究制墨的新方法,虽然失败,但世上竟有了借他名号兜售的东坡墨。

  热爱生活,但不以生活的姿态生活,而以审美的姿态生活。

  总之,苏轼是一个无论如何都说不尽的话题。我想,也许这首《定风波》,就是苏轼为他举重若轻的旷达人生,所做的最好的注解。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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