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观察台湾作为一个言论社群在近年来的发展走向，我发现标签化与极化等严重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的现象，似乎有日趋剧烈的趋势。

某些认知偏误的存在，基于演化心理学观点，原本或可以视为是一种决策途径的省时省力之道（节省决策主体的认知资源、降低认知负担）。也因此，这些认知偏误可能同时以捷思（heuristics）之名出现。问题是：当决策主体在决策历程中，过度让捷思作为主要取径，终至形成习惯迴路时，以认知偏误作为决策主轴的思考依赖现象（我称之为思考萎缩）也就越来越难迴避。最终，决策主体完全以认知偏误所构筑而成的思考模型作为认知外部世界与形塑内在世界的主要结构，这样的风险也就日趋巨大。

像是标签化（labelization）这种类型的偏误，或许是基于知识欠缺（包括探求知识的意愿与能力不足，以及实质知识在质与量方面的低落等主、客观状态）为基础所生成。至于极化（polarization）偏误，本质上属于团体驱动型（group-driven)，则是往往奠基于主观（这类决策者通常无力本于有效周延（valid）资讯形成一套足以说服自己、同时合于逻辑的一贯性观点）与客观（在未经思考反馈的状态下，主动采取某类观点或者不挑战某类观点，可以带来外在注目、认同，与成就感）的酬偿寻求（reward seeking）迴路。

一言蔽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考方式或者认知观点与我不同的，如果不是蠢蛋，大概就是坏蛋吧”。像这样的思考方式，大概就会是决策主体任由上述认知偏误夺取主动思考取径之后，所沦入的陷阱。用白话讲，也就是“盼望自己身处的同温层无限增殖扩大，终至消灭其他同温层”的一种思考方式。

再用一句类动漫的词语描述，大概就是“为了爱（正义）而法西斯”。至此，主体往往也丧失了“宽容”（tolerance）的能力。

问题是，“保持一定程度的宽容”这样的能力，却是社会构成多元化的基础。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而可悲）的现象：在我们透过相信自身正义与追求信念的途中，我们却透过党同伐异的方式，不断地让观点更狭隘，言论更专一；终究形塑出一个更加朝向法西斯的社会。

诸如此类的现象，近十年来在台湾的言论场域可说有目共睹。而上述状态，也不再仅仅出现在传统上所谓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之间，即便是所谓自由派（liberals）的倡议者，在近年也出现了非常多刻意或无意间操作或沦入上述认知偏误的现象。

例如：近年来雷厉风行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就是一项在民主国家（例如美国、台湾）以及极权国家（例如中国），都被大量操作、运用的工具──你的行为与我（们）的理念不一致，因此你就应该消失于言论市场（或其他市场）。只是前者以民主言论市场之名操作，后者则以国家人民感情之实运行。很可惜地，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对于人类的整体发展与演化，没什麽好处就是了。

行笔至此，年少时尝习得的传统观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愿至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Ju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语出S. G. Tallentyre著作《伏尔泰的朋友们》；作者本名Evelyn Beatrice Hall。附带一提：这话并不是伏尔泰说的，而是Hall假藉伏尔泰之名阐释理念。再者，这句话当然是有其界限的──任何概念均有其界限；但那又是另外一回讨论了），再度悄然浮现，或许也正适合做为这一回从演化心理学讨论言论与决策行为与偏误等意见的注脚。“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愿至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其实，也只要这麽一点点的宽容就够了。

而，所谓的宽容啊，正是对于那些令人厌恨愤怒的对象，才有意义的：毕竟，这个字（tolerate）的本意（义），正来自于拉丁语tolerare──“承受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