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农村老实人的悲剧

这是一出属于当代农村“老实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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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在秋天的凄风苦雨中，最能够击穿一个人心理承受底线的事情中，一定包括自己栖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如果这个时候再有顽童或邻里横加刁难，就更让人感到绝望。

　　在这种绝境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儒雅如杜甫一般，只吟诵上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福建莆田农夫欧金中，显然是那个没有忍住的人。

　　请允许我向不了解此事的朋友简述一下这个现在已经在网上热传的故事，因为它确实太有代表性了：

　　可是正当他把旧房推倒，新房将盖之时，他的邻居欧某春等人找上了门。在当地，有个规定是即使建造手续完备，你翻盖新房，还得邻居们签字同意。而不只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欧某春等邻居就是不同意欧金中盖他的新房，天天来闹，挖土机不让过路，建材不让运进来，挖出来的土不让堆放。而在其影响下，原先一些支持欧金中的村民，也都纷纷变卦了。

　　走投无路的欧金中只能一边把一家老小安排在破陋的铁皮屋内，一边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五年来他找过村里、乡里、镇里、市里，但都无果，他联系媒体采访、甚至一度上微博发帖求助维权，可是同样无效。

　　一家老小在铁皮屋中一住就是五年。直到案发前几天，莆田刮台风。欧金中的铁皮屋被台风所破，残片又掉入邻居欧某春家中。欧金中夫妻俩去捡，却引来邻居一家辱骂，双方爆发激烈的争吵。

　　撑了五年多的骆驼，被这场台风吹来的稻草所压垮。第二天下午，欧金中拿着砍刀闯进欧某春的家，酿成了二死三伤的惨剧。

　　直到我落笔时，这个事件在网上已经发酵有几天了，很多大v前辈已经从“不要逼老实人举起屠刀”“农夫之怒，血流七尺，伏尸二人”之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结尾再安全的说上一句“当然，我们对他的杀人行为不应有丝毫的同情，但是……”

　　但是，这些话看多了，我总感觉解气是解气，在理也还算在理。却总有一些太“便宜”了。

　　我在报社学写评论的时候，带我的老师曾经教育过我，一个热点新闻事件评论的价值，是从它的“特异性”中显现。

　　如果某个新闻评论，放在A事件当中可以这样说，放在B事件中也可以这样说，那么它即便是正确的，可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为其特异性是不足的。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新闻端上来，读者想品尝的是一份手制料理，你却按既定套路批量生产的一份快餐，交差的确是交差了，但评论价值会大打折扣。这个新闻材料，算是被你浪费掉了。

　　所以，对于欧金中的案子，我试图给大家解析一点不一样的。至于“不要逼老实人举起屠刀”“我们不同情杀人犯，但是xxx”之类正确、解气但又雷同的表达，大家就当我已经说过好了——对这些观点，的确我都很赞同。但觉得他们没把事情说透。

　　2

　　在看过对欧金中案件的报道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先生的一个看似并不相关的论点：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失衡、基本价值失准、文化失调。

　　贺教授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很多农户家庭的确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

　　但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一些地方农民的支出却出现了更剧烈的增长。

　　而这些支出增长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竟然是“人情支出”。

　　在当代很多农村，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都出现了与当地农民收入水平不匹配的铺张浪费现象。有些地方的农民们为了打点同村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所花费的支出，居然占到了其收入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占了其生产盈余的一半以上。

　　现在很多乡村，即便一段时间内没有“红白喜事”，也要举办所谓的“无事酒”。由各家轮流做东，大家一起吃一顿。

　　农民靠收入增长获得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被这些不得不进行的“人情支出”给抵消掉了。

　　如果一个生活在城市的读者单纯去看这份调查，你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农民们怎么就那么好面子，要把自己辛苦挣来的收入耗费在这种“人情往来”当中呢？

　　但如果结合欧金中案，你就会看到农民们这种人情往来的迫不得已。

　　一个生活在当代乡村里的人，如果不支付这些看似浪费的“人情支出”，不大操大办各种婚宴、丧宴甚至无事宴，并笼络好与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把“人头摆平”。那么他会遭遇什么呢？

　　他很可能就会像欧金中一样，在翻盖房屋、分配家产这种需要邻里、亲戚协调的事件中，被人有针对性的“使绊子”。甚至因为势单力孤，被认为“好欺负”，招来村霸的长期的欺凌和乡里的联合抵制。

　　在农村，一旦你落入这种境地，那真的生不如死。

　　所以当代乡村中的“人情往来”，与城市中的朋友交际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正如欧金中所遭遇的乡村式欺凌，很可能是我们这些城市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绝非一句“恃强凌弱”“以权谋私”可以概括。

　　这里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个问题：一个人选择在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他将遭遇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在我看来，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最大的区别，不在于物质或收入上的差距，而在于个体赎买社会秩序的方式和效率不同。

　　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最大的区别，是个体赎买公共秩序的方式和效率不同。

　　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最大的区别，是个体赎买公共秩序的方式和效率不同。

　　重要的话说三遍。

　　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如果你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一二线城市里，你对“公共秩序”这个概念很多时候几乎是无感的。因为它在你的生活中，就像水和空气一样，似乎并无处不在——

　　如果你开车，路上遇到了纠纷，第一时间就能有交警介入。

　　如果你去买房子，虽然房价很贵，但你不太会在乎旁边邻居住的是谁。即便真的有不自觉的邻居敢侵犯你的合法权益，你找物业、找警察、实在不行打官司，讨回公道也都不那么难。

　　同理，越是公共资源密集，城市规则明晰的大城市，公共秩序作为一种保障你正常工作、学习、生活的“氧气”，就越充沛而无处不在。

　　我们可以认为，人们是通过纳税这种简单的方式赎买了公共秩序这种“氧气”，并在它的保障下进行更高效的“有氧运动”，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所以公共秩序的天然与易得，是城市生活最大的优势。

　　甚至我们可以更确切的说，正是城市“公共秩序”的天然性，给了城市文明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 Luft macht frei)”——欧洲中世纪谚语

　　但在乡村、或是一些依然半乡村化的小城镇中，公共秩序的赎买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

　　简单的说，在乡村，你必须向每一个乡邻去单独赎买“公共秩序权”。

　　像欧金中这个个案中，很多城市人最无法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自家盖房这种事，居然要集齐多位邻居的签名才能办成？怎么还成了一种规矩，搞得比《七龙珠》里召唤神龙还麻烦？

　　但在乡村生活中，这种规矩很可能就是出于一种不得已。

　　村里不同于城市，当地的土路、田地可能都已经分配给了每个农户，你要盖房翻新，邻居这一关你就是早晚都要过的。这几年各地农村围绕房屋翻新的邻里纠纷时有发生。所谓“邻里签字同意”的规矩不过是将这种潜规则明确化了而已。

　　仔细想想，在农村中，不仅是盖房子，干什么不需要赎买同村人的“公共秩序权”呢？

　　你在自家地里种庄稼，假如得罪哪位同村二流子，春天采你个秧苗，夏天偷你个西瓜，秋天掰你穗苞米，就是不让你安心种地，你能咋办？报警吗？

　　你娶媳妇，酒席没招待好，村里的几个长舌妇成天无中生有掰扯你的闲话，让你家人抬不起头来，你能告他们名誉侵权吗？

　　甚至当你好不容易离开了故乡，某天开着好车回乡探亲，忘了给村里几个老爷们敬烟，一宿过后车被划拉的面目全非。旁边有人轻飘飘的说上一句“该！让他回来穷显摆。”……

　　就问你，对于这些事情，你能有招吗？

　　……

　　所有这类糟心事的背后，其实就是随着公共资源、公共管理在乡村的稀薄化、碎片化，公共秩序也随之稀薄化、碎片化了，分散到了每一个农户的手中。

　　于是每一个生活在乡村里的人，当他真的想要办一件事时，就必须先从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当中分头赎买公共秩序，而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坐等秩序“打包上门”。

　　很多村里的规矩，就是干啥事儿先得“说了算”的点头。

　　而一旦有乡邻存心刁难，对自己手中的公共秩序权坐地起价，甚至有村霸对秩序搞“欺行霸市”。那农民登时就会陷入如欧金中一般走投无路的境地。

　　你看前几年“大衣哥”朱之文走红，回村之后乡亲邻里们都找他“借钱”、要钱，让这位憨厚的农民不胜其扰。抱怨自己明明花了很多钱，居然还没买到乡亲们的一句好。

　　看似这种情形很不合理，但其实呢？

　　那些找“大衣哥”要钱的乡邻可能说不出他们要钱的道理，但他们心底里那个天然逻辑是很明晰的：

　　保证你朱之文能在这个村里面过好的“公共秩序权”，是分散在我们直接诶些乡邻们手上的，你现在这么有钱了，赎买“公共秩序”的价格可不得水涨船高吗？你多花点是应该的。

　　是的，乡村生活最大的不幸，就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想要赎买公共秩序，其效率远比城市生活要低得多的、也无秩序的多。你也不能保证交易一定会成功。

　　3

　　这里想岔开话题，给大家安利一本书。

　　我是一个生在长在城市的人，对乡村的理解曾经是欠缺的。后来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说：小西，你这个短板一定要补，并向我推荐了贺雪峰教授的《治村》一书。

　　抛开作者的最终观点不论，该书对我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很多现象，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贺雪峰教授在这本书中就进一步指出：由于认识到了公共秩序在乡村中维系的复杂性、困难性和高成本性，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一直有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中央政府对公共秩序的提供，只到县一级。而乡村中的公共秩序，则依靠宗法、乡绅、村社这种农民自组织来完成。

　　必须承认，在这种传统宗法模式下，农民赎买公共秩序的效率，相较前文提到的现状，反而是稍有提高的。

　　想象一下，如果欧金中案发生在一个传统宗法农村，他很可能可以求助一位在村里说话有分量的族中长老或者名望乡绅，由其站出来主持公道。长老用“同宗同族”协调双方利益，让他的邻居闹得不要太过分。

　　这种族长或乡绅的协调，虽然未必一定公平公正，但好歹是有效的。

　　所以很多农村现在还留存的跪拜大礼，其实就是对长辈宗法协调权的认同。曾经，这种模式在农村就是必要的——虽然城市人会觉得这很奇葩。

　　而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曾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自组织已然过时、解体。

　　解放以后，传统的宗法农村与乡绅首先消失了，一段时间内，“生产队”代替了这些自组织的职能，完成了对农村公共秩序的维护和协调。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包产到户和农民工进城潮，生产队也消失了，而村委会的治理又十分松散。

　　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农业税取消为标志，农村基层机构的任务从资源汲取向反向输血、补贴发放转变。这种转变在让农民的确受惠的同时，却也造成了一个负面效果——农村基层组织，越发丧失了一个对下负责的农民自组织特性，而成为了一级主要对上负责的官僚机构。公共秩序的提供能力，被进一步削弱了。

　　比如，在欧金中案发生后，很多人都在追问，当地的基层机构到底有没有“不作为”。请注意，“不作为”这个词，就是典型的只能适用于官僚机构的用语。

　　传统的农村自组织解体，而新的农村自组织又没有达成有效的控制。这就造成了农民在赎买公共秩序时变得更加艰难。

　　其实类似的表述，秦晖教授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但专门研究该问题的贺雪峰说的更进一步。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当旧有的农村自组织失效，族长、乡绅、生产队长这些权威人物都消失后，当下一些村庄公共秩序的协调权被谁占据了呢？

　　贺教授提了三种人：富人，能人，狠人。

　　是的，即便凭生活经验，你也能看出，贺教授的这个定义是非常精准的。当代的很多村庄中，“说了算”的就是这三种人：

　　富人用金钱去赎买分散在普通农民手中的“公共秩序权”。

　　能人用“手腕儿”去“智取”普通农民手中的“公共秩序权”。

　　狠人可能既没有财富、也没多大能耐，但他们刁蛮跋扈、敢突破道德底线，让村民畏惧他们，所以可以胁迫农民们将自己的这种权利拱手上交。

　　而以目前的报道看，欧金中很不幸，遇到的可能就是“能人”和“狠人”的复合体。

　　他的那位邻居，到底是把住道路，就是不让你建房的“泼皮牛二”？还是手眼通天，“上头有人”的范大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地这个农村小社会中，这样一个又能又狠的人，就是能够窃占比一个老实人多得多的公共资源。让你居不得安，寝不能眠。

　　欧金中就是在这种绝望的状态下挥刀的。

　　这场血案，其实是一个乡村公共秩序失序的警报。

　　4

　　在文章的结尾，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乡村公共秩序失序的问题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会对我们——哪怕是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产生什么样的恶果？

　　贺雪峰教授在2014年时曾警告说，当代中国农村价值体系，正在发生严重的荒漠化。

　　的确，这几年来，诸如留守老人和儿童遭遇性侵、丧事上跳低俗艳舞、非正常死亡老人增多、地下六合彩泛滥、甚至欧金中案这样的惨剧等等，都表明农村价值失落已十分严重。

　　而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这种农村价值体系的沦落，是与乡村公共秩序的失落密切关联的—

　　一个村庄，如果最“说了算”的是富人，那么村民们就会倾向于拜金和逐利。

　　如果说了算的是能人，那么村民们一定会更着重于攀附权贵。

　　如果说了算的是不幸是狠人，那么就难保有人会会产生“你刁蛮，我比你还刁蛮”，“你狠，我比你更狠”的心思。

　　目前看，身犯命案的欧金中，就疑似落入了最后这一种陷阱当中——从目前的公开报道上看，他曾经还是个有口皆碑的好人，年轻时曾舍身救过落水儿童。即便在上微博维权期间，也是积极给一些爱国大v点赞，杀人前留下最后一条状态，是“河南加油”。

　　那究竟是什么让这个曾经的好人，最终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呢？

　　是对通过正常渠道赎买公共秩序可能性的失望。在多次维权无果，备受邻居刁难之后。这个人想的很可能是：我凭什么受你欺负？不就是你比我狠，比我刁、比我更混不吝、更不守规矩吗？那我做个更狠的事给你看看。

　　一个社会的善治，本应是公共秩序的赎买变得越发高效、安全，而不是反之。如果要让每个人盖个房子都要抱着“匹夫之怒，血流五步”的觉悟，才能吓退那些想要拦路的狠人。那么不管有这种觉悟的个人成功与否，这个社会的治理是失败的。社会的发展一定也是低效的。

　　还是前面强调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乡村生活，相比于城市生活，公共秩序赎买成本是更加高昂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不仅仅是在乡村中存在的。

　　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到小城、小镇，再到乡村。中国社会越接近基层，公共秩序赎买就越昂贵、不确定性也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有那么多年轻人宁可挣着微薄的薪水，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忍受高昂的房价，一边嘴上喊着“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一边却拼命的往城市挤、尤其是一线城市挤的原因所在——相比于大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更让人支付不起的，永远是低效的公共秩序成本。

　　愿这样的状态能早日结束。

　　解决之法不管是良善的乡村自组织重生，还是城市化的公共秩序最终普惠，我们都不希望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组织的乡村，因为得不到公共秩序这种“氧气”而坏死、腐败。

　　与所有中国农民一样，欧金中曾是一个对公共秩序寄予厚望的人。但在一再打击下，他最终失望了，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我们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