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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我也是个洞中人
www.creaders.net | 2021-10-09 14:22:22  新周刊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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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严歌苓的采访,原先是以邮件的形式进行的。采访提纲发过去,她笔答到一半,跟编辑说,剩下的问题不想打字了,想用语音直接跟记者沟通。

  刚收到消息时,只觉得这真是一位随性的作家,后来才从侧面了解到,她目前对于在电脑上打字,或许有些障碍。今年年初,严歌苓得了很严重的肘关节炎,实在打不了字,做饭也不行,不能握刀和锅铲,医生让她停止任何手机上的操作,微信不要回,电脑打字也要停止。现在养不好,以后一辈子都写不了,都要经历慢性长期的疼痛。

  前段时间,严歌苓和家人到法国休了个假,九月中旬回到柏林,“之前乱糟糟的,现在稳定些了,可以干点正事了吧。”她的语调轻柔,对自己近况直白的叙述好似一阵新风,带起柏林家中空气里的微尘,顺着语音穿过大洋彼岸,在此地落定。

  得益于这段特殊的、拼凑出来的采访,我能够跟两个不同的严歌苓打照面。

  文字版的严歌苓,俏皮、活泛,敢用感叹号和语气词,每个字、每句话都跃跃欲试。语音版的严歌苓,反而更接近她的小说文本,看似散漫,处处留着气眼,实则水声潺潺,总在不经意处,突然紧密起来。

  采访的起因是严歌苓最新发表的《蜃楼》,这是她在疫情期间写的第三本长篇小说,另外两本是《666号》和《小站》,“目前它们都等在发表—出版—制作的传送带上。”严歌苓说。

   《蜃楼》讲述了一群“闯荡者”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河北青年张明舶踏上闯荡海南的追梦旅程,在这片生猛浓郁的热带海岛上,张明舶经历了生活的无序无定,闯荡的动荡凶险,也感受到感情和刻骨纠葛,最终陷入成功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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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里的刘峰在中年失意之后也来到海南讨生活

  早年间,严歌苓的很多创作都来自于“文革”、军区大院、对越自卫反击战、旅美等个人经历。近些年来,她开始写更当代题材的小说。《老师好美》写的是高考班学生的师生感情;《舞男》写大都市里新形成的阶级意识和冲突…… 

  尽管写作的时代背景不同,但严歌苓觉得,自己在写作意识上没什么变化。她讲故事给心里唯一的评判者听,那位评判者十分公正,也很难欺骗,因为它是严歌苓的审美直觉和道德良知。 

  她在写作上的警醒和在现实世界中的后知后觉,也让她成为一位“洞中人”。神话故事里,樵夫上山砍柴,遇两童子下棋对弈,就在旁边观看,他在山里待了一天,外面的世界已经过去千年。严歌苓就像那位樵夫,一本本出版的、未竟的、舍弃的小说,就是她手中的柴火。置身洞中的人,只看得着眼前的棋局和手中的柴火,哪管外面什么光景。 

  以下是严歌苓的自述,根据两次采访整理而成:

一 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 

  我写小说都是一口气完成的,这让我成为一个吝啬时间的人。

  一般情况下,一部小说完成前我不会出去旅行。如果有约定好的行程,我会计算好居家的时间,够写多大篇幅的作品。假如我正在写一部小说,碰到必须旅行的急事,我会非常懊恼,甚至痛苦。假如作品已经写了超过一半,这部作品的语感语调已经形成,那我又会感觉好些,否则等我旅行回来,再坐到写字台前,我就想放弃,因为语调跑调了、语感淡薄了。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六七次,我现在抽屉里还放着五部“流产”的长篇小说,都是写到一半就被迫停手,要么去应付“不可抗力”的旅行,要么去对付修改剧本这类有合同拴着的差事。

  《蜃楼》也是我一鼓作气写出来的,因为疫情期间封城,除了一礼拜出门买一次菜,每天晚上看看奥斯卡入选影片,我也没什么分神的事情。所以我想,作家可能是唯一受益于疫情的行当。

  我给这本小说起过很多名字,一开始叫《妹妹你走南口》,灵感来自于歌曲《走西口》中的一句歌词:“哥哥你走西口”,那么高亢凄凉、那么肝肠寸断,一个情妹妹为闯荡的情哥哥送行,明知一路叵测、凶险四伏,但为了改变灾荒饥饿的生存现状,“小妹妹我实难留”。

  我在海南遇到的闯荡者们,很多都是女性,加上所读资料,发现闯海人中女性确实较男性更多,所以自以为能塑造出较为立体的闯海女的形象。后来朋友建议我用《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歌名做名字,但小说完成后,我觉得《蜃楼》这个名字最合适。

  创作这个故事的念头,是在遇到一个闯海南的摄影家时产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晚报》的名笔孙小宁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叫做赵铁林的摄影师,听了他的海南创业故事后,我产生了想去海南的冲动。赵先生说哪次等我回国,他亲自带我去。后来我家搬去了非洲,回一次国不容易,又要照顾父亲,一直没有抽出空来。后来有一天,我收到赵先生家人的短信,通知我赵先生突然病逝。

  2005年,我遇到了老朋友周岭(著名红学家,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聊起他在海南的趣事,似乎续上了赵先生间断的故事。我开始有意寻找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文字记载,一些朋友得到相关资料也会发给我,这样就越来越勾起我对海南岛的好奇心。终于在2017年,我第一次登上了海南岛。到了海口之后,认识了摄影家马小刚和王军,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许多当年的闯海人,故事的雏形,就这样渐渐酝酿出来了。

  这是一群“开垦者”“闯荡者”的故事。就像我在小说创作谈里所说,世界是不安分者发现并开垦出来的。“不安分,包含着好奇,对于已知的不耐烦,对于未知的勇敢和冒险,对于卓绝艰苦和生命牺牲的不顾,总之,是积极意义上的亡命之徒。”“冒险家们使文明进程大大提速,使人类生活空间大大扩展,这是我对闯荡者欣赏、钦佩、感兴趣的原因。”

  就像我之前的很多小说一样,《蜃楼》也内置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旁观者、边缘人。在国内,我是边缘的,至少是非主流的,在国外,我更加感到边缘。我特别喜欢当边缘人,这样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完全处于自然。做个旁观者不是很好嘛?旁观者清啊!旁观者或者边缘人,都是最个体的、最清醒的、最利于观察人和社会的。

二 讲故事给自己听

  我12岁到部队文工团,跳了八年舞蹈。舞者经历对我写作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我无法准确说明。但我想,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美感不可能被失控的创作者创作出来。好的艺术品都是激情与理性的理想结合,所谓“始于激情,终于理性”。舞蹈的节奏感、韵律、动与静的配合、控制能力,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写作。

  音乐感也同样,一篇好的文字,一定有好的音韵,中国古代的作家、诗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传统,多朗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多背诵唐诗宋词,让中文的音乐感沁润自己,就会渐渐形成文字音韵和节奏的本能。所以我是常读古诗的。

  八年军旅生涯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滋养了我的视觉。《雌性的草地》《少女小渔》《天浴》均创作于这一时期。我出国之前写的《雌性的草地》就已经非常重视文字的视觉感。若尔盖草原上那些如同异国情调的景象,都让我感到震撼。天空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云在其中不断变幻,造成阳光和阴影之间的切换,对我来说都是极其壮丽、好看的景观。这种从小视觉感的培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以至于后来我写东西好像都非要调动什么视觉来写似的。

  当然了,很多作品的视觉,比如画面感、意象,实际上都是作家不自觉的,作家如果自觉了,就会写出非常做作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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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小渔》讲述了一个有关海外华人的故事

  后来,我出国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读小说写作系。课堂上,老师们让我们口述故事,会一直呼唤我们睁开心灵的那双眼睛,“Can you see it? Are you looking at it.”他们总是这样启发学生。如今想来,在学校的三年写作培训,对我调动文字的画面视觉有一定的作用。

  很多人说,国内的影视导演都很喜欢我的作品,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一定要分析原因的话,除了刚才所说的画面感和视觉,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我很注重塑造人物。我希望用人物来产生戏剧,因为一个人物的独特性格,一定会和他周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产生戏剧冲突,那就会有戏剧。大概导演们能够看到我小说中人物的那种立体感,根据人物性格产生的戏剧性。 

  但有时候,我会因为故事过于戏剧性而选择不写。在为《小姨多鹤》搜集资料时,我查阅、实地调研了很多关于日本开垦团撤退的资料,发现了很多戏剧化的故事,比如一对年轻日本夫妇假装姐弟俩,“姐姐”被一个中国光棍汉娶到家里,“弟弟”跟着“嫁”进门。光棍汉心眼好,就是腿有点瘸,人也比较懒,不久他看出了这对日本男女的真实关系,但并不挑明,因为他发现“弟弟”干农活一人顶几个人,他根本就不用下地了。到了日本人能够回国的时候,“姐姐”已经跟那个中国男人生了三个孩子,不愿离开中国了。“弟弟”一人回了日本,很多年后又来看望“姐姐”……这个故事充满戏剧性,可以说太戏剧性了,我觉得它太影视化,我还是更喜欢《小姨多鹤》中多鹤的故事。所以我放弃了写那个故事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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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的文字,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和国家立场,表现出人性之复杂与高贵。/《小姨多鹤》

  有的时候,现实当中的戏剧性,比小说家能够想象的还要高。就像《第九个寡妇》,儿媳妇把公公藏在红薯窖里几十年,类似的故事,我就听过好几个。这样大的戏剧性,我们这种不太了解农村、也不太了解那段特殊历史的写作者,实际上是想象不出来的。

  它吸引我的其实就是那种“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在男主人公孙怀清被藏在洞里的这么多年里,王葡萄在外面经历了所有的重大事件,各种各样的运动、饥荒,我觉得有一种隐喻在里面。

  其实孙怀清这个人是不变的,他在社会上的定位和他做人的准则,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即使他在洞里躲着,他也是这么一个人。世界把他变成一个敌人,最后又把他变成一个普通人,给地主平反、摘帽之后,他索性就不出去了。最后这个洞呢,又变成了女人来躲计划生育结扎的地方,这个洞已经超越了它原来红薯窖的意义,引申出去了。这种隐喻,在几十年为写这个故事做准备的时间里,让我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有一种特殊的启迪。

  从这也可以看出,我讲故事,是讲给自己心里唯一的评判者听的,那个评判者只有一个标准:写得对劲还是不对劲、诚实还是不诚实,对劲了、诚实了,评判者认为这仅仅是“好”的开端。我心里那个评判者是公正的,也是很难欺骗的,因为它是我的审美直觉和道德良知。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他是我的第二个评判者,他去世之后,我仍然把他当作一个在天上的评判者,只是一个不再出声的评判者。

三 淳朴善良的女性是我的理想

  《蜃楼》里,南下闯荡的张明舶遇上风尘女子蓝兰。每当张明舶混不下去时,蓝兰总能成为他的避难所,给他一处居所和一顿餐饭,就像我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她独特的只送炭、不添花的呵护方式,让他靠着一座山似的,依靠上去,不愿离开”。

  他俩的分离早就潜伏在一开始的相遇中,张明舶每次短暂地离别蓝兰,对于后者都可能是永生永世的,因为他但凡混得过去,是轮不上蓝兰收容他的。

   等到最后张明舶考虑离开时,蓝兰跟他说自己没帮他什么,“我帮我自己还差不多。真的,有你我都不觉得苦,都不想家了。”蓝兰的自知之明,不奢望,把给予当获取,我写到此处自己也是感动的。

  淳朴善良的女性是我的理想,就像古希腊、古罗马人塑造狄安娜、雅典娜一样,寄托一种审美理想。在中国农村、在日本山区,我发现这样的女性好像不分国界,都是一样的忍辱负重,生活能力极强,生命力极强大,我写的王葡萄、多鹤、扶桑、小渔都是这样的女人。

  我给王葡萄这个人物设计的性格,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因为她的道德评判是非常本能的、是天人合一的。人的道德评判其实是和自然法则紧密结合的,自然法则从最开始就判定了道德是非,还有种种的正反面人物。王葡萄这个人身上天生有一种直觉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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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多鹤和王葡萄都如同“地母”一般。/《第九个寡妇》

  这个形象设计也来自于我对我的前婆婆董双(后改名为董冰)的了解。我跟她生活在一起差不多八九年时间,她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都对这个世界有一套非常直觉的判断,宠辱不惊。她的存在、她这个人的人格力量,给我的启迪非常巨大。这是我写王葡萄这个人物的一种inspiration(灵光)、一粒种子。我把我对这种人的欣赏和反思,用在了王葡萄身上。

  另一方面,我在2003年、2004年先后去河南农村采风,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听他们聊天、看女人们平常的生活、感受她们对世界的非常平常心的看法……我是从这些蹲点、采风和采访,由我对农村妇女的思考和观察,一点点创作出王葡萄这个人物的。大家看完《第九个寡妇》以后都觉得王葡萄好可爱,还有男读者跟我说,好想抱抱她,我也觉得是这样,她是我理想当中的一个女人吧。 

四 洞中人

  就像孙怀清一样,我也是个洞中人。这么多年来,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跟外界是隔绝的。我写小说,一直都是用手和笔在笔记本上做笔记,然后再用电脑来写。我也不经常上网,网上每天有成百上千条新闻,真真假假,泥沙俱下,我一般都不去看,也没兴趣。

  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他本身在经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现在在德国生活,平时自己买菜做饭,和女儿的学校打交道,始终保持一种平常人的心态,能感受到的也是平常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

  回到中国,我反而是很隔绝的,一般都住在酒店里,遇见的人都是某个阶层的;出席签书活动也都是前呼后拥,到哪都被请吃饭。除非是刻意地去体验生活,寻找写作素材,否则我没有什么机会走到真正的社会底层,也很难沉下心去市井里做一个普通人。反而在国外,我的整个心态特别平常心,我就是一个母亲、一个主妇、一个妻子、一个靠写作来谋生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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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新书发布会

  秉持着这样的心态,尽管我的作品历经了各种媒介的迭代和共同呈现(就像你们所说的),我也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写作上的变化。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介都在替代文学,文学也在借助其他媒介发展,在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拟人化的高科技面前,文学还有什么地位,我很少去这样想。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必须、一种存在,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都在写作的过程之中,从22岁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

  要说变化和不同,我的小说创作和剧本创作确实很不一样,但我没有觉得我的剧本创作会影响小说创作,反而前者会为后者输送养料。

  因为我现在是奥斯卡的评委,所以每年能收到七八十个好的剧本,其中可能就有最佳剧本获奖者的剧本。我很喜欢好莱坞的一些编剧,读他们的剧本非常享受,那种写作方式就是白描,就像我们的经典名著《红楼梦》一样。因为他们不可以把心理描写放进去,只能通过行动和语言带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渲染他的情绪、暗示他们正准备做的行为,这相对来说还蛮高级的。不像小说,它要靠写到人物内心,或者要用文字来烘托人物情绪。 

  剧本特别帮助我理解电影,比如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时流眼泪了,看完剧本之后,我反而因为辛德勒这个人物哭得更厉害,因为编剧把他写得非常丰满。

  阅读好的剧本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它能使你进入一种非常快乐、同时又很深沉的阅读状态。好莱坞的剧本非常干净利落,也让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让每一句话、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人物行为都非常奏效。这或许就是我在小说写作和剧本写作上的不同体验吧。

五 意犹未尽的部分

  从业至今,我写了20多部长篇小说、数不清的短篇小说。每本小说的故事和人物都不同,每本小说写到最后,我都会自然而然给它找到一个特定的结束方式。

  小说《扶桑》里,扶桑和克里斯经历了那么多事,到小说最后,扶桑已经老了,克里斯也有了一群孩子,两人重逢之时,相互之间已经不认识了,当然我有一些暗示,他们其实是认识的,只是没有必要再去相认了。

  再比如像《天浴》这样的一个大悲剧,女主人公文秀肯定是不可能善终的。她被凌辱、被践踏到这样的地步,再让她活下来,就太残忍了,我觉得老金都不会允许。老金最后用两颗子弹为她完成了这场救赎,实际上也救赎了那些在她身上犯过罪的人。

  我给冯婉喻写的结局,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和自我完整。我们看完《陆犯焉识》这本小说,就会觉得他们的一生已经过去了,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历史长河,长时间的别离,从生到死,他们情感的变化、起伏和跌宕,都在这一生当中展现出来。冯婉喻这个人物是至死不渝的,她一直在等待着她心灵上的伴侣回来,最后那么宁静而美好地离去了。

   死亡其实不是完全悲剧性的,也许它会是一次救赎的完成,或者是一次重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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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犯焉识》与严歌苓祖父的经历密切相关

  《蜃楼》结尾,闯荡者张明舶获得金钱、权利、美眷,但他心里其实是伤痕累累的。为什么我写他最后有一种灰暗的、淡淡的厌世的感觉,因为他在获得成功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伤害他人,也不可能不被他人伤害,这种伤痕是他成功的代价。

  他最后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最难以忘怀的肯定还是当初陪他吃过苦的几个女孩子,那几段特别真情的经历,因为一个人已经抵达他想抵达的地方,这种真情可能就再难体验或者获得了,就像一个人在很饥饿的时候,你给了他食物,他会觉得那个食物是可口的、鲜美的,等他非常饱足的时候,那就不会了。只有在奋斗当中、在过程当中,他才能感受到。

  我自己写小说就有这种感觉,过程是艰难的,充满激情的,每天都处在一种超于自己生命力的高度生命力和创作力的感觉里,有时候也有“心中有,笔下无”的那种无力、无助、甚至痛苦的感觉,直到写完的那一天。写完掩卷以后,又会特别失落,产后抑郁症似的。 

  这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可悲的悖论吧,人的终极满足到底是什么?可能都是在过程当中。大概搞创作的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创业的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最享受的。 

  尽管我屡屡经历这个过程,但每次回过头来看,总是会有意犹未尽的地方。之前在和朱又可的一次对谈中,我曾经说过,我觉得一个作家过10年写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你可以重新写一遍,然后你有新的阅历、新的资料、新的想法、新的角度。 

  《陆犯焉识》这本书出版于十年前,假如让我重新挖掘其中意犹未尽的地方,我可能会想写一本给我女儿的书。因为我的女儿从小就在国外长大,她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应该说是毫无了解,我想给她写这本书的时候,把我的家族史更多地和中国的大历史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哪怕她不读有关中国的任何一本书,但是她读完这本书,应该对中国的近代史和我们的家族会有一个轮廓的了解。 

  我的《扶桑》写的也是闯荡者的故事,但假如让我现在重新写它,我是写不出当时的那种激情、那种愤怒、那种诗意了。根据我现在对华人当年在美国创业史的更深了解,又或许会写出另一个扶桑来,这样也未可知。但是呢,因为我现在还有很多储藏的故事,想写的还没有写出来,这样的话,也就不再去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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