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

　　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给学生介绍俄国文学时，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关上灯，教室漆黑一片。 

　　教授在黑暗中点起一支蜡烛，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这是普希金”，他对学生们说。教授又点起一支蜡烛，“这是果戈里”。教授走到教室门口，打开灯：“这是契诃夫。”他又走到窗边，猛的打拉开窗帘，耀眼的日光洒满教室。教授说：“这就是托尔斯泰。”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再后来，教室窗帘被拉上，灯也熄灭了，漆黑一片中，只有一个微弱的烛光摇曳，教授说：“这就是索尔仁尼琴”。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1945年，服役期间的索尔仁尼琴，因在信中对斯大林“不敬”，被判处8年徒刑，在严寒和劳苦的集中营内度过了8年铁窗岁月。刑满获释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 

　　在集中营索尔仁尼琴身患癌症，历经生死辗转，却又奇迹痊愈，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建立一座纪念碑。

　　索尔仁尼琴后来回忆道： 

　　“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 

　　当世界充斥着谎言时，真实就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 

　　因此，当196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公开发表时，人们瞬间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 

　　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

　　正像他经常引用，最终传遍世界的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　只在“必须”的时候写作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被迫用“个人理由”拒领的人很多，但能在有生之年让诺奖开特例补领的人却很少。

　　1974年，诺贝尔奖迎来了一个迟来的领奖者，此人便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他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因“个人理由”没来领奖，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国；1974年他来补领，是因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 

　　瑞典文学院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便是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 

　　“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在‘必须’的时候写作”，这是唯独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这个伟大的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的名单。即使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在受这一传统影响的土地上，仍然产生了索尔仁尼琴等等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必须”写作，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千百万的个体，这千百万个人组成的千百万个故事、千百万种命运等待着他们记录，逼迫他们发声。 

　　索尔仁尼琴曾在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一个国家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 

　　因此在被抛入灾难中时，索尔仁尼琴没有沉溺于哀怨，而是选择研究无数个体受难的秘密机制，以便保存“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 

　　而索尔仁尼琴交出的成果正是两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写，令索尔仁尼琴名扬全球的《古拉格群岛》；而后者则为他流亡期间写就，倾注了一生思考与生命之火的作品《红轮》。 

　　就重要性而言，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并非《群岛》，而是这部《红轮》。

　　为守护个体，走出苦难而写作，既是秉持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更是他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致再次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的一生志业。 

　　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真正是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人来敲门。 

▍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 

　　2008年，在索尔仁尼琴去世的第三天，俄罗斯《消息报》用了五个整版，讨论关于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和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文化中占据怎么的位置？ 

　　这位垂垂老矣的大作家最后在人们眼里留下的并不仅仅是苍老的模样，索尔仁尼琴的一生见证了整个苏联崛起与毁灭，正是在他的笔下，苏联在全世界的道义形象瞬间崩塌；

　　因此有人评价说他“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正如俄罗斯报纸对他的盖棺定论——“俄罗斯在20世纪最后的1/3是在索尔仁尼琴的旗帜下走过的，并且结束在索尔仁尼琴的音符上”。 

　　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 

　　也正是以索尔仁尼琴为首的这批俄罗斯作家的写作与见证，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因此，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表现出对于穷人、被压迫者、不幸者和卑微者深厚的爱。 

　　但苦难本身并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历经苦难的民族很多，诞生出伟大的作品的却很少。 

　　就像索尔仁尼琴，他“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他的作品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我们就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人，记住他的作品，因为，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