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的非法移民母亲，和她10年未见的女儿

       一个周一的傍晚，我突然接到了阿菊的电话。

　　“眉眉，眉眉她……”阿菊电话那头的声音，一次次地被自己的抽泣声打断，“她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是个黑人，一个黑人打了她！！”

　　电话那头，阿菊终于放声大哭。

　　阿菊是个酒店清洁工，也是我在法国的财务担保人。

　　2007年，刚到巴黎上学时，我才得知学生在巴黎找房需要担保人，这个担保人必须在法国有正式的工作，签长期合同，还得将自己的工资单和银行账户等资料提供给房东，以保证在租客在未缴纳房租的情况下，房东可以直接从担保人的银行账户里头扣款。法国学生都是由父母担保，却苦了我们中国留学生，上哪儿找有正式工作、还愿意用自己银行里的钱给我担保的人呢？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华人教会里询问。这个华人教会以留学生和自营餐馆、烟店或超市的小生意人为主，也有一些在这边打工的其他中国移民。平时我在教会交往的主要是留学生，他们和我一样没有收入，自然无法为我担保；而那些经营自家生意的商人们，我和他们不熟，也不好意思向他们开口。万般无奈之中，我托教会执事帮我在通讯册子上发了一条短信息，并不抱很大的希望。

　　没想到，没多久我就得到了教会的答复：有位叫王菊的大姐愿意为我提供担保。

　　我就这样认识了阿菊。阿菊是北方人，四十五岁左右，个子高壮，短发利落，笑起来嘴弯弯，眼睛也弯弯，后来我才知道她不笑的时候也是这样面目和善。她竟然愿意给一个素昧平生的留学生提供担保，这是多大的信任，我有些不安地向阿菊表示感谢，她却爽快地挥挥手。“你们小小年纪离开爸妈，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上学，不容易啊。”阿菊说。

　　拿到阿菊给我的她的工资单以后，我才知道，阿菊的工作是酒店清洁工，每个月只能拿到法国的最低工资，外加一些交通、饭票等补助。她以低收入来承担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可能给她带来的风险，我对她分外感激。

　　渐渐地，我和阿菊熟识起来。我们时常在教会聚会之后，一起聊聊近况。我有时请阿菊来家里坐坐，喝茶聊天，阿菊知道我喜欢吃北方的面食，平时做了包子饺子，也会邀请我上她家去吃饭。闲聊之间，阿菊慢慢告诉了我她的经历。

　　阿菊是36岁那年来到法国的。九十年代末，下岗潮席卷了她所在的那个北方小城，在纺织厂做会计的她也未能幸免。家里的收入减少了一大半，丈夫在造船厂工作，虽然是技术工种，但在下岗大潮中也是岌岌可危。阿菊从小姐妹那边打听到有渠道可以让她们偷渡去法国打工，每个月挣一万多人民币，这对于当时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性格果敢的阿菊决定只身一人去法国，先打工挣钱，争取早日存够钱、拿了合法身份安定下来以后，再把丈夫和女儿接过去团聚。

　　阿菊也没想到，自己这一走，就是十年。

　　十年来，阿菊换过好几种不同的工作。一开始，由于没有身份，加上法语不好，她只能在中国人家里当保姆或是做钟点工。大部分中国雇主雇佣非法黑工，由于没有合同的约束，开的薪酬都是低于合法最低工资的：2007年，法国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8.44欧元，而中国雇主经常开出低于5欧元一小时的工钱，仍然有大批像阿菊这样没有合法居留的人不得不做这样低廉的工作。在法国，非法移民若想获得合法的工作居留，必须满足留法五年以上、且为同一个雇主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条件。阿菊在法国非法生活了七年后，通过她当时的中国雇主的帮助，终于办成了工作居留证。从非法移民转了合法身份后，阿菊去了一个法国连锁酒店当清洁工，也第一次拿到了正式员工的1280欧元月薪——这是法国的法定最低工资，却是她人生中挣过的最高工资。

　　每每谈及此，阿菊的脸上都写满了骄傲。有了合法身份以后，阿菊硬是咬牙从没回过一次国。她舍不得买机票，用尽一切办法攒钱，打工闲暇之余还做饺子盒饭在华人网站上售卖。她想要尽快将丈夫和女儿都搬到法国来，全家团圆。

　　终于，在她来法打工的第十年，阿菊成功地将丈夫和女儿申请来法国与她团聚。

　　“十年，我十年没见到眉眉了。只能从照片中看到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我走的时候她才九岁。她爸说，眉眉现在有1米67了。比我还高了！”阿菊说着，手举在空中比了一个超过自己头顶的高度，眼眶红红。

　　2

　　从城郊列车上下来，一脚便踏入尘土飞扬的街道。安东尼，巴黎郊区上塞纳省的一个小镇，旁边的铁道上每隔几分钟就慢吞吞地驶过一列火车，从巴黎来，或者到巴黎去。沿着火车道走上十五分钟，道旁是一栋灰扑扑的带院子的小楼，推开楼下的小铁门，院子里的月季花正开得红火，枝蔓沿着这栋六十年代的小楼往上爬到了二楼那么高，有一朵花探头探脑地趴在二楼的窗台上。

　　窗台背后就是阿菊的家。阿菊早早站在门口等我，脸上挂着笑容。阿菊是请我来家里给眉眉补习法语的。为了安置好女儿，早在半年前，阿菊就在好心的法国房东的帮助下，向区政府申请到了她家附近公立高中的位置，将十九岁已“超龄”的女儿眉眉送进了法国高中。阿菊告诉我，眉眉来法国以前，她再三叮嘱她趁着暑假报班学点法语，眉眉不怎么上心，还在电话里和她吵架，说自己不想学法语，不想来法国。我自告奋勇地说可以帮眉眉补习法语，反正我周末无事，也算是答谢阿菊替我做担保了。

　　二楼采光不太好，一进屋，仿佛从外头的下午一下子扎进了黄昏里。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客厅，一进门是一张圆形的餐桌，铺着一条绣了花花草草的白色桌布，颇有点中国八十年代的装饰风格。桌子后面是开放式厨房，灶台、油烟机和瓷砖墙都擦得瞠亮。左手边是小小的长方形客厅，我注意到原先摆放沙发的地方，换成了一张有上下铺的床。

　　阿菊的丈夫吴叔叔从客厅的上铺爬下来，客气地跟我打招呼。吴叔叔和眉眉来法国以后，阿菊就把客厅里原先的沙发卖了，安置了这张上下铺，自己和丈夫睡客厅；而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那个宽敞又采光好的房间，她让给了女儿。

　　阿菊轻轻敲了敲房门，小心翼翼地，似乎怕打扰了女儿。半晌之后，眉眉打开了门。这个个子瘦高、手脚细长的十九岁女孩穿着睡衣，披散的头发后面，苍白的脸颊上泛着油光，还有几颗可能是熬夜爆出来的青春痘；背后的电脑屏幕上是暂停的电子游戏画面，花花绿绿的。仔细看眉眉其实更像爸爸，尖尖脸，高颧骨，细挺的鼻梁和薄嘴唇，只有眼睛像她妈妈，一样的单眼皮细眼睛，弯弯的，挺好看的一个小姑娘。

　　打开眉眉的高中课本，我开始给她讲解她不懂的题目。眉眉其实很聪明，大部分的法语句法一讲就通。更不用说数学，她在国内打下的数学基础应该不错，一道数学题，只要她弄懂了法语的题意，就马上能解出来。我试探地问她，在国内的时候成绩如何，有没有参加高考。眉眉撇了撇嘴，说她所在的省份是高考大省，她成绩中等，即使参加高考，也考不上一本的学校。

　　而且，眉眉补充道，我妈也不想让我参加高考，她说我们家没钱没房子又没有背景，就算我能读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家里没有关系。

　　我想起阿菊曾经不止一次跟我絮叨，说自己没有钱也没有权势，所以下岗后才走投无路，只能偷渡来法国发展。对十年前的她来说，出国可能是那时唯一的选择，为此她不惜背井离乡，以长期见不到家人为牺牲；她也确实通过自己的双手，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把家人们接到了身边。然而，眉眉是否理解母亲的苦心，又是否认可母亲的安排呢？

　　几下怯生生的敲门声之后，阿菊端了一盘削了皮切好的苹果进来，每一瓣都切成一模一样的大小，一瓣贴着一瓣排成一圈，上面还细心地插满了牙签。

　　妈，我们在上课，眉眉毫不掩饰地皱起眉头。

　　好好好，你们上，你们上，我不打扰了，好好学习啊。阿菊陪笑着退出去，又轻轻虚掩了门。眉眉走过去，用手掌用力一推，门咔哒一声关紧了。

　　我拿起刚才的课本，重新招呼眉眉过来继续。她乖乖地打开了练习本，顺手把放在桌上的苹果推到了桌子的一角。

　　“姐姐，你叫我Lydia吧！”

　　“为什么呀？”我问她，眉眉这个名字很好听呀。

　　“那是我妈取的，土死了。”眉眉皱着眉头说，“我不喜欢我妈取的名字。你知道吗，我十年没见到我妈了。她从来没回过国看过我。”

　　直到我们补习结束，桌角的那盘苹果也没有被动过，在过热的暖气的熏烤之下，已经变成了黄褐色，蔫头蔫脑地，仍旧等在那里。

　　3

　　在眉眉来法国以前，阿菊每天的生活是单调的：周一到周六去酒店做清洁工，中间休息一天，她会利用这天再打一份零工，包些饺子冻起来，通过华人网站，卖给那些想念家乡味道的留学生。周日早上去教会，她在巴黎的全部社交生活就是教会里的熟人了，他们一起听讲道、团契聚会、会后聚餐，如果是旅游忙季，晚上有时也还要回酒店做工。

　　阿菊曾向我描绘过的打扫酒店房间的标准程序：从浴室开始，用清洁剂上上下下喷一遍，镜子用干布擦，洗漱台用湿布擦，浴缸要用喷头冲干净；然后补给卫浴用品，拖地，便可开始房间的清扫。先给房间开窗透气，镜子，桌子，椅子，房间所有的插座表面，统统擦一遍；被罩，枕套，床单，全部拆下来，扔进停在酒店房间门口的小清洁车上，再从小车里头取出迭得整整齐齐的干净的床单，回到客房，铺床，套好被子枕头，拉住被子的两角用力一扯，往空中一抖，被子就平平整整地落在床上。最后再用吸尘器将房间地毯吸一遍，拉上窗帘，房间就打扫完了。整套程序下来都是体力活。

　　“法国人也会欺负你，”阿菊说，“早上去领工具的时候要抢吸尘器的，如果没抢到一个好用的，吸一会儿，（吸尘器）头就掉下来，那会大大地耽误时间。但是那些法国人会说话啊，跟经理关系好，经理就替她们留着好的吸尘器，我法语不好，笨嘴笨舌的，就总是抢不到好用的工具。”

　　“不过我也习惯了。咱们中国人，勤勤恳恳地干活，别人也挑剔不了我们什么。”阿菊补充道，“不怕别人欺负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就行了。”

　　但眉眉不这么想。我们熟识了以后，她时常跟我抱怨，学校的老师觉得她法语程度太差，总是对她不耐烦；同学更不用说了，嘲笑她的口音，嘲笑她的穿着。“她们都画着大烟熏妆，穿着超短裙，胸口开到这么低，”眉眉夸张地往自己的胃部比划着，“那些女生，一出校园就开始抽烟，一边说别人的坏话。她们觉得我土，举止奇怪，我也一点儿都不想加入她们。”她愤愤地说。

　　“而且，她们还叫我“清朝人”。”眉眉用两只食指将眼角拉开，眼睛变成细细的一条，她的脸因愤怒而发红。

　　我有点惊讶，“清朝人”在法语的语境里是个很严重的种族歧视的词汇，我建议她向校长反映一下。眉眉却回答，她法语不够好，这个事情肯定说不清楚，而且她连校长是谁都没见过。我向她提议，我可以帮她写一封信，交给校长，或者跟她妈妈说一下，让妈妈去跟学校反映。

　　“我妈不会懂的！”眉眉突然变得不耐烦，“找她有什么用，她自己已经习惯了被法国人这样欺负，每次都跟我说，你忍一忍，吃亏是福，退一步海阔天空。她只会说这几句话，来来回回地说。”她朝着空气挥挥手，仿佛想拂去空气中某种看不见的粘腻肮脏的东西，又无力地垂下。

　　阿菊看起来确实不懂得女儿的烦恼。她和我讲述过一些从前打黑工的经历，十二月里天寒地冻，伸手进半米深的冰冷水池里掏那些油腻腻的脏碗，手被池底伏着的切鱼生的利刃划开了，血汩汩地流进肮脏浑浊的水里；在中国老板家当保姆，主人剔着牙，指着阿菊，对自己的儿子说，看，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是给别人打这种下等的工。

　　“我老是劝她，退一步海阔天空。妈妈这几年不是这么忍过来的？”阿菊跟我说。她的额发已经变得灰白，眼角的皱纹刻在黄黑的皮肤上，仿佛怎么使劲也抹不平。看着她的脸，我老是忘记她其实才四十多岁。而她的女儿，正值青春，离开了在那成长近二十年的熟悉的地方，到达一个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全新的环境，没有朋友，并且受着歧视。

　　很难说清这母女俩，谁的生活更艰难。

　　4

　　眉眉在学校被打了。

　　阿菊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一边哭，一边说，今天傍晚放学回来，她看到眉眉泪痕满面，脸上有一道明显的血痕，问她发生什么事，她说被一个黑人同学打了；问她什么原因，她也不说，只是哭，边哭还边冲妈妈嚷嚷，说什么都是她逼她来法国，她再也不想上学了，再也不想在法国呆了。

　　我赶到了阿菊的家。眉眉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眼神呆滞，脸上一道长长的血痕，像是被尖利的指甲抓的，血已经凝固，颜色变深。阿菊情绪仍然很激动，眉眉却神色平静，近乎冷漠。我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鼓励她把事情经过说清楚，这样我才好写进信里。眉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班上有个黑人女同学，老是带头取笑她，今天她故意当着好多人的面，大声问眉眉，“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吐痰吐在地上？”

　　“你猜我是怎么回答的？”眉眉说，她抬起头，直视我的眼睛，“我告诉她，不，我们都把痰吐在你们黑人的脸上。”

　　然后对方就动手了，她揪着眉眉的辫子开始打她，拳头落在她的头上，膝盖击打她的肋骨。看到真的打起来了，其他人赶紧上来拉住那个女生，但她尖利的指甲还是在眉眉的脸上狠狠地抓了一把，似乎带着要将她毁容的决心。

　　说完这些，眉眉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尖锐的哭声划开了这窄小的一室一厅里沉滞的空气。我的笔尖在纸上停滞了，眼泪充满了眼眶。我拿手背去擦拭，听到阿菊在我背后说，“一定要写上是个黑人，是个黑人打了她！”

　　我没敢这么写，只是问清楚了眉眉这个打人同学的名字，替她们写了一封给校长的信。一周后，处理结果下来了：殴打眉眉的女生由于暴力行为，得到了学校的严重警告处分和停学一周的处罚；但眉眉也因为“不当使用种族歧视性的语言”，被学校停学三天。

　　这是个典型的“法国式”的处理结果：暴力虽然会得到一定的惩罚，但也不过与“政治不正确”同罪。眉眉和阿菊对此都非常不满。其实将信上交给校长之前，我曾建议阿菊带眉眉去警察局验伤、立案，以引起学校对这个暴力事件的重视。但阿菊不肯，说没必要闹到警察那里去。我猜想是不是她在曾经的非法移民生涯中受到过的那些伤害，使她对警察始终怀有恐惧和厌恶。她曾经告诉过我，自己刚来法国时，在地下黑工厂踩缝纫机，警察上门突袭抓非法黑工，她和几个姐妹一起被抓进了警察局，花钱请了移民律师，才得以继续逗留在法国。从那之后，她在路上遇见警察，都会下意识地低头躲开，快速走过，哪怕她现在已经有了合法身份。

　　眉眉被殴打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让我去给她补习法语。阿菊说，眉眉那段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拒绝见任何人。而我刚开始读研究生一年级，每天疲于应付各科专业课功课和考试，周末和假期都呆在图书馆，自顾不暇，也确实没能抽出时间去给眉眉补习。

　　次年六月，等我终于从最后一门考试中挣扎出来，才意识到，过去的大半年时间，我都没和阿菊一家联系。带着愧疚，我拨通了她的电话，电话那头阿菊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兴奋喜悦，她告诉我，眉眉通过了高中会考，顺利毕业了。

　　5

　　再一次坐在阿菊家中吃她做的饺子，除了眉眉高中会考通过以外，我还得知了一个喜讯：吴叔叔年初也找到了工作，在船厂做修理工，和他之前在国内做的工作相吻合，由于是技术工种，工资竟比阿菊还高不少。阿菊说，他们现在有两份稳定的工资，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了，她打算将自己现在住的一室一厅贷款买下来，已经在和房东谈了；眉眉高中会考通过，阿菊也打听好了，要让眉眉申请法国的职业专科院校（相当于国内的大专），眉眉是学理科的，如果能读个计算机、金融之类的专业，以后在法国就很容易找到一份白领的工作了。

　　阿菊兴致勃勃地计划着全家人的光明未来，圆圆的面孔泛着兴奋的红光，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吴叔叔像往常一样，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不说话。眉眉也不说话，只是皱着脸，埋头吃饺子。

　　饭后，眉眉邀请我去她的房间。把门一关，眉眉迅速打开了电脑上的“脸书”页面，点开头像，一个戴着眼镜、清秀的中国男孩出现在屏幕上。

　　“你觉得他怎么样？”眉眉微笑着问我，脸颊微微泛红，“我的男朋友。”

　　眉眉和她这位男朋友是在网上认识的。男朋友叫刘毅，学计算机的，在巴黎的一所私立大学读最后一年。法国有不少这样中国人开办的“野鸡大学”，向那些申请不上正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收取一笔学费，帮他们办一年的学生居留，这些学生就可以留在法国，合法打工。刘毅就是这样，靠着这个学校续他的居留，同时在一家餐馆里打工。但这些在眉眉的眼中都是优点，她认为这正说明刘毅又能赚钱，最后又能拿到一个学位，一举两得。眉眉像所有第一次陷入热恋的女孩一样，对男朋友表示出了无限的崇拜，甚至开始计划他们的未来。

　　阿菊很快也知道了眉眉交男朋友的事。如同所有有女儿的母亲一样，她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忧心。阿菊担忧的点主要在于，刘毅读的大学并不正规，基本上是借着上学的名义，行着打工挣钱之事，做的还是最“下等”的厨房工。阿菊在国内曾经是会计，却在法国干了十年的体力活。她不愿意再让女儿重复自己的生活，去餐馆、酒店这样的地方打工了。

　　眉眉根据母亲的安排，开始了她的职专第一年。可开学不到一个月，她就开始抱怨母亲替她选择了己根本没兴趣的计算机管理专业，加上法语不够好，上课犹如听天书；法国同学们也和她的高中同学差不多，总是扎堆聊着自己没看过的电视剧，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题，一到周末就聚会开喝酒，但谁也不邀请眉眉。

　　她与刘毅的感情倒是进展顺利。眉眉时不时在脸书上更新他俩的亲密合照；有一张明显是她穿了一件男生的T恤，背景是一片凌乱的窄小房间，一些内衣裤和袜子挂在窗帘杆上，男女款的都有。眉眉知道自己的母亲不会上这个国外的社交网站，我也没敢告诉阿菊。

　　转眼间到了夏天，眉眉在脸书的动态上祝贺刘毅毕业。在法国，外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申请一种六个月的临时居留，可暂时供留学生打工、找工作等；如果六个月找不到工作，居留便会自动失效。刘毅的学校不是法国教育系统里正式注册的大学，而且也一直忙着打工，没有在法国公司做过实习。直到十一月份，刘毅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阿菊听说刘毅还没找到工作，开始态度明确地反对眉眉与他交往。在阿菊看来，这个男孩子虽有个大学学历，但却和自己一样去打工，没有什么前途。在阿菊眼中，中国人在法国最好的出路是，读一所好大学，毕业后去法国公司工作，过上“像法国人一样的生活”。她苦口婆心地用自己这些年的打工生涯去劝眉眉，认为眉眉应该专心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好好学习，而不是找一个做厨房二手的男朋友，那是没有前景的。

　　“她的就是觉得法国一切都好，我们都变成法国人最好！”眉眉愤愤地对我说。

　　“好好学习，毕业后去法国公司坐办公室，才不用像我一样去做体力活，这样辛苦。”阿菊告诉我。

　　“她为什么要把我带来法国，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眉眉向我抱怨。

　　“我熬了这么多年，见不到女儿的日子， 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把她接来法国、一家人团聚吗。”阿菊愁烦于女儿不懂自己的苦心。

　　“我没有朋友，这里没有人理解我，只有刘毅懂我。”眉眉厌倦了孤独。

　　“女孩子家就是怕谈恋爱，一谈就把什么正事都忘了。”阿菊忧心忡忡。

　　“十年了，十年了我都没有见到她，十年了她都没管过我！她凭什么现在要来管我，她有什么资格管我？”眉眉心中似乎始终无法原谅，母亲在她童年最重要的九年间的缺席。

　　阿菊和眉眉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趁着父母白天打工不在的时候，眉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搬出了父母的家。

　　“她那个男朋友居留到期要回国了，她要和他一起回去。”

　　电话那头，阿菊没能忍住，嚎啕大哭。

　　6

　　09年的十二月份，眉眉回国了。她没有告知我们起飞的日期，包括她的父母；她从刘毅家直接去的机场，没有人去送他们。

　　进入圣诞月的巴黎，就像春节前的中国，大街上都满溢着阖家团圆的气氛。从教会回来的路上，我和阿菊经过市中心，站在老佛爷和巴黎春天两个商场门口，驻足观赏它们的圣诞橱窗。每一面橱窗都像是一个不同主题的迷你展厅，这扇橱窗里，猫咪们围着壁炉读故事；那扇橱窗里，狐狸一家在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全世界的节庆都是相似的，一家人团聚，围坐在餐桌前，兴高采烈地吃吃喝喝。

　　这种时候，漂泊在异乡的人是最想家的；我们站在街头，未免有孑然一身之感。

　　“要是眉眉在，她肯定喜欢看这些漂亮的橱窗。”阿菊说。她告诉我，自己经常回想起十年前离开家那天，天还没亮就要出发赶大巴，先去省会，再坐飞机到北京，转机去巴黎。凌晨起来，她将脸颊贴在女儿睡梦中的额头上，九岁的小脸胖鼓鼓的，仍然像个婴儿的脸。阿菊的眼泪滚落下来，滚烫地熨在女儿温凉的脸颊上，女儿在梦中哼了一下，别过头去，眼泪被印在了枕头上。阿菊狠狠心，从女儿的床上起身，走出了家门。

　　“她那时候还那么小！我真想把她塞回肚子里，一起带来法国！”阿菊禁不住红了眼眶，“那天夜里，我抱着眉眉，眼泪停不下来地流啊，又不敢哭出声，怕吵醒她。最后我狠狠心，还是丢下她走了，我真是个狠心的妈！”

　　阿菊的眼泪滚落下来，我递上纸巾。她裹在黑色外套里的身躯似乎变得比从前要矮小一些，她背对着我往前慢慢走着，独自咀嚼着十年前对女儿的记忆。那时候，女儿还是那个勾着脖子冲着她笑、爬上去亲她脸颊的九岁小女孩；仿佛这十年的时光，从来没有逝去过。

　　2010年我毕业后，就回国工作了，和阿菊渐渐失去联系。倒是和眉眉，我们仍是社交网络上的好友，时不时会看到对方的动态。眉眉回国后，与刘毅一起，去了他的家乡，一个北方滨海城市。她开起了淘宝店，专门卖韩式潮牌的衣服，一开始自己做模特，眉眉高挑苗条的身材和稚气的脸其实很适合干这行，她的店开得风生水起。同样是从社交网络上，我看到了她与刘毅的婚纱照，看来虽然母亲反对，他俩却终于修成正果，我很为她高兴。然而，婚纱照上，并没有阿菊和吴叔叔的身影。

　　几年后我回到巴黎，去华人教会找阿菊，却怎么也找不到。教会来了一批新的留学生，打工的华人们要么回国，要么不来教会了，就连执事也换了；我打听了一圈，都说不认识阿菊，更不用说那些我原本就不熟的商人们。在法国辛苦了十年的阿菊，唯一的社交圈就是教会，却连在这里，都没有留下她的痕迹。我心中不免黯然。

　　无奈之中，我给从前的老执事写邮件，请求他帮我打听。几日之后，终于得到了消息：阿菊回国了。

　　回国了？那前来追随她的丈夫呢，还有她买的房子如何处置；阿菊过去这十几年在法国的打工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她曾那么努力地想要在这个异乡中站住脚，十年见不到家人的日子，终于将女儿和丈夫接到了法国，也买了房子，一切安排妥当；她曾日思夜想的女儿，她心心念念的全家团聚，她梦想的“像法国人一样”的生活，都在眉眉执意跟随爱情回国当中，灰飞烟灭。在那以后，阿菊是否后悔过，当初就不应该独自离家去法国打拼；又或者，阿菊终于向女儿妥协，有家人在的地方，才是她的家？

　　我的心里还有许多的疑问，辗转却得不到解答。

　　我登陆了许久不用的社交网络，寻找眉眉的名字。在她的页面上，我翻找着照片，在她几个月前发布的照片上，赫然看见了阿菊的身影。眉眉刚生了宝宝，那是一张她女儿满月的全家福，照片阿菊穿着一件黑白花裙子，身躯比从前佝偻一些，手中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外孙女，小婴儿的脸皱巴巴地，哭成了一朵菊花；而阿菊的脸，笑得眼弯弯，嘴也弯弯，如同我初见她时那样。

　　我给照片点了个赞，心里默默祝愿，这一次，阿菊真的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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