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近一个世纪，熬到该享天伦之乐时，妻子离世

　　我是吴克忻，1928年10月生人。迟暮之年，人难免会回望过去：我亲历过日军侵华、逃难、中共建政、改革开放等大事件。而我自己的人生，也随着这股洪流颠簸起伏，曾在波峰上又跌落至波谷中。种种悲欢离合，让我细细讲给你听。

现在的我。

　　我有时候也会去常州的闹市区转转。当时常州的闹市区南大街北大街就1米到2米宽，街两边柜台的职工都能隔着街讲话。街道上是各种各样的店：南北货店、药店、绸布店、百货店等等，路上还有黄包车、独轮车、自行车……

我父亲，弟弟妹妹和我，左一为我。摄于1954年，二弟要去读大学了，全家人合影。

　　6岁开始，祖父带我在豆腐干大小的红纸上写方块字，一天4个，一年的时间我已识上千字。到7岁去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心想，幼儿园的课本怎么这么容易啊？这也让我逐渐滋生了自满的情绪，因为别人都不认识的字，我认识。

　　8岁起，父亲给我布置了家庭作业：每天早晨写张毛笔字。父亲的话我不敢不听，从那之后，天蒙蒙亮时我就起来磨墨、写字，再去刷牙洗脸。家里人都很支持我写字。有一年春节要去亲戚家拜年，弟弟要紧出门了，而我还在写字。母亲就跟他说，你不要着急，等哥哥写好字再出去。

　　识字、写字就像是我人生的新起点，为我打开了阅读、写作的大门，对我之后的生活都有很大影响。如果把我的人生轨迹看成是一串珍珠项链，每一颗珍珠都象征着人生里的重大事件，那文字就是串连起这根项链的线。我的一生福祸，都和文字有关。

日后给常州摩托车厂写的字。至今，我给许多人、厂、公司题过字。

　　比如，我初中的里程碑事件——书法比赛。1941年，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江苏省立高级中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中学。初二时，全校举办了一次书法竞赛，每个人发一张纸，所有人都写一样的16个字，我记得的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那次比赛中，我被评为初中部第一名。

　　这之后，我就是学校的名人了，同学都来找我写字。还有一个笑话事情。有一次，我突然被通知要去校长室一趟。我吓得魂都没了，因为校长很凶的，他的口头禅是：没得理由！立即开除！就是说，学生如果违反校规，马上就要公示，立刻开除。

　　在去校长室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犯什么错误了吗？喊我去做什么呢？没想到，距离校长室还有三五米路的地方，校长已经笑眯眯地在门口等我了。他温和客气地跟我说，吴克忻啊，我请你来帮我写点字。教育厅的督学明天来视察，要准备不少资料，学校有些文书和表格来不及填了，你帮我填吧。

　　天黑以前，我把表格都填好了。校长很高兴，说明天督学来视察就不怕了。

前几日写给一位南京书店老板的字，我现在九十多岁了，写字也不会手抖。

　　初中三年，我最喜欢的科目就是国文课，尤爱读小说。那时候没有电灯，家里也买不到煤油，我就点着炒菜的豆油灯读书。昏暗的光线里，我进入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笔下的世界，读着读着就忘记了时间，母亲喊我我才会睡觉。

　　我的小学到初中，除了读书、写字和欢笑，还有炸弹、逃难和绝望，这一切都是因为——日军侵华。

　　1937年10月，日本人轰炸常州，先后炸过机车厂、发电厂、火车站、闹市街道等。

　　日军第一次轰炸，记得那是个漫长的下午，我还在小学学堂里上着课。突然，一阵预备警报传来，意味着日本飞机已经飞到临近城市无锡了，还有几分钟就将飞到常州上空。老师让我们赶紧躲到讲台脚底下，我大脑一片空白，书包都来不及拿就钻了下去。同学之间不敢讲话，紧张得不得了。我心想，我们都要没命了吗？随后，“哐”一声震耳传来，炸弹炸下来了，伴随着连续的、急促的“呜，呜，呜”声，是紧急警报，意味着日军飞机已经在炸常州了。又过了一会儿，“呜——”的长声响起，是解除警报，意味着炸弹丢完了，日军飞机离开常州了。

　　解除警报拉完后，同学纷纷涌出校门，我也回到了家。当时父亲被木行老板派到江西南昌买木头，火车、轮船都停了，长江里也在打仗，他回不来。家里只有祖父祖母、娘和两个弟弟。弟弟们被炸弹声吓得不轻，哇哇大哭。大人在商量逃难，他们愁，要逃到什么地方去？住到什么人家里？又不能带灶头锅子走，怎么吃饭？

我母亲，弟弟们和我（右一），在江西的父亲说太想我们了，让我们寄张照片过去。

　　当时，日本人在常州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特别好的三层楼房，他们点火就烧，几日几夜，火光冲天，几十里外都能看见火光。除此之外，日军歇几天就来轰炸，南大街、北大街、大的纱厂都被炸过。

　　在家里待着就是等死。同月，我们开始逃难。祖父祖母和母亲带着三弟跟着另一家亲戚逃到了常州城外一处还没被日本人轰炸过的农村。祖父祖母年纪大了，母亲手里抱着小弟弟，顾不上我跟二弟了，我们只得跟着伯父伯母逃亡。

　　那天夜里，外面在落雨。十岁的我和六岁的二弟跟着伯父一家子匆忙上了一只木船，我衣裳书包都没带。船上的人，大大小小包括抱在手里的婴儿大概二十多个人，挤得不得了，大家都在叽叽喳喳讨论，日本人是不是没几天又要来轰炸了？形势紧急，船一会儿就开了，划进了湖里。雨越下越大，风高浪急，我怕船翻身，只能紧紧抱着哭闹的弟弟。

　　我们本来想逃到常州城外的溧阳的，因为有亲眷在那儿，结果一到溧阳，当地人跟我们说，啊呀，你们怎么还到溧阳来？溧阳人也都在逃难了！于是我们又继续逃，也不记得路上多少天了，终于到了一个村子里。我们挨家挨户敲门，说，我们从常州逃难来的，实在没地方去了，求求你们，能不能收留我们？有的家摆摆手，说他们家已经有难民住了，让我们去隔壁问问。问到剩最后两家的时候，终于有一家愿意收留我们。

　　这家人也挺贫困的，家里有三个小孩，还有一个放牛娃，六个人烧吃住都挤在一个屋子里。我们的出现让他们的生活更艰难了。夜里，台子凳子都往墙边上靠，地上摊点稻草就睡觉。早晨，稻草捆捆，地上扫扫，台子再拿出来。吃饭时，十几个人吃一锅饭一碗咸菜。我和弟弟俩人什么都没带，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没洗澡，浑身发臭。

　　1938年，快要过年的时候，形势稳定了些，我和伯父一起回了常州。我在伯父伯母家里住了一夜后，第二天就去找我祖父祖母和母亲。

　　分别的几个月像是几十年。娘看到了我，高兴地哇哇大哭起来，边哭边问，怎么面孔这么脏？衣服也不洗？这两个月还好伐？我看到娘也很激动，战争年代人的生死都不知道，可能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被炸死了，分别两个多月见到，大家都还活着，已经很难得了。

前排是我的父母亲，后排是二弟一家和三弟和妹妹，摄于1963年左右。

　　又过了两三个月，我们才回到家。此时家里的大门敞开，走进去发现家里的两张桌子、八张凳子全部消失，没有拿走的衣服被子都没了。我猜是能带走的全部带走，带不走的就毁灭。家中有一张榉木台子，纹理清晰，色泽好看，家里很宝贝，直接被敲裂了。我只觉悲凉，日本人一直驻扎在常州了，苦日子可能才刚刚开始。

　　1938年下半年，学校重新开放，耽搁了一年的时间，我重新上四年级。轰炸那天的老师再也没看到了。有的同学也没看到了。剩下的同学之间不敢说抗日言论，怕日本人知道了被捉去。

　　1940年的夏天，日本人的宪兵队从我们学校抓去三个老师，放回来两个老师。关在那里的老师是个抗日分子，他年纪轻轻，教课也很好，被日本人禁闭着严刑拷打。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我初中班上有个同学是这位老师的侄子，我问他，先生现在在哪？他告诉我，叔叔被关了一年多，现在被放出来了，但是遍体鳞伤，都不能走动了。

　　寒假里，我和同学去先生家里看望他。他穿着一件棉袍子，整个人都没精神，瘫在床前的躺椅上跟我们谈话。不到一个钟头，他就很吃力了，说自己身体受了大伤，不大行了。1942年上半年开学的时候，我又问同学，你叔叔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已经走了。唉，我真是伤心得不得了，总以为他要好了。我听同学说，日本人当时要他把其他抗日分子姓名交出来，他不肯，就把他手脚系起来，吊到半空，绳一放，人哗啦摔到地上。人怎么吃得消？

　　1940年，父亲辗转火车、水路、公路终于回到了常州。他走的时候，我的三弟才两周岁不到。他回来的时候，三弟已经五岁了。妈妈指着父亲问，你看这是谁？小弟弟喊，爸爸！父亲激动的不得了，一把将小弟弟抱起来。三年多没见了，我看到爸爸也很开心，但是更多的是愁。当时的日子拮据，一家七八个人洗脸都只用一条毛巾，不像现在，每个人都至少两三条毛巾，揩手是揩手，洗脸是洗脸，洗脚是洗脚。毛巾破了，我到买毛巾的地方选来选去选，要厚的，要牢的，也要价钱便宜的，能选好久。

　　木行关了，一家人怎么生活呢？吃什么呢？

　　1944年，我初中毕业了。家里没钱了，无法继续供我读书。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恨日本人。如果没有日军的轰炸，或许我的家人就不会因逃难生出一身的劳累病来，或许我还有钱可以继续安稳地读高中甚至大学。

　　我开始找工作。当时的常州百业萧条。多少店铺、厂都关门了，但我不能歇在家里。父亲先后带我去了纸栈和另一家木行工作。我瘦瘦小小，体力活干不了太多，就在木行里做着账房先生 。我算账快，字也写得好，客人很喜欢我，他们看了我开的发票，都笑眯眯地唤我，小吴先生啊。

１９４９年后，工会兴起，我在工会写《木材工讯》小报的报头。

　　1949年，中共建政。报纸和广播上都在播报这个消息，我也特别开心，心想，人民政府开始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真好看啊。

　　之后，工会兴起。我跟一些积极分子一道筹备和组织了常州市木材工会。我在木材工会的时候主要负责文字工作，编过两期铅印的小报，报头“木材工讯”是我写的，里面的文章也有几篇是我写的。每期小报都会印八百张还是一千张，寄送到江西、湖南、上海等地。

　　同年12月，我离开了木行，去到常州市总工会做组织部干部科长，1950年6月，我被调到文教部当教育科长。

　　我刚到文教部的时候，全市有不到十个厂有职工业余学校，给职工下班后上课的。那时候的人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教到认识两千个字以上。这件事很艰苦，因为职工们下班回家要烧饭、洗衣、管小孩，再叫他们念书，灌不进去。今天教会了这些字，明天又忘掉了。我在位置上两年多的时间，从1950年6月到1952年7月，全市职工业余学校已经发展到七十几所，专门教他们识字的教师从不满十个发展到一百四十几个，兼职教师也有六七百人了。

1952年，抗美援朝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东分团来常州访问。我是第二排左一。

　　我敢说，我当教育科长的时候常州的教育科是全苏南第一。那时候我去开会，无锡的教育科长诚恳地问我，你怎么能办这么多学校的？你是怎么扫盲的？我后来还在会上发言，跟全苏南的教育干部、总工会领导和职工教师介绍经验。我的工作，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地开展着。

那时我（右一）和最小的弟弟去看望在南京当兵的三弟。

　　到了1952年7月，我被调到总工会办公室，做办公室副主任，主要做文字工作。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我未来的人生伴侣，陈益沁同志。她来自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曾是吕思勉的学生，是一名小学教师。

　　她的童年在500余平方米的宅院度过，秋季时，宅院里便飘着桂花香和果香，她经常在花园里的鱼池、假山旁停驻嬉戏。

她（左一）幼时与父母、哥哥弟弟合影，约摄于1932或1933年，她来自大户人家。

　　第一次见面是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俩人端坐在她任教学校的办公室里，聊聊读过的书，有什么爱好。

　　我觉得她不像介绍人说的那样漂亮，但是仪态端庄，文化程度高。她觉得我学历较低，但总体印象还可以，愿意继续联系增加了解。

益沁也写得一手好字。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她：你愿意跟我继续增进了解，我很高兴。最近我在开一个会议，等会议结束了我再打电话给你。她一看我的信，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热情了不少。

　　她后来说，她已经在三个学校工作过，同事有100多个，没有一个人的字有我的好。她父亲看了我的字也很称赞我。他说，字能写成这样一定经过了日积月累地练习，他应该是个品行端正，生活习惯良好的人。

　　1957年春节，我见了益沁的父亲。第一次交谈好像经历了一场考试。他问了我一些常州教育界的情况，忽然话锋一转：“府上几位贤昆仲？”幸亏我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第一句就是“某君昆仲”，知道“昆仲”就是兄弟，马上回答：“舍下三个弟弟。”

　　那一次谈话大约历时两个钟头，考我够不够格做他的女婿。“考试”的结果，他对我和益沁的婚姻不持异议，他认为我的人品和知识水平是有资格做他陈家的东床的。

我们的结婚证。

　　1957年7月1日，我们喜结连理。婚后，我们一起读书、看报、讨论。她的工资是50块6毛一个月，我是67块1毛，在当时来说算高的，生活殷实，她也怀上了我们的儿子。儿子名字里有个“沂”字，我特意选的，一半取自益沁的“沁”里的左部，另一半取克忻里“忻”的右部。

我们的结婚照。她特地做了一件真丝短袖衬衫和一条西裤，她穿着新衣，我没有添新衣。

　　好景不长，我的工作发生了剧烈变动，也成为了我们长达十多年苦难历程的序幕。

　　办公室里，我觉得我写的东西又快又好，童年的骄傲感逐渐滋生，可能招来了一些人的怨恨。1957年，我被定为右派，每日都要写检查和被批斗。次年4月，益沁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过后17天，还没来得及享受初为人父的喜悦，我便被逮捕了，真是伤心得不得了啊。

　　我随后被送去福建劳改了四年，一年四季在荒凉的山里砍伐毛竹这种笨重粗大的植物。劳作的日子不太好过。一次，一根好几百斤的木头从山上滚下来撞在我腿上，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皮开肉绽，血肉淋漓。还有一次，我拖毛竹走的时候脚底打滑，连人带物全部跌落山沟里，撞在一块大石头上，毛竹压在我胸上，我有点失去知觉了。还好后来有个好心人经过这个山沟，发现了我，帮我把毛竹搬掉又把我拉上去。

　　离开福建后，我又被送去了江西劳作三年，在鄱阳湖里围湖造田。

　　改造的日子里，益沁给我寄来麦麸、糖果、孩子1岁时的照片，还在家里买齐了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我一有空就握着孩子的照片，忍不住掉泪。她说，有一次她梦到我衣衫褴褛地朝她走去，突然倒在地上伸出手向她讨粥吃。她被吓醒，一身冷汗。我知道她有多记挂和担心我，心里自觉太对不起她。

摄于1965年10月我的生日，那时候流行在生日拍照来留下自己的形象。劳作回来后我的英气没有被磨灭。

　　1965年7月，我终于刑满释放，回到常州。

　　当时正逢暑假，益沁回到了苏州娘家，她此前复我的信中写道，“你的回来决不是旧小说中的破镜重圆。”我很伤心，但不怪她，因为我知道，她心里积攒了诸多顾虑，比如，我的身份对她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这七年会有什么变化吗？会沾染什么恶习吗？

　　我马上去苏州找她。到了她娘家，先看到了正在玩耍的一个男孩，我见他有些眼熟但不太认识，以为他是房客的小孩，小孩也不认识我。我对他说，我要找陈益沁老师。他跑出去，说，妈妈妈妈，有一个穿红袜子的人来看你。他喊益沁叫妈妈？我心里咯噔一下。随后益沁回来看到我，马上对这个小孩说，快来快来！爸爸来了！叫爸爸！但是她不敢表示激动，怕被别人说她立场不稳。后来，她还是住在学校里，星期六回家。

　　回到常州后，我预计，往后困难还很多，因为我头上的帽子还是没摘掉。

　　1970年的3月6号，我和爱人被下放到了溧阳。那里是一片贫瘠的丘陵山区，我们住在生产大队仓库旁的养牛小草屋里，牛牵到外面，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家。刮大风时，房子就见天，落大雨时，屋里就开河。那时候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

　　平时，益沁在大队小学里教书赚取微薄的工资，我挑着箩筐，一边放着女儿，另一边装着自己种的菜，拿到镇上卖。卖完菜已进中午，我就在路上买点干点心给女儿吃，她总会懂事地用小手掰块馍馍下来，硬塞进我嘴里。

1972年10月在生产队茅屋前。

　　在生产队里劳作的时光，我也没有忘记学习，一有空就读高中、大学的书，增进知识。1972年春节，队里的干部去一个会计家学习文件。到傍晚，会计的父亲到我家里来告诉我，文件里有个字，大学生都不认识，来问问你。

　　他用手蘸着口水在台上比划，我一看，原来是个“圳”字。我说这个是深圳的“圳”字，深圳是个地名，在广东。他回去讲了之后就引起轰动，说一个生产队下放的人肚子里的字比大学生的多，不得了啊。我很高兴，自己自学的内容没有白学。

　　我们在溧阳一呆就是九年零五个月。期间，益沁的父母亲相继去世，益沁心痛不已，她也留了一身的病痛......往事不堪回首。

　　1979年4月，常州市总工会把我叫过去，拿出一个文件叫我看，上面写的大概是：

　　吴克忻，1928年生，1957年的整风运动定为右派分子。经查，把吴克忻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改正。从1979年10月份起恢复原公职，原工资级别。

　　1979年7月，我们回到了常州。当时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身上破破烂烂。我和益沁为了庆祝再次回到家中，特意去百货商店买了一家四口的衣料，还请了一个裁缝做了三天衣服，感觉人都焕然一新了。

　　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已经有人不穿布衣服了，也没多少人穿布鞋了，甚至还有人穿皮鞋了。柏油马路变宽敞了，商店也多了。小学时候听老师说，外国有无线电，觉得特别奇怪，我在这里说话，几千里外的人还能听见吗？后来，我在商店里甚至别人家里都看到了这种东西，叫收音机。

　　回来以后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体检，益沁查出来得了冠心病，她便一直休息在家。我被派到光明塑料厂做工会主席。

　　我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善职工生活，我改造厕所，把女厕所改成可以坐着的，给职工加3毛的营养餐福利，当时可以买2斤大米了，还给职工提供丧葬费用，即职工直系亲属去世了报告工会，职工可以从工会领取60元，我再把这个钱送到家里去。那个时候火化费大概要20元，职工都很感激。

我在光明塑料厂的一次讲话，做报告。

　　1984年3月，总工会又把我调了回去，去编常州工人运动史和常州工会志。

　　我觉得一个人有机会工作，才是最幸福的。我没有办法挽回逝去的二十多年，只得在后半生拼命工作。益沁那时候都说我是工作狂。

　　我到常州市图书馆、档案馆查资料，把有用的东西手抄下来，和同事一起手写资料大概整理了九十几万字，《常州工会志》有五十七万字。这本书最后印了三千五百本，《工人运动史》有三十四万字多。

回到总工会后编史修志，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时的同事拍的。

　　倘若问我人生有什么骄傲的事，就是只要我参加工作，在任何地方都是领先的，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工作。1954年，常州总工会给我发的奖状是优秀工会干部，市政府发的奖状是先进工作者。我受之无愧。

　　1990年六月，我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还继续工作。总工会有个内刊，叫《常州工人》，一个月一期，一期六万字，两个责任编辑，我是其中一个，我又做了五年半，还兼校对。

1997年6月，我们在家电城门口前，迎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前留影。

　　日子就这样过着，子女渐渐长大，也开始有了下一代。

我抱着1岁的孙子。

　　我以为到了该享天伦之乐的时候，没想到在2013年11月29日，益沁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了。那天清晨3时许，她感觉心脏不适，先后服用药丸也未见缓解。9时许，救护车赶来送至急诊室抢救，至下午一时十五分，医生宣布抢救无效。

　　我哭了，瘫坐着，孩子们也都哭了，真的想不到啊！她才85岁啊！在发病前三天的11月26号，她还在医院检查心脏，说全部正常。定心以后，我们就说别回家吃饭了，在外面吃点心，吃完后我们干脆不等公交车了，叫了出租车回家。27号歇一天，28号歇一天，29号就发病了。怎么两天就发病，还发到不可抢救？

　　她走后，我没有一天不会想到她。万千思绪无处安放。我开始编《陈益沁纪念集》，聊以自慰。我边写序边觉得心在颤抖。

　　“我编这本纪念集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知道，让人们记住，世界上曾经有过陈益沁这样一个人……我不能忘记她陪伴了我56年，我不能忘记她，不忘记她一切嘉言懿行。假如她此刻还在我身旁……我们该会感到多么幸福。”

　　2016年，我把这本书正式印出来，打印了500本。心里才算好受了些。总算做了一件纪念她的事情，今后有一部分人看到这个书就想到这个人，不忘记她。

《陈益沁纪念集》节选。

　　我的人生遗憾的事情很多，最遗憾的就是，益沁走得太早了。她工作的时候一直说，我们忙不过，等退休以后就一起研究《红楼梦》。结果，真退休了，我又一直工作，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以前条件艰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写字看书很拥挤，2013年搬到新家后，房间里终于有了两张桌子，我们可以一人用一张了，但是她却无法享受了。

　　我和益沁一同走过56年人生道路，这56年充满悲欢离合和跌宕起伏。我一直都觉得是我害了她。设想，要是她没有同我结为夫妻，以她的善良，勤学，美丽，她的生活一定能更幸福。我回来后才知道，在我被下放的时候，有不少人劝她早日与我进行分割，但是她偏偏选择了坚守。她的坚守，让家庭完整，让我心里有了希望，却害了她自己。我是一个欠债的人，我对益沁的债，还没还完。

书房里纪念益沁的摆设，我常来这里望望。

　　我有两大本装满老照片的相册，记录下过去人生里的点点滴滴，我有时候会翻出来看看。相册里有以前的同学和老师。

　　我初中班上有一个叫朱润生的同学，在我一次因太晚回不了家的时候让我睡在他宿舍里。他高中毕业后去了一所船商专科学校，放暑假经过常州会来看我，平时我们也一直写信往来。但是在后来的动荡中，我们逐渐失去了联系。他家在宜兴开窑货行。

　　解放后，我托人到宜兴去找他，结果说那个窑货行没了，也问不到他的情况 。我只能作罢。失联的这几十年里，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

　　我的初中教书先生在我们毕业后就回苏州去了。四十九年后，一直到1993年，我到苏州开会才找到那个老师。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还领我去他家里，给我看他仍然保留着的我写的字。后来我孙子出生了，他还寄了很多糖果来。这个老师后来活到88岁，他走的时候我也挺难过的。

　　相册里里的很多人都已经走掉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的二弟90岁了，有点高血压；三弟在吉林，脑梗过了，身体不太好；四弟心脏上装了5个支架了，妹妹长期住院。我们现在都不太走动了，都害怕在路上会出什么事情。

　　我现在也是风烛残年，左眼看不清了，每天看看报纸标题，小字已经看不清了，写字也是隔几个月写一次。人生真如一条未知的路，起初的时候无法预料过程，更无法得知终点，也许我还有一年、两年、三年，这些都让天决定吧。

　　我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女儿平时喜爱读李清照和张爱玲，儿子住楼上，常写字，每天来看我三四次，给我买吃的。其实活到现在，我已经满足得不得了。

我（右一）和四弟，他前几年身体好点的时候来我家看我。

　　翻得最多的，还是益沁的照片。我还是每天都想她，不可能不想。

益沁年轻时的照片。

　　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磨难，也想不到还能团聚，更想不到她会走的这么早。我闭上眼睛，她的音容相貌，就浮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