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派专机等他三天不走，最后的民国天津市长

　　杜建时（左）与陈长捷

　　1949年1月，天津被解放军攻克，市长杜建时躲入桂林路45号市秘书长梁子青家中。几天后，梁子青陪同杜建时来到新政府。这地方几天前还是杜建时办公的地方，此刻已经江山易主。新任政府秘书长吴砚农接待了两人。那天，杜建时穿着一身灰色西服，外套灰色大衣，头戴礼帽。

　　当年，杜建时是作为被俘人员对待的。最初关押在保定监狱，7年后被移送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1年被特赦。又过了22年，最高法院经过核实，发现杜建时不应该作为战犯对待，撤销了他的特赦通知书。这一年，杜建时77岁，最终还了他一个公正。

　　有人觉得他多坐了12年的监狱，冤。他自己倒是看得很开。他原本是可以另选一条路走的，南京派来的专机，两次接他，其中一次，一等就是三天。为了天津的百姓，他就是不走。在他身上，有古代传承下来的书生气。

　　杜建时自幼聪明，深得曾祖母喜爱。杜建时四岁时，曾祖母就教他背诵古诗，还常领他到运河边淘米、洗菜、辨认各种船只，讲运河两岸的传说故事。

　　七岁时，杜建时入武清县杨村模范小学读书，十三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十七岁读北京大学政法预科班。后来目睹国弱民穷，两年预科期满，即投笔从戎，考入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这年他十九岁。毕业后，历任东北军炮兵团连长、黑河炮兵营营长。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儿子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杜建时等一大批中下级军官支持张学良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使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撤往关内。不久蒋介石在南京创办陆军大学，面向全国招生。杜建时赴南京应试，当时的考生多是黄埔军校及其他各类军校学生，人才济济，杜建时脱颖而出，考取了第一名，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

　　三年学习期满，在毕业生中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去美国军校留学，并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再次主持考试，杜建时又考了个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杜建时谈话，勉励他要勤奋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美国，杜建时攻读雷文沃滋军事学院炮兵学科，仅一年半即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此时，抗战爆发，杜建时致信蒋委员长，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蒋介石回信指示，中国军人多数不懂得国际关系学，希望杜建时在美国继续深造。杜建时随即转向考取了加州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班。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

　　1939年，杜建时回国，时年33岁。蒋介石委任他为中央军校江西分校主任，蒋任校长。因战争需要，蒋介石又任命他为第九战区高级参谋，薛岳任司令长官。杜建时帮助薛岳在长沙指挥三次大的战役，均把日军击退。不久，蒋介石又委任杜建时为南京陆军大学教务长，并指派他效仿美国创办国防研究院。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参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阶段，蒋介石被推选为中国战区（包括越、泰、缅）陆空联军总司令，美国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为适应与美、英高级军政官员联系的需要，蒋介石委任杜建时为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军，主要负责对外军事工作，及时处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关事务。

　　那几年，杜建时飞来飞去，忙碌奔波。1943年，他随蒋介石参加中美英联合召开的开罗会议。1944年，他先后随宋子文、孔祥熙赴美国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商谈军事援助问题。1945年3月，受蒋介石委派，杜建时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议。同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急召杜建时回国，派他到天津担任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北宁护路司令、天津市副市长、市长等职。杜建时受蒋器重，却并不隶属任何派别，他是国民政府中极其难得的廉洁正派的官员。

　　1948年12月，平津两地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蒋介石眼看京津不保，派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闿、后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专机飞抵天津。李、罗、吴均是杜建时在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给杜建时带来了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际平，你同三位老同学商议，快作出决定，把天津守城的中央军撤到塘沽，准备从海上撤退，以加强华中力量。”杜建时明白固守天津已是死路一条，如今乘解放军在天津和塘沽之间兵力部署薄弱，将中央军撤到塘沽，从海上退走是可以的。杜建时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商议此事，陈长捷说：“际平，如果你把中央军带走，只留下我的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我只有自杀一条路了。”

　　杜建时于心不忍，毅然决定留在天津。送别三位老同学登上飞机时，彼此都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不禁潸然泪下。

　　再后来，天津外围防线被突破，形势岌岌可危，蒋介石再次派专机来接杜建时。专机一连等了三天，杜建时始终不走。当时，天津工商界、金融界、知识界纷纷找到杜建时，请求他留下维持秩序，千万不能撒手不管。杜建时想到自己身为市长，守土有责，于是下令，从市府到各机关、团体、学校，将所有财产登记造册，在解放军进城后，将其有序移交。

　　解放军进城后，杜建时被带走，随即送至保定监狱关押。1956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在押的国民党高级战犯，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杜建时也在移送之列。

　　1963年，被关押了14年的杜建时获得特赦。这一年他57岁。根据安排，他先后担任过文史专员、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定，杜建时在解放天津过程中，主动将机关团体的财产登记造册，平稳移交，因此不属于战犯，特撤销其战犯身份。

　　1989年11月7日，杜建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临终前留下遗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他只想悄悄地离开这个给过他荣辱悲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