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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流行,并非人心不古
举报文化,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你不能因为不喜欢举报就否认它是传统文化。
在以前,有一个顺口溜:“八分钱,跑半年;一毛六,跑个够”。说的就是举报文化。当年的中国,国内平信邮费是8分钱。
所以,遇到举报文化盛行,不要说什么“人心不古”,而是自古以来就这样。
在互联网时代,举报变得更简单:只需要用鼠标点击一下按钮,并不需要写一封举报信再贴上8分邮票扔到邮筒。
举报成本的降低,让举报变成极其流行的大众文化。
谨慎说话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
说话要谨慎。你身边会有许多有心人,记着你说过的话。有些话现在说无关紧要,甚至可能很正确,但是几年以后就会变成你的罪证。
比说话更糟糕的是写字。你若与人聊天,写在聊天记录里,即便你删了自己的聊天记录,对方还有一份。
比聊天更糟糕的是公开发在互联网上。罗永浩先生十多年前的各种“精日”言论,到今天还会有人截屏记录举报。所幸的是罗永浩先生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公务员,否则他早已被严肃处理。
无论发在好友圈,微信群,都是有危险的。
如何学会“正确说话”?可以看看你那些有个一官半职的老同学,他们日常在公开场合是怎么说话的。你会发现他们要么啥都不说,要么说的全是照抄上面精神的场面话。
所谓言论安全,就是你永远不要表达任何意见。嘴巴有三大功能:吃饭,接吻,说话。你假装自己是哑巴,废掉说话的功能,就可以。
避开积极分子和嫉恨者
让你什么都不说,那是一种酷刑。尤其是天生爱发表意见的人,不说话会憋死。
如果你一定要说话,要避免二种人在场的时候说。这二种人,一种是积极分子,一种是嫉恨者。
纵观历史上的告密记录,你会发现大多数告密者都是积极分子。他们充满激情,积极向上,有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不断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很喜欢接近权力大的人,喜欢在政治运动中抓机会出人头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高层知识分子之所以彼此举报、丑态百出、斯文扫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积极分子和胸怀大志的人,不甘心被边缘化而一辈子怀才不遇。
甚至某些被视为“不合时宜”而被处决的人x,比如彭令昭、遇罗克,你若细细研究他们做过的事,就会明白他们其实也都是这种典型的积极分子。
这种人成功欲望强,并且会因为自己胸怀大志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会以崇高理想为自己的举报行为解脱,所以他们举报时会毫无愧疚,容易把举报作为自己往上爬的手段。
另一种最可能举报的人,是嫉恨的人。比如说你是个著名老师,给学生补课,补课费很贵,但是他很穷,认为你给有钱人的孩子补课加大了社会不公,这种心态的人就容易去举报。
举报者还有可能是你的竞争者,你的成功让他黯淡无光,或者把你干掉可以让他得到机会。或者你得到了某种东西,而他却无法得到。
远离正义感十足的人
善于思考的人,不仅善于辨别事实真相,更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维度看待一件事物,任何一件事都有复杂性,因此他更难对具体的人做简单的论断。正义感仅仅是一种情绪,那是需要审慎节制的东西。
但是愚蠢的人头脑简单,他没有能力在大脑中用不同的几套价值体系去思考,即便是他仅有的那一套简陋价值体系,也不会从不同的事实角度和价值维度去分析。
愚蠢的人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所以他们看到自己不能理解的话,就会套到他们可以理解的固有模式,然后得出你是坏蛋的结论。
然后就去举报。
记住一点:那些太有正义感的人,通常是因为太蠢。蠢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它无法理解美好的东西,没有能力进行深层的思考,最终会成为攻击自由思考者的中坚力量。
而他们作恶的时候是充满正义感的,绝不会觉得自己有错。你没有能力让他们懂得你的思想,你也无法抑制他们对你的仇恨。
如今的互联网门槛低,一定有很多这种蠢人。你若想说一些可能被举报的话,要避开微博之类的低门槛地方,而是在有门槛和信任关系的群里交流。
做个边缘化的人
如果你是大学老师,课堂上说几句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就会被举报。
举报你的人,或许是执行任务的某个“信息员”,也可能是三观不同而对你的观点满腔愤怒的正义学生。
但是,同样的话,你若是大清早跟一堆退休老工人在晨练的广场聊,或者跟一群建筑工人喝酒的时候聊,虽然同样也会激发别人的愤怒,但是绝不会去举报。
你若去听听那些退休老工人闲聊的牢骚,或者底层钢铁工人的不满发泄,很多话都比那些被举报的老师更尖锐、更极端。但是没人把这当回事,根本不会有人去举报。
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没有影响力的人。一万个退休工人发牢骚,也就是牢骚而已,绝不会像大学老师的话对学生有感染力,或者像网络大V的话一样有鼓动性。
你若是社会边缘化的人,一个无关紧要的家伙,谁在乎你说啥呢。
除了言论,行为也会被举报。
某个公务员让下级同事背他过水坑的照片被人看到了,举报了,甚至撤职了。我刚好有江西朋友认识这二个公务员,说他们就是办公室同事,平时嘻嘻哈哈开玩笑,根本不是网上说的“上级让下级背过去以防止皮鞋打湿”。
某公务员英俊多情,开房多,被有心人搞到开房记录,举报他公款开房。纪委去查,发现并无公款开房(真是难得的廉洁),但是既然舆情影响激烈,炮友情人不足以判刑,就得找他其他问题,查出他当官六年受贿九万元(窃以为不算贪官),判刑了。
如果他们不是公务员身份,而是开淘宝店为生的小店主,或者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这事儿根本就没事。
谁会去举报一个淘宝店主或包工头让朋友背他涉水?哪个包工头会因为有几个情人而变成网络热搜?
所以,做个边缘化的没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你就不会被举报。
绝不把隐私交给不可托付的人
某明星跟某女做炮友,吹嘘自己的某些隐私经历,结果反目后女方曝光、举报,而搞得声名狼藉,面临牢狱之灾。
某官员把太多隐私跟情人说,结果几年后双方感情破裂,官员被女方勒索,为了防止丢官,杀了女方,抛尸大海。
一群朋友喝酒聊天,免不了跟霍尊一样吹牛。但是若是有什么可能被人举报的把柄,万万不可说。因为你今天的朋友,明天未必依然把你朋友。你在朋友群里的聊天,也可能被朋友的老婆看到。
举报时代的无解困境
这个时代酷爱举报,有多重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举报的历史文化传统依然在传承。
第二个原因,是这一代年轻人从小在学校里被鼓励举报。他们没有农耕时代村里小伙伴一起打群架、一起捣蛋、一起编故事骗大人的经历。他们也没有发生矛盾就打一架解决问题的传承。遇到自己不喜欢的,首先想到的就是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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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就是社会变大了,不再是邓巴数部落的时代,没有共同熟人圈,举报和出卖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不至于因为举报而被孤立,或者被伙伴复仇打残。
第四个原因,是管理强烈依赖于举报。此处省略300字。
所以这是一个举报非常盛行的年代。你有很多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做一个闭嘴的人。这样很容易得抑郁症,但是不容易被举报。
第二种选择是做一个无关紧要的边缘人,放弃主流社会的成功。
第三种是成为一个讲废话的人。“讲废话运动”是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提出来的,他说:“真话不能说,假话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话,那就讲废话”。如今这个举报年代,赵超构这段话可以当圣经读。
好友圈晒晒美食、风景,晒晒孩子。写文章说一些正确的废话。这就是如今互联网表达的主要方式。
邓小平说:“最怕鸦雀无声”。
但是对你个人而言,你就应该做那个无声的鸦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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