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会永远愚昧，悲剧绝不能重演”

　　据说，中国这个国家将建立全国卡拉OK音乐违规曲目清单制度。

　　也就是说，今后，可能有一些歌曲将不能唱了。

　　刚刚看到一篇文章，有人建议说，挽救社会风气需要关闭娱乐场所，规定妇女着装。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重返改革元年，从历史的逻辑中，寻找时间的答案。

　　40多年前。“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知青返城、承包、落实政策、翻两番、拨乱反正、摘帽、朦胧诗发端、流行歌曲传唱大江南北……每一个关键词都是一组历史蒙太奇镜头，都是一条解冻的河流。冰封的河床，开始骚动。

　　一

　　5月8日，是邓丽君的忌日。

　　似乎没有哪样东西，比邓丽君的歌声更能象征一个时代的人性解放了。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邓丽君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无法绕过的名字。1979年，她演唱的《甜蜜蜜》由香港宝丽金公司发行，也是专辑《甜蜜蜜》的第一主打歌曲，当年就售出超过百万张，是当年邓丽君在香港获得的三张白金唱片之一。

　　随着双卡录音机的出现，邓丽君这个名字和她的“靡靡之音”也迅速进入内地。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禁锢了数十年，这种甜美的、来自正常的人性世界的歌声，轻而易举地就冲垮了意识形态的堤坝。

　　1979年前后的广州，5.5元一盒的邓丽君录音带，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能卖掉800万盒，而当时国人的平均月工资尚不足70元。当然，对大多数的大陆听众来说，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主要通过偷听敌台和翻录磁带。那个年代，基本上除了大陆的电台以外，都是“敌台”。而大陆的电台又不播任何的邓丽君歌曲，所以，收听邓丽君也就是收听敌台。“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成了很多人的一种日常生活。

　　邓丽君的歌声具有强大的时间穿透力。《甜蜜蜜》成为70年代末内地青年情侣互诉衷肠的定情小调，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广泛流传。当年偷听邓丽君的人，如今早已已人到中年，依然是她的铁杆粉丝。

　　师永刚至今记得第一次听到《小城故事》时的震撼。后来，他推出了畅销书《邓丽君画传》，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名人画传热潮。

　　二

　　1979年，解冻人性的不只是邓丽君。那一年，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亲自率领12名法国姑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进行了一场时装表演，让台下穿着蓝灰制服的观众亲身感受了时装和衣服的差别。

　　这场时装表演当时称为“服装观摩会”，参加观摩会的人还必须通过审查，记名对号入座。有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那些五颜六色、想象大胆的衣服，令他们适应了单调色彩的脆弱神经不堪重负。但正所谓彼之毒药我之蜜糖，或者说，绝大多数民众不具备从蜜糖中分辩出毒药的特殊功能。人们对这场时装表演奔走相告，观摩票“一票难求”，尽管出席观摩的大都是专业人士，但那种由音乐、布景、时装、模特儿所带来的全新的视觉冲击，还是令他们深为震撼。

　　不久后，这场时装秀又登陆上海，犹如一股台风，将那种由灰、蓝、绿编织的严密的服装观念帷幕吹得七零八落。

　　毕竟，爱美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只可能被压制，不可能被消灭。即便在今天的伊朗，也还是有勇敢的女性摘下头巾表达自己对美的渴望。

　　三

　　1979年，北京新机场大楼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出现了全裸的女性画像 ，引起轰动。到新机场看祼女壁画，一度成为北京人一种口耳相传的时尚。那时私家车少之又少，很多人于是骑自行车前往，为机场公路带来了一股滚滚自行车流，蔚为壮观。

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国外报刊惊呼：“中国在公共场合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具有真正意义的。”一个未经证实的坊间传言说，前些年，某李姓首富每次到北京，都要去机场看看那幅壁画是否还在，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一种参考依据。

　　当然，这幅祼女壁画面世时也引起了巨大争议，据说当年有人恨不得把画家袁运生直接送进监狱。有人回忆，最后邓小平亲自出马，到机场看个究竟。看过之后，这位政治家评价说，“我看没得啥子嘛。”就是他的这句话，保住了《泼水节》这幅壁画。

　　同样是那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第5期封底上，刊登了一幅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角的接吻剧照，也一度引起了轩然大波——顺便说一句，当时的杂志期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60万册。在一些地方，一本《大众电影》甚至和一只老母鸡等价，可以说，就影响力而言，当时该杂志上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是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爆款文难以比拟的。

　　一位读者愤然投书报社，他在信中称：“我也不反对爱情，我们应当提倡无产阶级的爱情，应当提倡中华民族风格的爱情，那些洋大人们腐朽的爱情，那些搂搂抱抱、亲亲吻吻的爱情，我看不宣传为好。因为弊多利少。”

　　他认为，“你们这样做，我看是居心不良，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你们准备把中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同志们！不要以为洋大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他继续用一连串排比句式，大义凛然地发难，“难道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你们吃着人民公社社员、农场工人种的粮油，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我们的战士保卫着你们的安全，难道是他们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精神刺激吗？”

　　四

　　不过，参与讨论的11200封读者来信中，赞同这位读者观点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当年第10期《大众电影》刊发了一篇题为《寒流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读者来信综述》的文章，并附上了部分参与讨论的读者来信。

　　《他能代表九亿人民吗？》 ，这是四川乐至县陈尚荣等六位普通工人的来信标题。他们自认文化水平不高，说不出深奥的大道理，但他们的质疑却一针见血：

　　“最可笑的是他还要把他的那个极为错误的观点强加到九亿中国人民头上。而他竟能“代表”九亿中国人民。这可是不能容忍的了！”强烈否定了那封读者来信后，他们又热情地鼓励作家和艺术家们，“放心吧，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人民不会永远愚昧，十多年前的悲剧绝不能在中国重演。”

　　历史的吊诡、滑稽乃至荒诞之处在于，当初那位被一张吻照打足了鸡血、甚至扬言要报复杂志社的读者，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他本人也紧跟时代，爱上了跳舞这类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

　　从他身上，其实也能找到今天一些抵制洋货洋节的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