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中英语最棒的那位，最先走了……

　　引子

　　今日中国杂志社的领导及全体同事：

　　写此信的主要目的是向你们告别。大自然或宇宙的主宰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让我离开这个人世，重新回到我最终和最后的家园——大自然。当你们读到此信时，我已不具备人的形态，也不生活在人间社会了。我彻底转世、转界了，跳大槽了，改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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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正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并没有走，还在你们的周围，只是变形了而已。我将变成无数个原子。按照科学家的说法，我的身体由大约6千亿亿亿个原子组成，他们曾聚集在一起，以某种奇特的复杂的方式创造了我。

　　原子可以用很多次，生命力极强。科学家说，我们每个人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原子曾经是过去人身上的原子，这中间自然包括古代名人，从孔夫子到爱因斯坦，从释迦牟尼到曹雪芹，其身上的原子后来又用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死之后，原子又会用到别处，成为任何一个人和物的组成部分。原子寿命长得难以形容，可以说是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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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底，我读到这封告别信时，信的作者已经离世半年。作者在诀别人世时诠释的生命观，理性得匪夷所思，冷峻得无与伦比，猛一下把人给冻僵了，血流凝滞，心跳暂停。过了好一阵子，我的大脑才从森然麻木的速冻状态中回暖过来，然后是情不自已，潸然泪下。

　　把人带进冰窟窿的这封告别信，书写者是大学同学、四川老乡黎海波。

　　一

　　2008年10月下旬，大学同学有个入校30周年的聚会，我在去与不去之间彷徨。广西孟国治来电谈及此行，他劝道，还是尽量抽空去去吧，趁大伙都还健在。再过10年，也许就有人阴阳两隔了。孟是珠海特区报的创刊元老之一，后来回到广西，2007年从广西广电厅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

　　没料到，回到北京母校，听到的第一个消息竟是噩耗：海波已于当年4月间去世。一个班级70人，他是走在最先的一位。

　　海波1950年生人，入学前是重庆某兵工厂工人。论年龄，他在班级里只能排在10名开外。当时班里有所谓“八老”之尊，都是中华民国生人。这些文革前的“老三届”，有的孩子都上初中了，再带着工资到学校“回炉”。

　　同是四川考生，海波与我年龄相距近一轮生肖，且性格都较为内向，平常话语不多，在校时交往并不频繁。最近检索他的博客，才知道他是“生在江西，长在重庆，籍贯却填湖南。” 28岁上大学之前，他还“务过农，扛过枪，做过工”，绝对典型的“工农兵”大学生。

　　班级“八老”中的衮衮诸公，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把持”了系学生会、年级党支部、班委会等一干要职。人数占绝对优势的50后如海波辈，一时难以显山露水。当今中国媒体界风云人物胡舒立、傅绍万等，都是班级里的50后，同样只能大头兵一个。

　　二

　　聪明睿智如海波，很快另辟蹊径，在英语学业上独树一帜，脱颖而出。那些高年资的“前朝遗少”，文革前学俄语，上大学后就归到北极熊班，与其它几个系的老哥们“达瓦里兮”去了。50后、60后的同学可以选修英、日、法、德诸语种，选英语者居多，于是学英语的又简单笔试一次，按成绩分为快中慢三种班级。

　　我很荣幸地蒙进英语快班，不过学的却是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纯粹应付书面考试，混个及格了事。海波却不同，他对英语有特别浓郁的兴趣和偏好，对掌握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苦下功夫，其专心致志的劲头，我等难以望其项背。在各种政治课和专业课里，海波“泯然众人”，但在英语这一科，他是名副其实的尖子。

　　英语快一班同学来自法律、历史、档案、中文和新闻五个系，吴思、胡舒立、张建伟、林晨、张大青、苗棣、汪朗、于晓东、秦朗、张伟光等人，当年都出自这个班。英语科任老师胡小吉，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在美国战俘营里当过翻译官。

　　30多年过去了，胡老师依然给英语快班的同学打下深刻烙印。“胡先生是我们的恩师。”张大青回忆，“她教我们不光把外语作为一个工具，而是把外语作为一扇窗户。”张大青1981年出国留学，在美国打拼多年，间中也回国做事，现在是好莱坞资深制片人。

　　海波，是这个英语快班的科代表。英语，也是海波最醒目的“标签”。还有同学给他贴了不同“标签”，舒立说他“心气甚高”，大青说他“理想主义”，都是偏于内在，我想借用一个时尚“标签”来描绘海波的外在，那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大青与海波在英语快班同桌，都是胡老师的得意门生。“在我印象里，海波对学习如饥似渴，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大青还记得，“在人大隔壁的友谊宾馆，有一个美籍华人的白人太太，要跟中国人学中文。有段时间是我在教她，我要出国了，就把海波介绍给她。”海波后来告诉大青，他与洋学生聊得非常投契，了解很多国外的知识。

　　三

　　那是一个意识型态大撒把的年代，是一个思想如白云苍狗，精神在雪地撒野的年代。每一个从中世纪的迷信与蒙昧中缓醒来过的病人，都争着进补大脑，强健魂魄，有时也难免犯下大病之后不宜大补的中医禁忌，有拨乱反正，也有矫枉过正。

　　对77、78、79“新三届”的我们来说，窗口打开，西风扑面而来，启蒙接踵而至。每一天的太阳，仿佛都有全新的体验和感受。西单墙的民主讨论，争取校舍的罢课游行，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民主选举人大代表如火如荼……。

　　在这一切活动中，仿佛很少看到海波稳健的身影，至少不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一般同学们看到的海波，如海上一只孤燕，独往独来，宠辱不惊，喜怒不彰。了解他的同学却说，海波的性格“内心高调、外表低调”。自诩“散淡”的我，对海波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学习、生活条理清晰，自律甚强，每天回到宿舍就爬到上铺，抱着一块砖头大小的录音机，操练英语。

　　砖头录音机没有耳机，海波播放磁带的声音，大伙在长廊走过也能听到。当时，这样一台进口录音机100多元人民币，是一些同学半年的生活费。记忆中住校的外地同学中，就海波有这么一台录音机。他对英语学习的投资力度，远远超过今天大学生买一台高配置品牌电脑了。后来，小广东谢一宁暑假回家，带来香港走私的三洋录音机，只有智能手机大小，大家更是视为稀罕之物。

　　那时的学生宿舍，不足20平方米住8个人，摆进四张铁制双人床，中间还要放几张斜面的单人写字桌，那种狭隘逼仄，不足为外人道也。上海的徐世平记得，“为了更安静地学习，海波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将写字桌搬到上铺去，固定到靠墙的伸脚处，后来同学们纷纷效而仿之。”

　　我与海波不在一个宿舍，且睡下铺，上铺的同学把写字桌架上床，好像是普遍现象，某一天得传染病似的，就纷纷重床迭桌了。他们是否借鉴于海波，我不得而知。

　　四

　　海波留给我的另一个记忆，有关他那辆黑色“坐骑”。那时外地同学有单车的不多，我甚至还不会骑单车，更分不清自行车的牌子和型号。眼看着海波每次自己保养单车，居然能娴熟地把单车大卸八块，再重新装配起来，真是神奇得很。我以为，他这一身好手艺，应该出自当兵时的枪械保养，务工时的机器维护。

　　我现在还能在脑子里倒带，回放这样的画面：在学生宿舍红一楼或东风楼前的草坪上，海波放下一个小马扎，把单车倒置起来，坐垫着地、两轮朝天固定住，自己坐下来，逐个部件分解开拆，去污上油，擦拭清洁，一步步有条不紊，从容不迫。我要是碰上了，就会伫立旁观一阵，不咸不淡搭几句四川话。

　　海波解车，真如庖丁解牛一般。我是看在眼里，服在心底，内心深处抑制不住的景仰之情，如同济南趵突泉汩汩的流水。

　　这样有点仪式化的场面，大概一两周一次，伴随了我们四年。直到大学毕业，那辆我不晓得牌子的幸运单车，依然锃亮如新。那时候，作家张弦写了篇有名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海波的黑色单车，仿佛留在被时光遗忘的角落。

　　时至今日，像海波这样如此珍爱自己“坐骑”，视单车如情人的男生，我还没有遇到第二人。后来知道，他在部队当了几年摩托兵。

　　也有同学由此分析，海波是一个专注的事务主义者，追求完美，致臻致极。他的文章，至少是中文写作，也有类似特点，严谨缜密，趣味不足，完全文如其人。

　　五

　　黎海波求仁得仁，大学毕业分到国家外文局，成为用英文码字的媒体人。他得其所哉，一路受赏识、获擢升，曾任《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总编辑，去世前是《今日中国》(China Today)总编辑。《北京周报》和《今日中国》都是中国有名的对外文宣刊物，历史悠久，前者是英文周报，后者源自早年的《中国建设》，是中国惟一多语种出版的对外杂志。

　　在博客里，海波对自己如此定位：“留意世界局势演变，关注中西文化交流。爱书，所憾时少；好思，所恶盲从。”他曾被公派美国进修，在天空海阔的环境下，享受其爱书与好思的自在自为。

　　记得是1980年代末，我在《人民日报》上见到他在美国采写的长篇通讯，专访著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位年过七旬的《纽约时报》记者，几年前重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路，采访数百位当时健在的长征老战士，1985年出版了一部非虚构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本书的中译本随后在国内出版，记得海波的专访，主要就是围绕该书展开来的。

　　从同学交流的一些信息中获知，海波是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上总编辑岗位。编务繁忙之余，还不定期为《北京周报》撰写专栏，到中央电视台做时事评论员，谈的都是时政类的宏大叙事，如21世纪会不会是中国世纪，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奖原因何在云云。

　　我常年夜班，电视看得不多，偶尔能在央视四套《今日关注》上见到这位老同学，评说国际时政，臧否风云人物，挥斥方遒，意气风发，与大学同学时内敛沉静的海波，判若两人。

　　海波最亲近的朋友告诉我，“海波对时事的关注热情，在大学就是如此，而且一直燃烧到生命的尽头。”他在病重期间，还挣扎着做完节目。之前有好些年，他每年应邀到美国做中国问题演讲，倾心尽力，乐此不疲。

　　我在网络上发现，海波上中文节目，也上英语节目，还是央视九套英语节目时常露脸的嘉宾。专业人士评价他，能用一口流利而规范的英语，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我知道，作为一个非英语科班出身的媒体人，海波能有这样的英语修为和造诣，得益于他一以贯之的孜孜不倦，好学成习。

　　我们上大学时，还没有现在的英文《中国日报》，胡老师常常带一些过期的《北京周报》，给我们当课外读物。巧合的是，后来海波在《北京周报》上开设的专栏文章，也被年轻一代的英语学子当了课外阅读材料。

　　在纪念北京周报创刊50周年的一本网络专集里，有读者如此写道，“黎主编每期在《北京周报》随感录（snapshot）专栏发表一篇时评。我读过他的不少文章，觉得他的文章对于我们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写作关，有很大的帮助。”

　　六

　　“海波是新闻系的独行侠。”与海波一个宿舍住了四年的郭少达电话里对我说，“不过他的内心非常温暖，是一个充满骑士风格的人。”少达的描述，填补了我对海波的认知空白。

　　还有一位对海波知根知底的同学说，“海波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正直善良的人。”因为纯粹，才会对庸常者的人情世故产生抗拒；因为正直，才会对世俗间的纷繁芜杂保持疏离。他专注于他自己喜欢的学业、职业、事业，一辈子廉洁做人，认真做事。

　　当然，海波能脱俗，但不能超凡，他依然是一个断不了七情六欲的凡人。郭少达回忆：“海波当年最喜欢《魂断蓝桥》、《蝴蝶梦》，最老的好莱坞经典老影片，他是百看不厌，津津乐道。不仅中文版，也看英文原版。他不完全是为了学习英语，更是沉浸在电影里营造的浪漫氛围中……。”海波快30岁初恋，才有第一次爱情寄托。

　　海波毕业后结婚生子，妻子是新闻系同学，同在一个英语快班。科代表带头，效仿者不断。这个两年的英语班还真成就了几对夫妻。梁思成林徽因的外孙于晓东和他未来的妻子吴迺陶，两人同样是新闻系和英语班双料同学。有同学开玩笑，两对恋人的爱情故事，仿佛沿用了同一个剧本。

　　胡舒立和她的先生，历史系的苗棣，也是在这个英语班里牵上红线的。那是另外一段“说一分钟不少，说一小时不多”的青春往事，此处不做赘述。

　　郭少达至今还耿耿于怀的，是海波与朋友的告别方式。他记得，“海波去世前，我们一直不时地通电话，聊天，他闭口不谈病情，给我留下一个晴天霹雳的不辞而别，永远的伤痛。”少达说，他曾经一遍又一遍，愤怒地自言自语：“独行侠，你太狠太独了，太过分了！”

　　海波去世后，人大78级公认的校花、中文系杨莉莉同学写下一纸追忆海波的文章，“红叶时节忆海波”，挂在聚集人大77级、78级同学的网络论坛上。他俩都是重庆三军医大子弟，在杨莉莉的笔下，海波永远是一个值得敬仰的老大哥。杨莉莉和她那令众多男同学羡慕嫉妒的先生，恩爱和美，定居日本多年。先生也是人大78级的，工经系的上海人。

　　七

　　海波父辈，是中国军医学界有名的“黎氏三杰”，亲兄弟仨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按黎家叔伯兄弟大排行，海波父亲黎鳌是大哥，国内烧伤学界泰斗，重庆三军医大西南医院资深教授；五叔黎介寿，国内肠外瘘治疗鼻祖；六叔黎磊石，国内肾脏病医学开创人，解放军肾病研究所所长，两个叔叔都曾出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海波发现肾癌晚期时，五叔、六叔还在世，依然是束手无策、药石罔效，只能眼看着子侄晚辈撒手西去。

　　2007年12月间，黎海波自知不治，提前给同事们写下那封诀别信：

　　“我是很愉快地走的，因为我懂得，每个人都是死路一条，这是绝对公平的事。只要没有虚度人生，死都是好事，有意义的事。我虽然最终没有制服我体内的对手，但我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胜利者。我走得坦然、欣然，因为我在人间没有虚度年华，这几十年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他要求把骨灰埋在今日中国杂志社门前的两颗银杏树下，并叮嘱同事们“不要开任何形式的追思会、追悼会之类，不要发任何讣告。自然，类似的文章也请免了。”

　　一时的惊悚过后，冷静下来思想，海波告别人世间的低调绝情做派，倒是深获我心，当然骨灰安排除外。看来，我们还真属于同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已经深入骨髓，都是无可救药的唯物主义者，不敬鬼神，不信轮回，勘破人世，参透生死，淡漠虚名，归于尘土。

　　我与海波是同学是同乡不是同事，自忖可以不在“请免了”之列，故草成此文，以为追念，但愿不要惊扰了海波同学安息在天之灵。

　　（初稿于2008年11月，补充修改于2016年9月）

　　2008年秋天同学聚会，遍插茱萸少一人。

　　附：海波的诀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