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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劲桦:悼恩师彭明
www.creaders.net | 2021-07-19 17:06:24  新三届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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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教授。

  己丑年。除夕。

  我沏好一壶香片,点亮四壁的灯,换上暗红颜色的衣裳,准备着过年。

  身处异国,四下寂然,短缺了春节的喧闹,但我仍像儿时一样努力地营造着快乐,并把快乐提到胸口。我永远憧憬未知的新岁,满怀永不言尽的希冀,等待。

  等待最后的钟声响起,我深信种种的颓黯都会从敞开的窗户飘走,清风掠过,无踪无影。

  嘀铃……电话蓦地响了,定是拜年的亲友。我拿起话筒,笑着未问先答:“祝您新年快乐!”对方声音低沉,陌生且熟悉,竟是我多年不见的人大老教授程虎啸先生,远从北京打来。“终于和你联系上了。”他说,“你知道彭明老师胃癌去世了吗?发现到过世仅几个月。”

  话音未落,我的心胃就开始翻滚,犹如小刀在绞,闷痛的尖锐。明明最后一次见到彭老师,他还精神矍铄,现在我怎么能相信,那一面竟然就是永别!电话里再问一遍,确定没听错,我就说等会儿给程虎啸老师打回去。

  走进书房我把门反手关上,刚才的窗明几净现在却让我感到覆上了一层薄暗。几天前查胡适的资料,我还翻读彭老师的《五四运动史》,那本书仍斜斜地躺在案头,而书的作者已经没了……也许人死亡只是另一段旅行的开始,未必比生痛苦,只是我还没有走过,难以揣测,且不能像有信仰的人那样洒脱安详。

  我拿过书来,一翻开扉页就看见熟悉的笔迹:“劲桦指正”。这是玩笑语,学生能指正导师吗?更何况是学术界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泰斗彭明先生。霎间,老师清朗如孩童般的笑容蒙胧胧地浮现,我朝他伸过手去,眼里便漫出了泪水……

  我虽无信仰,却时常惊异于缘份,好似人之间种种特殊的联系都是冥冥中的注定。比如撞车事故,不相干的车辆必须在相同时间出现在相同地点,但凡早一秒或迟一步,这种偶然就会被错过。当年彭明先生担任我的论文导师,不能不说是种缘分。而此缘分又是接二连三的新缘分的源头,换句话说,这个因结出了一连串的果,我生命中的很多朋友都牵挂在这根枝串上。

  30年前,彭明先生是人民大学著名的教授之一。教授一著名,就不具体授课,每当偶尔讲一次大课,都会听者爆满。不过我们77级幸运,当年复校,仅3个系,也许学校的老教授们寂寥已久,所以争相主动地为我们开课。

  听说彭明先生也会来讲一学期的民国史,学生们私下雀跃,猜想他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曾读过彭老师撰写的通俗民国简史,文字浅白,那是本书皮已经泛黄的小薄册子,翻到背面一看,竟然重版了几十次。

  彭老师身材不高却显壮实,至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大头宽额,一双眼睛诚实温和得近乎灰色;老师嗓音兴奋宏亮,大笑起来像孩子一般无戒备,聆听者无不被其感染。他幽默活泼,讲课好听,不像大多历史老师那么刻板。

  更添趣的是先生有点口吃,且次次都结巴得正在点子上,让已有的生动加上了笑果。每到下课,求知欲强的同学们都会把彭老师层层围住,久久不散。不过懒惰的我从没围过,也未近距离地和他有过接触。

  1980年的秋末冬至,学生们开始提交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我呈上的是有关瞿秋白早期思想研究。经过系里教师们两个多月的仔细讨论,除了我以外,全班同学的研究方案都获得了批准,系里并分配给每一个学生3名研究相关问题的指导教授。

  下课后,班主任找到我,说我需另立选题,我问为什么?答中央没有给瞿秋白平反,且没有教授可以辅导这个论题。我沉默无语。他等了一会儿,特别和气地小声说,“不要碰这些敏感的东西,要学会保护自己。”第二天早上,我把同样的论文题目又交了上去,还附了张字条,表明如果没有导师,我愿意自己写。

  当天下午,相声演员侯宝林到人民大学礼堂来演讲,我去晚了,同学李力她们帮我占了个位子,待我找到她们坐下时,发现彭明先生就坐在我的右侧。先生一见到我就问:“杨劲桦,你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谁?”我愣住了,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不过我不愿回答他的问题,支吾了好一会儿,才不得已坦诚相告。

  彭老师皱起眉头,沉默了片刻,说:“我来做你的指导教授好不好?当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只是名义上的,我会请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来指导你。”我突然觉得感动却说不出话来,只是面无表情地微微点了下头。

  隔天下午,我来到林园五楼四号彭老师的家。待我走进书房,他早已坐在那里等我了。他递给我一封信,牛皮信封上竖体写着“陈铁健启”。他告诉我到颐和园东北侧的中央党校南院找,李新和陈铁健等正在那里编写近代史《伟大的开端》。他又问我:“听说过陈铁健吗?他很有文才。”我答读过他写的《重评多余的话》。

  我乘332路公共汽车到达颐和园正门,沿着高高的园墙走了一阵,然后横过马路,又在农村的土瓦房小巷里穿行了十多分钟,最后才到达党校南院。这里风景优美,曾经是清代皇家的赐园。我当时心里忐忑,读陈铁健先生的文字,脑海里便泛出个枯瘦老人的形象。

  我上楼找到316室,轻轻地敲开了门,略微吃惊的是,面前的这位陈老师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典型的书卷气质,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衣着干干净净,言语文质彬彬。

  我恭敬地将信交给他,他拆开仅瞥了一眼,就放在了案台上,表情冷淡,估计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终于他问:“你又为何要研究瞿秋白呢?”他的问话方式让我心里别扭,就没了说话的愿望。他抬起眼睛,等待我的回答。

  我眼光一瞟,正好看见书架上鲁迅的《野草》,就说因为鲁迅吧。他惊异地睁大镜片后面的黑色眼睛,问“你现在还读鲁迅吗?”我自嘲地干笑了一声,答现在不读小时候读,不过那时没读懂。我们俩儿有点僵持地沉默,最后他说:“你星期四下午两点钟来吧。”

  我很沮丧,都不想去了,但又不愿多事,星期四还是准时来到陈老师的办公室。只见他给我准备了一张小书桌,上面摆着三寸厚的一摞影印资料,字很小,我一看就知道是中央档案馆的文献,极少人才能看到,我冰凉的心里突然暖和了一下儿。

  人人都知道,研究历史的人视史料如性命,谁手里掌握的资料多,就意味着谁的成就大,无人会把自己的资料透露给他人。甚至还听说过有两个研究相似范畴的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人趁竞争对手上午休息做广播体操时,将对方积攒了一辈子的卡片资料给偷走了,令人家差点跳楼。

  陈老师毫无表情地指指材料对我说:“读吧”。然后就转身背对着我,忙他自己的事情,直到我走也不再跟我说一句话,以后每次都是如此。陈老师沉默寡语,目光黯淡,你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彭明老师非常关心我论文的情况,经常详细地问我进度,我告诉他说还在看资料。他说:“很好很好,研究历史不是文学创作,论点要有强大的论据来支持。没有资料,你的逻辑、文笔再好,也是虚空的。”他还说:“不能人云亦云。”我点点头;他又说:“不能标新立异。”我愣了一下儿,皱眉道:“那不就是无路可走了?”

  他笑了,说其实别人怎么评论你并不可怕,真正的痛苦来自研究成熟过程中自我的严格批判:一遍遍地审视,一遍遍地否定,一遍遍地推翻重来,几乎就是无路可走。直到有一天……你能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他指了指书房墙上挂的一副对子:“板凳能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这是他的老师范文澜对他的告诫。我们同学都知道,彭老师是资料大王,他集攒的小卡片都成摞成箱。

  周末的一天,外面狂风暴雨,雨点噼哩啪啦打在窗户玻璃上,像炒锅里的蹦豆。我在东风二楼宿舍,突然隐隐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窗探头一看,只见彭老师在大风里歪歪斜斜地撑着把雨伞,有一边的伞布还翻了过去,鞋子全淌在水中。

  我赶紧跑到楼下,他把胳膊底下夹着的两大厚本内部文史资料交给我,说是刚刚拿到的,千万别弄丢了。当时我的朋友李风正好在我宿舍,他是外系的,他问那位老先生是谁呀?我说是彭明老师,他大惊,问是大名鼎鼎的彭明?我说是。大雨天给你送材料?我说是。他表情激动地重复说:“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老师呢!”

  原本一篇本科生的论文,要求不高,实在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加上我性格大而化之,起初并没想要费多大的气力。年轻时的我自由散漫,兴趣广泛,喜读闲书。除了本系的课,哲学系的沙莲香老师还带我去北京大学进修一年心理学,我又在中文系78级听了两年的课。

  虽然我酷爱历史,却受不了无表情的枯燥,读今人写古,我唯独偏爱翦伯赞,而对那些考据和细节的纠缠,根本读不下去。当陈老师给了我铺天盖地的资料后,我明白研究瞿秋白不能再情感用事。每一件具体的大事小事,每一个观点的产生,每一个思想运动或武力行为的出现,都要将其与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背景联系起来。

  我的热情开始减退,很厌烦不管说什么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我环顾左右,其他同学居然都没有我的烦恼,他们那么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个强制的原则,并会娴熟运用。我感到了孤独,读瞿秋白,也感受到他的孤独。

  然而老师们如此认真地指导我,我多少明白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辜负了人家。于是我心无旁骛,精神高度集中在杂乱无章的年代里,对现实反而心不在焉,甚至见到熟识的同学都好像不认识了。

  动笔之前,陈老师和我进行了密集又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有争执,比如新文化运动、土地问题、老庄和小乘佛教、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洋务运动、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

  其实在生活里,我也属于寡语之人,但讨论时还是我说得比较多,否则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陈老师很专注地听,抽不冷子地回我一句,噎得我半天哽咽不下一口吐沫。激辩使我脑筋加剧震荡,使我挣脱了情绪色彩,使我近乎冷酷地深层思考。陈老师对我严格的方法论训练,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当然,他还详细地讲述了很多别的事情,甚至包括瞿秋白的点滴逸事。他带着我拜访了一些当年和瞿秋白有特殊关系的人们,记得有一次去木樨地看望丁玲女士,她送给我几本她写的书,其中有一本中篇小说《韦护》,就是记载当年瞿秋白、王剑虹和丁玲间的爱情、友情。丁玲说:“瞿秋白其实长得不好看,可是很引人注意。”

  出她家门后,我说老太太还是有点嫉妒呢,陈老师少有地呵呵笑了起来。我接着说:“瞿秋白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哪个年轻人没激情?哪个年轻人那么成熟?瞿秋白说因为没有牛才用他这条狗来代替耕田的,何必那么苛责呢?”陈老师怔了一下,好一会儿才幽幽地答: “史上若留名,则无辩辞。”我看着他,哑然。

  陈老师实在是内向,不轻易表达内心,有时候我把想法写下来寄给他,他就回信给我,忙碌不能见面的时候,我们几乎一天一封信。他的文字能力极强,读他的信比听他讲述要精彩多了。另外我十分喜欢看他写的字,一笔漂亮工整的欧体。

  进入了艰苦的写作阶段,我就越发专注,但还会屡屡面对着浩瀚杂乱的史料枯坐发呆,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陈老师固定每星期要看我的草稿,然后批上他的意见,当然每次还不忘记表扬一下。1981年的一个夏日,我发高烧40度,彭明老师和陈老师来看望我。临走时,陈老师将散乱在桌子上的手稿带走了。

  两天后,我收到了寄还的稿子,打开一看,他竟接着我的文章写了下去,至少写了有500字。 其文字之美好,思辨之透彻,论述之爽利,真让我感动得眼睛都湿了,这段文字一直就保留在我的文章里。后来回国,陈老师送给我他著的《瞿秋白传》,我在里面也看到了这段相同的文字。

  终于,我的论文写完了,一共四万五千字(系里只要求写一万字以内),装订起的稿纸有一本书那么厚。陈老师读完后将文稿交给了彭明老师,彭明老师非常夸赞;他审完又把稿子交给了研究义和团的程虎啸老师,程老师又逐字逐句修改了一遍,去掉了我的形容词,也去掉了我的学生腔。回想起这些,我至今对他们深怀感恩之情。

  为了酬谢陈老师辅导我的辛苦,彭明老师在北大西门旁的一家门面很小但讲究的西餐厅请大家吃饭。除了彭、陈二位老师和我,当天陪座的还有其他几位史学界的前辈。吃饭的时候彭老师特别高兴,对陈老师再三道谢,好似我的父亲一般。

  陈铁健老师突然很郑重地提出,希望我能继续考他的研究生。我一愣,马上说不要,接着又赶紧解释说:我不适合研究历史,因为我板凳坐不了十年冷,你看我努力写了大半年的文章,顶多也只有你们三个人读了,这不是无效劳动吗?我当时真是童言无忌,大家哄堂大笑,彭明老师边笑边说:“真贪心,我们三个人读了,难道还不足够吗?”

  或许是老师们不愿让我对史学研究的价值心存偏见吧,他们帮我把毕业论文编改成四个独立的部分,首先推荐给《近代史研究》的主编丁守和。丁守和先生选择了第二部分发表,余下的三个部分分别刊登在《南开史学》等三本历史刊物上。

  大学毕业后,我返回中央电视台工作。198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我看到我的办公桌上有张便条,潦草的铅笔字写着电话留言:“小杨,请立即去一趟《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有要事。”

  趁着午休,我乘“大1路”公共汽车,又在王府井倒了趟电车,就来到了东厂胡同。一转过熙攘的街角,抬眼看见浅灰色的近代史所办公楼,它神态呆板地耸立在黑瓦平房之上,实在显得突兀。

  读报纸的门卫头都没抬,就告诉我编辑部在二层的最东头,很容易就找到了。

  门是敞开的,我小心翼翼地朝里探头一看,有四五个中老年男人正在宽大的屋子里小憩,有的坐着,有的蜷身侧躺在桌上打盹。我轻轻地敲了敲开着的门,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微微地张开了眼睛。

  “你找人吗?”一口浓重的胶东话。

  “我接到通知,说让来一趟。”我规矩地回答。

  “你家长是谁啊?”他愣愣地问。

  这打岔打到哪儿去了?我赶紧又说:“我叫杨劲桦。”

  话音刚落,其余睡觉的人都坐了起来,几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紧张地低头检查那天穿的白衫蓝裤,可有不妥?

  胶东人怔了一下儿才说:“你到对面的屋里去等一会儿。”

  我只好走进对面的屋,屋子很小,临窗有张两抽桌,紧挨着是一张木板小床,床边还坐着个年轻男孩儿。那男孩儿我约摸着也就十八九岁,学生头,很瘦,动作敏捷得像只金丝小猴。他不认识我却一直捂着嘴不停地冲我笑,笑得厉害了还弯下腰。我纳闷地想,这儿的人可都真够奇怪的。

  等他笑得没劲了,才眉飞色舞特神秘地凑近我说:“上午我们开会讨论发稿时,大家议论怎么没听说过杨劲桦,看名字文章和字,一定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头子,真没想到……哈哈哈,太逗了。跟你说话的那人是我们主任宋士堂,今天是让你来做最后一校的。”

  屋里就我们俩,他还是说悄悄话似地把声音压得很低。他说完又笑,我也就跟着傻笑,像是在议论不相干的别人。他把定稿拿给我看,我对编辑加减的一些零碎不太乐意,比如,在胡适前加上“反动文人”的定语,我心想“反动”的定义是什么呢?反潮流而动?反政府而动?胡适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吗?但一想算了,没在瞿秋白前面加上复姓“叛徒”就算客气了,其实我最终也没弄明白,大家认为瞿秋白背叛的是谁。

  从那天起,我和帮我的这个古灵精怪的男孩成为了好朋友,友谊长达一辈子,他叫汤立峰,非常聪敏且才华横溢,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现代书法家。

  晚上回来,我打电话把中午发生的详情告诉了彭老师,还夸张地添油加醋,说人家觉得我是个脏兮兮的干瘪老叟,这是研究历史的代价。彭老师在电话那端兴高采烈地笑,笑个不止,还说明天就要告诉陈铁健老师。

  我经常在想,彭老师身体之所以那么好,就是因为他喜欢笑,喜欢诚心诚意地体会快乐,哪怕是微小的快乐。正因为是史学家,所以他才有气度,所以才荣辱不惊,观千万年历史,不过就是眼前一瞬,更何言那冥冥灭灭无尽数的个体生命。彭老师个性豁达,鲜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从不用阴郁的表情使别人感受沉重。

  虽然我在大学学过历史,可却从未在史学界工作过一天,因为没从事此专业,所以不了解彭老师、陈老师帮助我发表篇论文何等重要。若干年后,我看到在研究和教学行业的朋友们为了评上高级职称,绞尽脑汁地争取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当他们竭尽了全力却无功而返并为此陷入深深的烦恼时,我才明白,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里,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算是老几?难怪编辑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如果他们事先知情,没准儿连瞄都不会瞄我的论文一眼。可想而知,当年老师们与我的恩情有多大,他们为我在史学这个圈子里和我的生命中,划下了一道轻浅的痕迹。

  毕业后我和彭老师仍然来往密切,每次出差回京我一定会去看望他。彭师母叫李雅,退休前是北大附中的副校长,想想看,我仅教育一个青春期的女儿都倍感挫折,那要管理成百上千个半大不懂事且荷尔蒙旺盛分泌的青少年,该是件如何万难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戴着眼镜、嘴角永远挂着微笑的彭师母,是个果断和了不起的女人。

  彭老师夫妇育有三子,二儿子彭跃和小儿子彭刚岁数和我相仿,也都是77级的大学生,所以我们彼此聊得来,是朋友。彭老师个头不高,可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一米八五甚至到一米九以上,我真后悔忘了向师母讨教,小时候喂他们吃什么竟能长得如此茁壮?彭家三兄弟相当优秀,他们相继赴日本、德国和美国留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只可惜没有一个去追随他们父亲的脚步。

  我甚少见到比彭老师更为勤奋自律的人,他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然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中午,春夏秋冬,几十年雷打不动,每年至少撰写和出版一本新书。作家同学顾晓阳曾特诚实地告诉我:“写作其实是件体力活,只要能坚持,谁都可以成为作家。”

  我也深知,缺乏毅力比短少才华问题更为严重,顽强隐忍的耐力和坚硬的体魄,才是完成事情的关键。每当彭老师送给我他的新书时,我都自觉惭愧,不愿抬头,与两鬓斑白的老先生相比,我空有一副尚且年轻的皮囊。

  下午一般是彭老师会客的时间,同学们一定会错过午休才去拜访。先生心肠好又随和,对待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我经常听见他在背后称赞某些学生,而那些人从来都不知道。有时候先生会把写好的书稿拿给我们看,还让给他修改,我摇头说绝不可以,怎能改动老师的文章?然而他却坚持。

  先生的文字质朴无华,无多修饰的词句,清楚干净。一个冬天的深夜,我缩在被窝里读他的稿子,读着读着,突然顿悟,原来把一个事件、一个观点准确明白地记录并表达出来,就已经是最好;那种种所谓的技巧、把玩的文字、追求的华采,其实多少都是虚荣;好比蛋糕表面涂抹的斑斓奶油装饰,有与没有,人们要吃的都只是蛋糕。先生常常用类似的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现在想来真是用心良苦。

  每当吃完晚饭,彭老师会像小孩子一样,搬个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看全国甲级足球队的联赛。我觉得那么难看的球赛,他居然还期盼投入,大睁着眼皮下垂的眼睛,和师母年幼的侄儿小牛一起激动,一起叫喊,一起喧哗。

  有一年,彭老师和师母到美国华府探望他们的小儿子,接着飞到洛杉矶来看我。我当然兴奋,赶紧洒扫庭除,琢磨着给他们做好吃的,显摆显摆手艺。可是他们来后,我几乎没有机会做饭,因为每天都出去玩。

  从好莱坞到迪士尼,从威尼斯海滩到赌城,从UCLA到亨廷顿图书馆,一个礼拜下来,不要说两位老人,就连我自己都累草鸡了。晚上一回到家,我就赶紧安排老两口洗澡睡下,为明天养足精神,生怕老人累病了。但是彭老师起得很早,他们抵洛的第二天清晨,估计四点左右,我睡梦里隐隐听见楼下有声响,就披上衣服起床,开门即看见餐厅折射到客厅的灯光。

  我拈手拈脚下楼一看,彭老师正趴在餐桌上聚精会神地写东西。我赶紧给他了热杯牛奶,他对我说,出国前人民出版社跟他约了本书稿,让他用日记体记载这次的美国之行,回国前他必须写完。晚上我打电话给彭刚,说你爸爸太认真了,彭刚边笑边说,这不算什么,“为了点儿细节问题,我爸让我开车带他去了17次林肯纪念馆。”

  临离开洛杉矶的前一天早上,彭老师把写好的书稿给我看,我要求他回去再睡一会儿,因为下午要开车两小时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看望一位美国史学界教授。彭老师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上车即睡,每天当我驶过小路开上大街时,他的呼噜肯定已经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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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明教授。

  师母不睡,兴致盎然地观赏车窗外的光景。夜里无景可观时,我就对师母说:“您也睡会儿吧,放心,我除了喜欢开快车,从来没出过事故。”师母说不,一定要陪我说话。谁知,我牛吹大了,就在那最后一天的晚上,我犯下了一个愚蠢至极的错误。

  到达圣地亚哥后,没料到那位美国教授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烤肉派对,因为很多同事和学生都慕彭老师的名而来,他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彭老师更是兴奋异常,根本就忘了时间。如果不是我提醒明早7点钟的飞机,大家还不会放我们离去。

  上路返家时已是深夜11点半了,我或许是累晕了,鬼使神差地开反了高速公路的方向,居然还没意识到。那天夜里月高风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看见前面有灯光和关卡,以为是移民局抽查偷渡客的检查站,当时无人把守,我想都没想就径直开了过去。

  突然间,我感觉眼睛花了,竟看不清路牌,我使劲眨眨眼,还是不懂。我又发现高速公路的线道也从五条一下子变成了窄窄的两条,身旁的汽车都发疯似地加速互超。猛然一个激灵,惊得我一身麻,当下意识到我们已经身在外国了!

  四下漆黑,无路灯,左边可以感觉是深深的山崖,右边什么都看不见,我只得屏住呼吸,硬着头皮在车灯的照耀下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前疾驶……终于,我一打车把,把车停在右边的黑暗里。深吸一口气,稍停了片刻,我转过身对坐在后排的两位老人说:“我们现在在墨西哥的提华纳。”彭老师有点惊恐地看着我,师母却很镇定,脸上还露着信任的微笑。我尽量保持声音的平静,轻声说:“没事儿的,别担心。”

  车前的大灯开着,我隐隐看见旁边有座房子和白色的墙,墙边站着一群年轻的墨西哥男人。我鼓足了勇气,打开车门迈了出去,随即马上又锁上门。我朝着黑影走去,离开有5米处,我停住脚,大声地用英文说:“对不起,请告诉我怎么回到圣地亚哥?”那群黑影摇晃攒动却没反应。我又大声问,还是寂静,唯一听见的是我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咣咣声,震得耳膜一下一下地抽搐。

  终于,黑暗里走出个侏儒般矮小的男人,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我害怕地重复:“圣地亚哥……”最后小墨抬起手,指着山下的一处灯光,也说:“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他用手画着圈子,告诉我如何调头,我对他千谢万谢,两只手里攥出了汗来。

  好不容易回到了美墨边境关卡,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我摇下车窗,特别客气、特别内疚地告诉荷枪实弹穿着军服的的边防官员,说我是怎样疏忽地开到墨西哥去的。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军人脸上显露着同情和微笑,他安慰我:“这事情常常发生。”他的话终于让我的一颗心落回到了肚子里。谁想到,小胡子又接着说:“没有证件,我是不能允许你们进入美国的。”啊?!我浑身的血顿时全部冲到了头上。

  回想起来,我都不知是如何在焦虑中熬过深夜里那两个小时的。我把先生和师母带进边防站的活动木板屋里,并找来两把椅子让他们靠墙边坐下。我态度非常肯定地微笑着对他们说,我去办些手续,马上就回来。我进入隔开的房间找到了值班的上司,再三恳切地要求他让我们入境。上司面无表情,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半天只问了一句话:“我能执法犯法吗?”

  我当时只感觉恍惚。从小到大我走南闯北,好似永远身处旅途中,所以养成了出门特别小心审慎的习惯。这么大的疏忽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简直无法相信。我站在门口,看着昏暗灯光下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显得疲乏萎顿。凌晨两点,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美墨边境……我心里泛出又痛又怜的苦楚,恨不得打自己几巴掌。都是由于我的过失,给别人造成了麻烦和痛苦。当时那种极难受的无助,我今天是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

  不行,我又转回身去,找到上司说:“那位老先生是被请到华盛顿开会的,今天早上7点钟的飞机。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但是我恳求你,不要让他们误了开会。”上司思忖了一会儿,估计也看得出来我不是什么坏人,就说:“你能证明你的话吗?”

  我说可以。我赶紧打电话,把女儿的保姆深夜里叫醒,让她把护照签证和机票找到并影印传真了过来。边防官员们收到后,几个人交谈了一下儿,罚了我300美金现金,然后把栏杆打开,让我们回到了美国。

  开回洛杉矶的路上,彭老师竟没了睡意,他快乐又大声地说:“太好了,我们这次居然多去了一个国家,这叫误闯墨西哥。”我当时还心有余悸,从后视镜看了一眼他兴奋的模样,轻轻地笑着摇了摇头。

  我心想,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带彭老师和师母,去墨西哥旅行一次。带他们去看碧蓝的海水,吃鲜美的水果,寻神秘的玛雅文化,再也不要像今夜一样恐惧。

  然而,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却永远不能实现了,想来心下凄然。

  愿恩师在天国,花香草美,没有忧愁,只有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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