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劲桦：悼恩师彭明

彭明教授。

　　己丑年。除夕。

　　我沏好一壶香片，点亮四壁的灯，换上暗红颜色的衣裳，准备着过年。

　　身处异国，四下寂然，短缺了春节的喧闹，但我仍像儿时一样努力地营造着快乐，并把快乐提到胸口。我永远憧憬未知的新岁，满怀永不言尽的希冀，等待。

　　等待最后的钟声响起，我深信种种的颓黯都会从敞开的窗户飘走，清风掠过，无踪无影。

　　话音未落，我的心胃就开始翻滚，犹如小刀在绞，闷痛的尖锐。明明最后一次见到彭老师，他还精神矍铄，现在我怎么能相信，那一面竟然就是永别！电话里再问一遍，确定没听错，我就说等会儿给程虎啸老师打回去。

　　走进书房我把门反手关上，刚才的窗明几净现在却让我感到覆上了一层薄暗。几天前查胡适的资料，我还翻读彭老师的《五四运动史》，那本书仍斜斜地躺在案头，而书的作者已经没了……也许人死亡只是另一段旅行的开始，未必比生痛苦，只是我还没有走过，难以揣测，且不能像有信仰的人那样洒脱安详。

　　我拿过书来，一翻开扉页就看见熟悉的笔迹：“劲桦指正”。这是玩笑语，学生能指正导师吗？更何况是学术界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泰斗彭明先生。霎间，老师清朗如孩童般的笑容蒙胧胧地浮现，我朝他伸过手去，眼里便漫出了泪水……

　　我虽无信仰，却时常惊异于缘份，好似人之间种种特殊的联系都是冥冥中的注定。比如撞车事故，不相干的车辆必须在相同时间出现在相同地点，但凡早一秒或迟一步，这种偶然就会被错过。当年彭明先生担任我的论文导师，不能不说是种缘分。而此缘分又是接二连三的新缘分的源头，换句话说，这个因结出了一连串的果，我生命中的很多朋友都牵挂在这根枝串上。

　　30年前，彭明先生是人民大学著名的教授之一。教授一著名，就不具体授课，每当偶尔讲一次大课，都会听者爆满。不过我们77级幸运，当年复校，仅3个系，也许学校的老教授们寂寥已久，所以争相主动地为我们开课。

　　听说彭明先生也会来讲一学期的民国史，学生们私下雀跃，猜想他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曾读过彭老师撰写的通俗民国简史，文字浅白，那是本书皮已经泛黄的小薄册子，翻到背面一看，竟然重版了几十次。

　　彭老师身材不高却显壮实，至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大头宽额，一双眼睛诚实温和得近乎灰色；老师嗓音兴奋宏亮，大笑起来像孩子一般无戒备，聆听者无不被其感染。他幽默活泼，讲课好听，不像大多历史老师那么刻板。

　　更添趣的是先生有点口吃，且次次都结巴得正在点子上，让已有的生动加上了笑果。每到下课，求知欲强的同学们都会把彭老师层层围住，久久不散。不过懒惰的我从没围过，也未近距离地和他有过接触。

　　1980年的秋末冬至，学生们开始提交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我呈上的是有关瞿秋白早期思想研究。经过系里教师们两个多月的仔细讨论，除了我以外，全班同学的研究方案都获得了批准，系里并分配给每一个学生3名研究相关问题的指导教授。

　　下课后，班主任找到我，说我需另立选题，我问为什么？答中央没有给瞿秋白平反，且没有教授可以辅导这个论题。我沉默无语。他等了一会儿，特别和气地小声说，“不要碰这些敏感的东西，要学会保护自己。”第二天早上，我把同样的论文题目又交了上去，还附了张字条，表明如果没有导师，我愿意自己写。

　　当天下午，相声演员侯宝林到人民大学礼堂来演讲，我去晚了，同学李力她们帮我占了个位子，待我找到她们坐下时，发现彭明先生就坐在我的右侧。先生一见到我就问：“杨劲桦，你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谁？”我愣住了，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不过我不愿回答他的问题，支吾了好一会儿，才不得已坦诚相告。

　　彭老师皱起眉头，沉默了片刻，说：“我来做你的指导教授好不好？当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只是名义上的，我会请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来指导你。”我突然觉得感动却说不出话来，只是面无表情地微微点了下头。

　　隔天下午，我来到林园五楼四号彭老师的家。待我走进书房，他早已坐在那里等我了。他递给我一封信，牛皮信封上竖体写着“陈铁健启”。他告诉我到颐和园东北侧的中央党校南院找，李新和陈铁健等正在那里编写近代史《伟大的开端》。他又问我：“听说过陈铁健吗？他很有文才。”我答读过他写的《重评多余的话》。

　　我乘332路公共汽车到达颐和园正门，沿着高高的园墙走了一阵，然后横过马路，又在农村的土瓦房小巷里穿行了十多分钟，最后才到达党校南院。这里风景优美，曾经是清代皇家的赐园。我当时心里忐忑，读陈铁健先生的文字，脑海里便泛出个枯瘦老人的形象。

　　我上楼找到316室，轻轻地敲开了门，略微吃惊的是，面前的这位陈老师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典型的书卷气质，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衣着干干净净，言语文质彬彬。

　　我恭敬地将信交给他，他拆开仅瞥了一眼，就放在了案台上，表情冷淡，估计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终于他问：“你又为何要研究瞿秋白呢？”他的问话方式让我心里别扭，就没了说话的愿望。他抬起眼睛，等待我的回答。

　　我眼光一瞟，正好看见书架上鲁迅的《野草》，就说因为鲁迅吧。他惊异地睁大镜片后面的黑色眼睛，问“你现在还读鲁迅吗？”我自嘲地干笑了一声，答现在不读小时候读，不过那时没读懂。我们俩儿有点僵持地沉默，最后他说：“你星期四下午两点钟来吧。”

　　我很沮丧，都不想去了，但又不愿多事，星期四还是准时来到陈老师的办公室。只见他给我准备了一张小书桌，上面摆着三寸厚的一摞影印资料，字很小，我一看就知道是中央档案馆的文献，极少人才能看到，我冰凉的心里突然暖和了一下儿。

　　人人都知道，研究历史的人视史料如性命，谁手里掌握的资料多，就意味着谁的成就大，无人会把自己的资料透露给他人。甚至还听说过有两个研究相似范畴的大知识分子，其中一人趁竞争对手上午休息做广播体操时，将对方积攒了一辈子的卡片资料给偷走了，令人家差点跳楼。

　　陈老师毫无表情地指指材料对我说：“读吧”。然后就转身背对着我，忙他自己的事情，直到我走也不再跟我说一句话，以后每次都是如此。陈老师沉默寡语，目光黯淡，你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彭明老师非常关心我论文的情况，经常详细地问我进度，我告诉他说还在看资料。他说：“很好很好，研究历史不是文学创作，论点要有强大的论据来支持。没有资料，你的逻辑、文笔再好，也是虚空的。”他还说：“不能人云亦云。”我点点头；他又说：“不能标新立异。”我愣了一下儿，皱眉道：“那不就是无路可走了？”

　　他笑了，说其实别人怎么评论你并不可怕，真正的痛苦来自研究成熟过程中自我的严格批判：一遍遍地审视，一遍遍地否定，一遍遍地推翻重来，几乎就是无路可走。直到有一天……你能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他指了指书房墙上挂的一副对子：“板凳能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这是他的老师范文澜对他的告诫。我们同学都知道，彭老师是资料大王，他集攒的小卡片都成摞成箱。

　　周末的一天，外面狂风暴雨，雨点噼哩啪啦打在窗户玻璃上，像炒锅里的蹦豆。我在东风二楼宿舍，突然隐隐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窗探头一看，只见彭老师在大风里歪歪斜斜地撑着把雨伞，有一边的伞布还翻了过去，鞋子全淌在水中。

　　我赶紧跑到楼下，他把胳膊底下夹着的两大厚本内部文史资料交给我，说是刚刚拿到的，千万别弄丢了。当时我的朋友李风正好在我宿舍，他是外系的，他问那位老先生是谁呀？我说是彭明老师，他大惊，问是大名鼎鼎的彭明？我说是。大雨天给你送材料？我说是。他表情激动地重复说：“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老师呢！”

　　原本一篇本科生的论文，要求不高，实在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加上我性格大而化之，起初并没想要费多大的气力。年轻时的我自由散漫，兴趣广泛，喜读闲书。除了本系的课，哲学系的沙莲香老师还带我去北京大学进修一年心理学，我又在中文系78级听了两年的课。

　　虽然我酷爱历史，却受不了无表情的枯燥，读今人写古，我唯独偏爱翦伯赞，而对那些考据和细节的纠缠，根本读不下去。当陈老师给了我铺天盖地的资料后，我明白研究瞿秋白不能再情感用事。每一件具体的大事小事，每一个观点的产生，每一个思想运动或武力行为的出现，都要将其与极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背景联系起来。

　　我的热情开始减退，很厌烦不管说什么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我环顾左右，其他同学居然都没有我的烦恼，他们那么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个强制的原则，并会娴熟运用。我感到了孤独，读瞿秋白，也感受到他的孤独。

　　然而老师们如此认真地指导我，我多少明白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辜负了人家。于是我心无旁骛，精神高度集中在杂乱无章的年代里，对现实反而心不在焉，甚至见到熟识的同学都好像不认识了。

　　动笔之前，陈老师和我进行了密集又长时间的谈话，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有争执，比如新文化运动、土地问题、老庄和小乘佛教、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洋务运动、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

　　其实在生活里，我也属于寡语之人，但讨论时还是我说得比较多，否则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陈老师很专注地听，抽不冷子地回我一句，噎得我半天哽咽不下一口吐沫。激辩使我脑筋加剧震荡，使我挣脱了情绪色彩，使我近乎冷酷地深层思考。陈老师对我严格的方法论训练，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当然，他还详细地讲述了很多别的事情，甚至包括瞿秋白的点滴逸事。他带着我拜访了一些当年和瞿秋白有特殊关系的人们，记得有一次去木樨地看望丁玲女士，她送给我几本她写的书，其中有一本中篇小说《韦护》，就是记载当年瞿秋白、王剑虹和丁玲间的爱情、友情。丁玲说：“瞿秋白其实长得不好看，可是很引人注意。”

　　出她家门后，我说老太太还是有点嫉妒呢，陈老师少有地呵呵笑了起来。我接着说：“瞿秋白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哪个年轻人没激情？哪个年轻人那么成熟？瞿秋白说因为没有牛才用他这条狗来代替耕田的，何必那么苛责呢？”陈老师怔了一下，好一会儿才幽幽地答: “史上若留名，则无辩辞。”我看着他，哑然。

　　陈老师实在是内向，不轻易表达内心，有时候我把想法写下来寄给他，他就回信给我，忙碌不能见面的时候，我们几乎一天一封信。他的文字能力极强，读他的信比听他讲述要精彩多了。另外我十分喜欢看他写的字，一笔漂亮工整的欧体。

　　进入了艰苦的写作阶段，我就越发专注，但还会屡屡面对着浩瀚杂乱的史料枯坐发呆，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陈老师固定每星期要看我的草稿，然后批上他的意见，当然每次还不忘记表扬一下。1981年的一个夏日，我发高烧40度，彭明老师和陈老师来看望我。临走时，陈老师将散乱在桌子上的手稿带走了。

　　两天后，我收到了寄还的稿子，打开一看，他竟接着我的文章写了下去，至少写了有500字。 其文字之美好，思辨之透彻，论述之爽利，真让我感动得眼睛都湿了，这段文字一直就保留在我的文章里。后来回国，陈老师送给我他著的《瞿秋白传》，我在里面也看到了这段相同的文字。

　　终于，我的论文写完了，一共四万五千字（系里只要求写一万字以内），装订起的稿纸有一本书那么厚。陈老师读完后将文稿交给了彭明老师，彭明老师非常夸赞；他审完又把稿子交给了研究义和团的程虎啸老师，程老师又逐字逐句修改了一遍，去掉了我的形容词，也去掉了我的学生腔。回想起这些，我至今对他们深怀感恩之情。

　　为了酬谢陈老师辅导我的辛苦，彭明老师在北大西门旁的一家门面很小但讲究的西餐厅请大家吃饭。除了彭、陈二位老师和我，当天陪座的还有其他几位史学界的前辈。吃饭的时候彭老师特别高兴，对陈老师再三道谢，好似我的父亲一般。

　　陈铁健老师突然很郑重地提出，希望我能继续考他的研究生。我一愣，马上说不要，接着又赶紧解释说：我不适合研究历史，因为我板凳坐不了十年冷，你看我努力写了大半年的文章，顶多也只有你们三个人读了，这不是无效劳动吗？我当时真是童言无忌，大家哄堂大笑，彭明老师边笑边说：“真贪心，我们三个人读了，难道还不足够吗？”

　　或许是老师们不愿让我对史学研究的价值心存偏见吧，他们帮我把毕业论文编改成四个独立的部分，首先推荐给《近代史研究》的主编丁守和。丁守和先生选择了第二部分发表，余下的三个部分分别刊登在《南开史学》等三本历史刊物上。

　　大学毕业后，我返回中央电视台工作。198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我看到我的办公桌上有张便条，潦草的铅笔字写着电话留言：“小杨，请立即去一趟《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有要事。”

　　趁着午休，我乘“大1路”公共汽车，又在王府井倒了趟电车，就来到了东厂胡同。一转过熙攘的街角，抬眼看见浅灰色的近代史所办公楼，它神态呆板地耸立在黑瓦平房之上，实在显得突兀。

　　读报纸的门卫头都没抬，就告诉我编辑部在二层的最东头，很容易就找到了。

　　门是敞开的，我小心翼翼地朝里探头一看，有四五个中老年男人正在宽大的屋子里小憩，有的坐着，有的蜷身侧躺在桌上打盹。我轻轻地敲了敲开着的门，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微微地张开了眼睛。

　　“你找人吗？”一口浓重的胶东话。

　　“我接到通知，说让来一趟。”我规矩地回答。

　　“你家长是谁啊？”他愣愣地问。

　　这打岔打到哪儿去了？我赶紧又说：“我叫杨劲桦。”

　　话音刚落，其余睡觉的人都坐了起来，几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紧张地低头检查那天穿的白衫蓝裤，可有不妥？

　　胶东人怔了一下儿才说：“你到对面的屋里去等一会儿。”

　　我只好走进对面的屋，屋子很小，临窗有张两抽桌，紧挨着是一张木板小床，床边还坐着个年轻男孩儿。那男孩儿我约摸着也就十八九岁，学生头，很瘦，动作敏捷得像只金丝小猴。他不认识我却一直捂着嘴不停地冲我笑，笑得厉害了还弯下腰。我纳闷地想，这儿的人可都真够奇怪的。

　　等他笑得没劲了，才眉飞色舞特神秘地凑近我说：“上午我们开会讨论发稿时，大家议论怎么没听说过杨劲桦，看名字文章和字，一定是个年纪很大的老头子，真没想到……哈哈哈，太逗了。跟你说话的那人是我们主任宋士堂，今天是让你来做最后一校的。”

　　屋里就我们俩，他还是说悄悄话似地把声音压得很低。他说完又笑，我也就跟着傻笑，像是在议论不相干的别人。他把定稿拿给我看，我对编辑加减的一些零碎不太乐意，比如，在胡适前加上“反动文人”的定语，我心想“反动”的定义是什么呢？反潮流而动？反政府而动？胡适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吗？但一想算了，没在瞿秋白前面加上复姓“叛徒”就算客气了，其实我最终也没弄明白，大家认为瞿秋白背叛的是谁。

　　从那天起，我和帮我的这个古灵精怪的男孩成为了好朋友，友谊长达一辈子，他叫汤立峰，非常聪敏且才华横溢，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现代书法家。

　　晚上回来，我打电话把中午发生的详情告诉了彭老师，还夸张地添油加醋，说人家觉得我是个脏兮兮的干瘪老叟，这是研究历史的代价。彭老师在电话那端兴高采烈地笑，笑个不止，还说明天就要告诉陈铁健老师。

　　我经常在想，彭老师身体之所以那么好，就是因为他喜欢笑，喜欢诚心诚意地体会快乐，哪怕是微小的快乐。正因为是史学家，所以他才有气度，所以才荣辱不惊，观千万年历史，不过就是眼前一瞬，更何言那冥冥灭灭无尽数的个体生命。彭老师个性豁达，鲜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从不用阴郁的表情使别人感受沉重。

　　虽然我在大学学过历史，可却从未在史学界工作过一天，因为没从事此专业，所以不了解彭老师、陈老师帮助我发表篇论文何等重要。若干年后，我看到在研究和教学行业的朋友们为了评上高级职称，绞尽脑汁地争取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当他们竭尽了全力却无功而返并为此陷入深深的烦恼时，我才明白，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里，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算是老几？难怪编辑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如果他们事先知情，没准儿连瞄都不会瞄我的论文一眼。可想而知，当年老师们与我的恩情有多大，他们为我在史学这个圈子里和我的生命中，划下了一道轻浅的痕迹。

　　毕业后我和彭老师仍然来往密切，每次出差回京我一定会去看望他。彭师母叫李雅，退休前是北大附中的副校长，想想看，我仅教育一个青春期的女儿都倍感挫折，那要管理成百上千个半大不懂事且荷尔蒙旺盛分泌的青少年，该是件如何万难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戴着眼镜、嘴角永远挂着微笑的彭师母，是个果断和了不起的女人。

　　彭老师夫妇育有三子，二儿子彭跃和小儿子彭刚岁数和我相仿，也都是77级的大学生，所以我们彼此聊得来，是朋友。彭老师个头不高，可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一米八五甚至到一米九以上，我真后悔忘了向师母讨教，小时候喂他们吃什么竟能长得如此茁壮？彭家三兄弟相当优秀，他们相继赴日本、德国和美国留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只可惜没有一个去追随他们父亲的脚步。

　　我甚少见到比彭老师更为勤奋自律的人，他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然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中午，春夏秋冬，几十年雷打不动，每年至少撰写和出版一本新书。作家同学顾晓阳曾特诚实地告诉我：“写作其实是件体力活，只要能坚持，谁都可以成为作家。”

　　我也深知，缺乏毅力比短少才华问题更为严重，顽强隐忍的耐力和坚硬的体魄，才是完成事情的关键。每当彭老师送给我他的新书时，我都自觉惭愧，不愿抬头，与两鬓斑白的老先生相比，我空有一副尚且年轻的皮囊。

　　下午一般是彭老师会客的时间，同学们一定会错过午休才去拜访。先生心肠好又随和，对待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我经常听见他在背后称赞某些学生，而那些人从来都不知道。有时候先生会把写好的书稿拿给我们看，还让给他修改，我摇头说绝不可以，怎能改动老师的文章？然而他却坚持。

　　先生的文字质朴无华，无多修饰的词句，清楚干净。一个冬天的深夜，我缩在被窝里读他的稿子，读着读着，突然顿悟，原来把一个事件、一个观点准确明白地记录并表达出来，就已经是最好；那种种所谓的技巧、把玩的文字、追求的华采，其实多少都是虚荣；好比蛋糕表面涂抹的斑斓奶油装饰，有与没有，人们要吃的都只是蛋糕。先生常常用类似的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现在想来真是用心良苦。

　　每当吃完晚饭，彭老师会像小孩子一样，搬个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看全国甲级足球队的联赛。我觉得那么难看的球赛，他居然还期盼投入，大睁着眼皮下垂的眼睛，和师母年幼的侄儿小牛一起激动，一起叫喊，一起喧哗。

　　有一年，彭老师和师母到美国华府探望他们的小儿子，接着飞到洛杉矶来看我。我当然兴奋，赶紧洒扫庭除，琢磨着给他们做好吃的，显摆显摆手艺。可是他们来后，我几乎没有机会做饭，因为每天都出去玩。

　　从好莱坞到迪士尼，从威尼斯海滩到赌城，从UCLA到亨廷顿图书馆，一个礼拜下来，不要说两位老人，就连我自己都累草鸡了。晚上一回到家，我就赶紧安排老两口洗澡睡下，为明天养足精神，生怕老人累病了。但是彭老师起得很早，他们抵洛的第二天清晨，估计四点左右，我睡梦里隐隐听见楼下有声响，就披上衣服起床，开门即看见餐厅折射到客厅的灯光。

　　我拈手拈脚下楼一看，彭老师正趴在餐桌上聚精会神地写东西。我赶紧给他了热杯牛奶，他对我说，出国前人民出版社跟他约了本书稿，让他用日记体记载这次的美国之行，回国前他必须写完。晚上我打电话给彭刚，说你爸爸太认真了，彭刚边笑边说，这不算什么，“为了点儿细节问题，我爸让我开车带他去了17次林肯纪念馆。”

　　临离开洛杉矶的前一天早上，彭老师把写好的书稿给我看，我要求他回去再睡一会儿，因为下午要开车两小时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看望一位美国史学界教授。彭老师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上车即睡，每天当我驶过小路开上大街时，他的呼噜肯定已经响起来了。

　　彭明教授。

　　师母不睡，兴致盎然地观赏车窗外的光景。夜里无景可观时，我就对师母说：“您也睡会儿吧，放心，我除了喜欢开快车，从来没出过事故。”师母说不，一定要陪我说话。谁知，我牛吹大了，就在那最后一天的晚上，我犯下了一个愚蠢至极的错误。

　　到达圣地亚哥后，没料到那位美国教授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烤肉派对，因为很多同事和学生都慕彭老师的名而来，他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彭老师更是兴奋异常，根本就忘了时间。如果不是我提醒明早7点钟的飞机，大家还不会放我们离去。

　　上路返家时已是深夜11点半了，我或许是累晕了，鬼使神差地开反了高速公路的方向，居然还没意识到。那天夜里月高风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看见前面有灯光和关卡，以为是移民局抽查偷渡客的检查站，当时无人把守，我想都没想就径直开了过去。

　　突然间，我感觉眼睛花了，竟看不清路牌，我使劲眨眨眼，还是不懂。我又发现高速公路的线道也从五条一下子变成了窄窄的两条，身旁的汽车都发疯似地加速互超。猛然一个激灵，惊得我一身麻，当下意识到我们已经身在外国了！

　　四下漆黑，无路灯，左边可以感觉是深深的山崖，右边什么都看不见，我只得屏住呼吸，硬着头皮在车灯的照耀下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前疾驶……终于，我一打车把，把车停在右边的黑暗里。深吸一口气，稍停了片刻，我转过身对坐在后排的两位老人说：“我们现在在墨西哥的提华纳。”彭老师有点惊恐地看着我，师母却很镇定，脸上还露着信任的微笑。我尽量保持声音的平静，轻声说：“没事儿的，别担心。”

　　车前的大灯开着，我隐隐看见旁边有座房子和白色的墙，墙边站着一群年轻的墨西哥男人。我鼓足了勇气，打开车门迈了出去，随即马上又锁上门。我朝着黑影走去，离开有5米处，我停住脚，大声地用英文说：“对不起，请告诉我怎么回到圣地亚哥？”那群黑影摇晃攒动却没反应。我又大声问，还是寂静，唯一听见的是我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咣咣声，震得耳膜一下一下地抽搐。

　　终于，黑暗里走出个侏儒般矮小的男人，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我害怕地重复：“圣地亚哥……”最后小墨抬起手，指着山下的一处灯光，也说：“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他用手画着圈子，告诉我如何调头，我对他千谢万谢，两只手里攥出了汗来。

　　好不容易回到了美墨边境关卡，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我摇下车窗，特别客气、特别内疚地告诉荷枪实弹穿着军服的的边防官员，说我是怎样疏忽地开到墨西哥去的。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军人脸上显露着同情和微笑，他安慰我：“这事情常常发生。”他的话终于让我的一颗心落回到了肚子里。谁想到，小胡子又接着说：“没有证件，我是不能允许你们进入美国的。”啊？！我浑身的血顿时全部冲到了头上。

　　回想起来，我都不知是如何在焦虑中熬过深夜里那两个小时的。我把先生和师母带进边防站的活动木板屋里，并找来两把椅子让他们靠墙边坐下。我态度非常肯定地微笑着对他们说，我去办些手续，马上就回来。我进入隔开的房间找到了值班的上司，再三恳切地要求他让我们入境。上司面无表情，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半天只问了一句话：“我能执法犯法吗？”

　　我当时只感觉恍惚。从小到大我走南闯北，好似永远身处旅途中，所以养成了出门特别小心审慎的习惯。这么大的疏忽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简直无法相信。我站在门口，看着昏暗灯光下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显得疲乏萎顿。凌晨两点，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美墨边境……我心里泛出又痛又怜的苦楚，恨不得打自己几巴掌。都是由于我的过失，给别人造成了麻烦和痛苦。当时那种极难受的无助，我今天是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

　　不行，我又转回身去，找到上司说：“那位老先生是被请到华盛顿开会的，今天早上7点钟的飞机。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但是我恳求你，不要让他们误了开会。”上司思忖了一会儿，估计也看得出来我不是什么坏人，就说：“你能证明你的话吗？”

　　我说可以。我赶紧打电话，把女儿的保姆深夜里叫醒，让她把护照签证和机票找到并影印传真了过来。边防官员们收到后，几个人交谈了一下儿，罚了我300美金现金，然后把栏杆打开，让我们回到了美国。

　　开回洛杉矶的路上，彭老师竟没了睡意，他快乐又大声地说：“太好了，我们这次居然多去了一个国家，这叫误闯墨西哥。”我当时还心有余悸，从后视镜看了一眼他兴奋的模样，轻轻地笑着摇了摇头。

　　我心想，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带彭老师和师母，去墨西哥旅行一次。带他们去看碧蓝的海水，吃鲜美的水果，寻神秘的玛雅文化，再也不要像今夜一样恐惧。

　　然而，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却永远不能实现了，想来心下凄然。

　　愿恩师在天国，花香草美，没有忧愁，只有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