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日子里

　　杨劲桦，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为央视编导和主持人。1983年赴美国留学，获MFA艺术学位，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梦回沙河》。现为电影公司CEO，定居洛杉矶。

　　00

　　引子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

　　寒风凛凛。延庆北部，人烟稀少。重重迭迭的深山里。

　　冬天日落早，后坑儿村儿到白河堡的路程远且难行。我们俩先爬过一座贫瘠而荆棘丛生的大山，喘得像狗；再横过一条结着冰碴的白河，缄默地匆匆在土路上疾走，脚步快得可以参加竞赛。尽管如此，待我们到达公社时，天色已暗到看不清对方的面容。

　　我掀开厚重油黑的挡风棉门帘进入公社社部，这是一间北方农村的简单大屋，南向，一长条的大炕，估计20个人都能睡下。正面有一排糊着米模纸的窗户，听得见风的凄厉呼啸和木楞的咯吱声。窗前炕下是过道，几个年长整洁的人坐在板凳上，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回头再看炕上，拥挤地坐得满满，有的盘腿，有的倚靠在墙边，全是各村熟识或不熟儿的插队同学们，他们身穿深色棉袄或扎羊皮，男男女女，年轻，表情呆滞。

　　一位戴着黑边眼镜有学问的人正在讲话，介绍他是北京仪表局的。崔建和我迟到了，被公社宣传部长拉到一边，悄声告诉这是北京几个单位来招工的人。我俩就左右挪挪挤坐在了炕上。

　　接下来，另一年纪大点儿的女士站起来介绍，她短发，戴金丝眼镜，眼神犀利干练，南方口音。她是北京电视台来招人的。她描述了电视台一年四季无休止奔波的辛苦，非常肯定地说，女性不适合那里的工作，他们不准备招女学生。

　　所有单位介绍完毕，发给知青每人一张表格，写下自己的家庭背景，生日，性别，哪所高中毕业，哪个村子插队等等信息，然后一个传递一个地全部交了上去。回忆我那天晚上的感觉，并不好，既麻木又有忐忑的忧虑，无助无奈里隐约看到一细丝的光。坐在炕上的知青们，除了姓名性别不同，别的几乎都一样，皆有满是灰尘脏兮兮的头发和冻皴了的脸。我突然觉得就像是一群羊，低头沉默地等着被挑选，无论捉到哪一只，估计都差不多。也许父母取名独特的孩子被选中的几率大一点。

　　两个小时后，宣布名单。吃惊，更是意外，我竟然被北京电视台选中。

　　很快得知了被选的原因：他们需要一名会写文章的，公社立刻毫不踌躇地推荐了我。而我却是个女的，着实差强人意。说来惭愧，有次公社开大会我写了篇稿子还大声读了，因此给人留下了会写的印象。其实真实情况是那天知青点恰巧轮到我做饭，没有出工下地去干农活，所以被要求的稿子只好我来写，百般不愿又没辙儿，不忍心去累已经累草鸡了的其他同学。

　　如果那天没轮到我做饭……，一切将无法预测，至少我自己的历史将会改写。每每想起这事儿都不禁令人发呆，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偶然，当偶然成为过去，用历史观的解释就变成了必然，又称之为：命运。地球有地球的命运，国家有国家的命运，升斗小民有升斗小民的命运，小蚂蚁有小蚂蚁的命运。

　　我写过不少回忆的真实文字，但尚未写生命中最最重要的许多部分，其中包括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经历。央视是我去国前唯一工作过的单位，影视也是我唯一从事过的职业，它引领那个还是懵懂少年的我，走入了大世界。

　　我写回忆，难免被议论，甚至耻笑，但记录真实就无法历史的虚无主义，每个个人的经历都是确实发生的故事，甚至连业内人也未必知道。社会与自然是一样的，你恰巧活在冰山脚下和凛冬季节，就只能经历寒冷，你活在炎热的海滨就可以游泳。后来人吃的脑满肠肥，去高调评论讥笑大饥荒时刻的百姓奄奄一息吃树皮，那就不属于历史观，而是属于人品的问题。记录真实需要勇气，心中要有一盏不灭的明灯。

　　之所以动笔难，皆因台里人物众多，身边很多亲近的同事都变成了各式各样显赫的领导，社会名流，掌握着重大的权力。屡次，我起了个头，却又退缩，把写出的字纸攥成一团，丢进废纸篓。直到几天前，突然收到央视朋友发来互联网上疯传的陈汉元先生病榻上的视频，令我瞬间崩溃，泪水抑不住地流。我责怪那个不顾及病人隐私拍摄此短片并大肆传播的女人，但也警醒。老陈曾与我有约，他要为我写的第二本书写序，每次见面他都会催促。可我的懒惰拖沓，更不信他的身体会日渐颓萎，使书至今未能完稿。静默想想，人生就如白驹过隙，只有一刹那间的停顿，我还能找什么借口，不尽快写完这篇文字？

　　01

　　北京电视台

　　1976年，北京只有一个电视台，名叫北京电视台。它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Radio Peking）统属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三台且坐落在同一个地点，那就是苏联大哥帮助修建的北京十大俄式建筑之一：广播大楼。

　　那年的12月10日上午8点，我们按照要求到复兴门广电大门口报到。有人出来接，大家排成松散的队伍，被带到了电视台的大放映间。副台长戴临风先生简单地欢迎了一下，说我们将会被分配到新闻部、技术部、后勤部等处，各部的主任会叫名字，听到自己的名字就跟着叫的人走。

　　新闻部副主任朱继峰第一个走到台前。

　　“杨劲桦”，第一个被叫到的竟然是我。

　　“唐云江，李小明，赵春生，叶晓林。新闻部的五位同学请跟我走。”

　　以上四位都是男生，跟我同在一所高中。均高我一届，除了赵春生我不认识外，剩下的都属有名的学生。唐云江是数理化天才，1977年高考进入大学并离开了电视台；李小明是高二（1）班班长，后来当了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叶晓林跟我是邻居，连他书法家的父亲叶家林也常常与我聊天。

　　当时电视台在广电大院的最南边，紧靠着南门。那是一栋白色的楼房，一半分给了中央广播文工团，另一半分给了电视台。这栋楼有三层，底层是胶片洗印车间，二层是录音部门，第三层就是我们新闻部。

　　我们五个人被带进了新闻部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那天在白河堡公社的女士，她微笑着招呼我们。

　　我说：“阿姨好。”

　　唐云江也跟着叫了一声阿姨。

　　“叫我老夏。”她咯咯笑出了声音。

　　称呼长辈为老夏？那一刻的记忆实在深刻，意味着从此我们就进入了大人们的行列。

　　她叫夏之平，是我们新闻部的主任。

　　那时电视台最重要的两个部为新闻部和技术部。新闻部创作每晚播出的所有内容，技术部负责把内容完好无缺地发送出去。新闻部包括时政组、北京组、地方组、国际组、体育组、少儿组、灯光组、资料库等。这些组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各个中心的前身。

　　我被分配在地方组当编辑，唐李赵被分配在照明组，叶晓林则去了资料库。

　　主任打电话叫来了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士，并郑重地把我交待给她。她叫秦之莲，我称她为老秦。

　　老秦告诉我，地方组的意思就是负责全国各省电视台每天航空送来的新闻素材，也就是胶片，把它们剪接成视觉新闻，写好旁白文字，称为解说词。每天晚上七点钟的电视新闻里，除了时政新闻，大部分的节目出自我们组。地方组的组长是裴玉章，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他曾是广播局有名的笔杆子，你光看名字就可想而知。副组长有两位，杜长彬和穆昭山。我们组又分成三个部分，各分管不同的省，老秦和我在的办公室负责华东和西北地区的各个省台。我们办公室还有编辑顾群星和孙克文。小孙当时刚刚生下了个大胖儿子，在家里休产假半年，所以我就暂时使用她的办公桌。

　　当时还没有录像技术，电视新闻都用16毫米的胶片拍摄，现在想来真是难度很大。地方新闻制作的过程如下：各省市的电视台拍摄事件的内容，然后将胶片随当天的飞机航班送到北京。北京电视台收到后，立刻在一层的洗印车间冲洗底片，然后将样片送到我们组。每天早上，组里老张把样片按地区分派到我们各个办公室。拿到素材后，编辑们立刻开始剪辑和写作。片子完成，请组长和负责后期的副主任审片，并把文稿交给组长审阅。一旦全部通过，迅速交给楼下的音乐录音和配音播音员，并剪接底片混录。当天晚上播出。如果是紧急新闻，则用反转片拍摄，配音后直接播出，省去底片再冲洗的时间。

　　老秦是电视台老人，她的先生是当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摄影师。老秦嘱咐我站在她的身后，看她如何先把样片的每一个镜头剪开，然后反复思考选择，将需要的镜头长长短短地用接片机连接在一起，最简洁清楚地讲述一条新闻。当年用胶片和纳格拉同期声录音难度很大，权宜之计就是画面配上解说词，把镜头无法表达的用旁白来补充。解说词很类似新闻稿，时间地点事件（人物）三要素缺一不可。然而，解说词又有别于单纯的新闻稿，因为它无法独立存在，既不能解释画面又不能游离画面，所以写解说词有个特殊的技巧叫做“贴画面”。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电影胶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时刻都在跟它打交道，它实在令我深深地着迷。

　　我把样片的每一个镜头在看片机上看过来、看过去，有时我让胶片自动地走，看人物表情动作的自然变化；有时我用手拉，让画面里拥挤的骑自行车的人群戛然而止，仔细看女士们蒙在脸上的红的绿的纱巾被风吹得鼓起。我喜欢那种种奇妙的感觉。仅那一年，我手里就摸过无数尺的胶片，连日本接片机、国产接片机的刀片直斜度，进口胶条和国产胶条的厚薄我都仔细地研究过。

　　一般我亲手剪接的片子，从不会在放映时跳片或卡机，哪怕我用的是稍厚的国产胶条。我寻遍所有有关电影的书籍，爱迪生、卢米埃尔，蒙太奇、摄影，默片、有声片……，孜孜不倦地读，享受得如同天天吃红烧肉配米饭。下班晚饭后，我会回到办公室，从垃圾桶里捡出扔掉的剪余片，做各种各样的小实验，创作蒙太奇的效果。

　　有时我把同样动作的中景和近景镜头在动作的中间剪断，再把中景近景连接起来，如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却又产生了新鲜。我常常就浸淫在这小小的自我快乐里，磨蹭到深更半夜才恋恋不舍地回宿舍睡觉。老秦看我不厌其烦地琢磨这些小把戏，总是笑：“没有必要啊，小杨，一个镜头就好了。”

　　报到时人事处告诉我，你们这几个是电视台年纪最轻的员工，又是农村插队的学生，所以级别最低，挣31元的薪水。我点头，谨记卑微，沉默少语，黄花鱼低头溜边儿。其实钱少对我来讲没什么，每个月初，一发工资我就去食堂买饭票，花掉15元。我住在广电局复兴门的新302集体宿舍的顶层，床位每月5毛钱。吃住保证了以后，剩下的钱我会买一张公共汽车的月票，然后就都买成书。那时的书也很便宜，我在宿舍立着一个书柜，别人都特别羡慕。

　　钱完全不是问题，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寝食难安。那就是天天梦想着的上大学。当时新闻部能当编辑的人，都选自各著名大学的中文系或新闻系，而我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山沟里的农民。我那自幼年就被父母教育出来的可怕自尊心每天折磨着我。除了加倍努力，我还能有何选择？

　　那一年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周末，没有休息过晚上，过着简单忙碌和极为自律专注的生活。我入台前，由于摄影、编辑和翻译的极度缺乏，电视台招收了一大批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来自全国的顶尖大学，我对他们怀有无比的羡慕和崇敬，幻想着哪天能像他们一样，被推荐上大学。他们中有王晓明、张长江、张长明（后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永富、陆金龙、李晓雅、赵化勇（后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孙素萍、孙克文、马赤厚、王进友、王素梅、王春全等等，他们成为当年电视台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很快成为了引领中国电视的台领导和各个中心的领导。当时，他们当中有些配偶在外地，有些尚未成家。吃完晚饭后，这些年轻人都会去新闻部办公室，一起看当晚的电视新闻，主要看自己做的节目。

　　新闻过后，我走过寂静空荡的走廊，独自一人回到我的办公室，继续工作。其实亮灯的还有我斜对面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台里纪录片大编辑臧树清。臧树清是南方人，文革前复旦大学毕业，当时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工作，妻子孩子都在外地。整个侧楼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我办公室的门永远是紧闭的。

　　我更喜欢在夜里工作，能聚精会神不受干扰。我会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做一条简单的新闻，全因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用今天的贬义词儿形容，就是处女座的龟毛。当年的新闻稿纸是特别的格式，左边的格子写解说词，右边的空白栏是镜头提示。解说词的长短严格依赖镜头的长度，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都会影响播音员读稿的语速。写一篇好的短新闻稿不难，但写出好的解说词却不易。因为解说词句子短，不仅要方方面面顾及到，还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当然，再有些文采，感染观众就更不容易了。

　　应该说，我对如何写好解说词是倾全身心去学的。我从关注台里的大编辑们的解说词开始，琢磨比较他们各自独特的风格。电视台的编辑职称，就是人们认知里的编导，他们是所有影片节目形式的主导和灵魂，对他们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当年，摄影记者属于前期，主管前期的新闻部副主任是孔令铎先生（后为央视国际中心主任）。摄影师主要来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如：李绍武、左耀东（专题中心主任）、戴维宇、王元洪、王新华、李凯（广告部副主任）、卢谊逊、闫平舟、崔雁敏等，人数较多。编辑属于后期，人数少，著名的大编辑屈指可数，如：王娴、陈汉元、刘孝礼、臧树清、庞啸、屠国壁（纪录片《丝绸之路》撰稿人）等。

　　编辑最厉害的地方，都在笔头，也就是解说词。那时我年轻，胸中有块垒，时时感到有喷射而出的需求，我经常在听刘孝礼写的解说词时会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比如：“六连的历史是用刺刀写红的”之类的……, 那种拨动人心的激情，使我至今无法忘却。毛泽东逝世、周恩来逝世的片子好像都是他写的解说词，夏青或赵忠祥播音。刘孝礼先生后来担任中央电视台军事中心的主任，并成为了将军。

　　那时，我对解说词的热衷就像是着了魔，连夜里睡觉也睡不安稳，常常会梦到一些词句，跳起来摸黑写在小纸条上。周末洗衣服时，我抖出来的各式字条会掉满一地，似一地鸡毛。我写字很认真，为了漂亮，用蘸水钢笔，字写出锋来，纯蓝色的墨水，绝不出现涂改、错字等马虎，受到组长老裴每天的表扬。有一天中午去去食堂吃饭，一个壮实高个子的男人朝我走来，他大眼睛，感觉稍稍有点突出，一张口听见熟悉的声音。他说：“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编辑吧？我每天读你的稿子，最干净的稿子。我是赵忠祥，大家都叫我大熊。”

　　不过，我需要激情却极度不喜欢煽情，我的审美是追求那种潜台词的威力，不动声色地，巧妙地，风轻云淡地，表达深层次的话外音，陈汉元就是这种风格的高手。记得当年被报刊媒体频繁使用的一些词句都令我受不了。举例：“甩开膀子大干”就是其中一句。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十分好笑。组里有编辑就爱用，说多生动啊，很形象。我暗想工人农民也就算了，可以甩膀子刨土打铁什么的。可说到知识分子时也用，真难为了，类似陈景润那样的，连鞋带儿恨不得都不会系，谈何甩膀子？

　　有一次，我和陈汉元、朱景和（专题部主任）去杭州。傍晚，我们三个在西湖边散步，我说，我想写一本解说词的书，他俩都兴奋地说好啊！呵呵，现在想来我是多么幼齿，我竟然对解说词迷到那个份儿上。出国后我在UCLA电影学院研究院的学习，使我对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幸亏没去写那本书。

　　1989年为美国PBS拍完大型系列纪录片《太平洋世纪》后，我的制片人亚历克斯·吉布尼（两度奥斯卡纪录片获奖者）给了我一盘1/2的录像带，我播放来看，叫《河觞》。那是中央电视台用拍《话说长江》的剪余片编的一部纪录片，画面没有什么特别，但听说在国内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全因为那极为煽情的解说词。我赴美国读书前，专题部左耀东先生和我筹拍中国近代史30集大型纪录片，临行，我拟好了创作大纲，但后来各种原因，此片没有拍，是左师傅和我终生的遗憾。《河觞》大致讲的也是那段历史，看完后，我陷入思考，想如果解说词由我来写，我不认为如此慷慨激昂的亢奋会比不带情绪的平和客观更具有力量。

　　有一年回国，王娴邀请我到泰安参加全国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大会。当我匆忙赶到那里，惊喜地见到了陈汉元和田本相二人，老陈与我是忘年交；而田老师曾在我年轻时辅导我研究过鲁迅。

　　大会有三个发言人：

　　第一位是著名大教授田本相，他站在台上热情辽阔，掷地有声地说：“什么是解说词？解说词是诗，解说词是散文！“

　　第二位是被誉为中国电视天才第一人的陈汉元，他和声细语亲切地讲述《雕塑家刘焕章》的创作过程：“凤头、猪肚、豹尾”，还有那意味隽永的解说词写作。

　　第三位竟然是我，我看着台下大会场里的几百个翘首凝视的严肃艺术家们，对着麦克风半天开不了口，思忖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大逆不道，整个会场在等待……。终于我犹豫地说：“我能说的只是自我否定，否定我过去对解说词的偏执。……, 诚实地说，以我现在的理解，什么都可以是解说词，没有特定的定义和形式，只要你用得合适。”

　　02

　　老师王娴

　　春天的一个早上，刚上班，部主任老夏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说我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弦外之音似乎原来没对我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农村插队知青抱什么期望。老夏还说部里决定进一步培养我。她的肯定对我很重要，刚入职场的我是个“二表”人士，既努力在工作中表现自己，也喜欢受到表扬。

　　老夏带着我从走廊转过弯儿去，进入了一间窗户朝南的屋子。屋里有个小个子的女士，浓密的短发整齐地盖过耳朵，看模样四十岁左右，尖尖的下巴，尖尖小巧的高鼻梁，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心想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特别娇俏的小姑娘，当然这只是本能地念头一闪，完全没有不敬。其实我早就知道她是谁，她的瘦小身材和她的大名鼎鼎有点儿不相对称。我常常远距离地注视她，默默地偷听别人议论评价她，她就是当年电视台响当当的大编辑，而且，是唯一的女性。

　　老夏对我说：“这位是王娴，这个星期她每天都会教你。”

　　我怯怯地点头，欣喜万分，并羡慕地看着王娴的专业大剪接台，台上有一层层的格子，分门别类地放置着片盘、胶片、接片机、笔筒、稿纸、书籍、曲别针、放片机，等等。

　　她，就是我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影视老师。

　　国内当年同事之间不像美国人直接叫名字不带姓，皮特、迈克、珍妮佛…..; 也不像当下见谁都称呼老师，鸡皮疙瘩起满身，毁了一个中文词汇。那时，年轻人被叫小杨、小王、小林；年长的被称老张、老刘、老陈；少数人有绰号，比如：大熊（身材高大厚实）、老光（光头）；连名带姓两个字的，就直接叫名字：王娴，李凯。

　　但直接叫她王娴，我还是有千般的顾虑，哪怕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顾虑还在延续。跟着别人叫她王老师，又太生分，哪怕她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前三天，王娴播放她创作的纪录片，她给我讲镜头，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空镜头、静止镜头、运动镜头，摇、推拉，轨道，空拍、主观镜头……，等等。接着，她告诉我人眼的反应是0.4秒，一秒是几格胶片，如何把各种镜头衔接在一起让眼睛看着不跳, 简单的规则：动接动，静接静，动态的镜头停住后，再衔接静止的镜头。留心方向，对面说话，避免一顺儿，错了位置。她教我剪接的技巧，镜头的选择，表现主题的各种不同方式，还有很多。

　　后三天上课，她讲解说词的创作。她说话声线很细，音色年轻，没有共鸣腔，音量不大。她的解说词写得好极了，尤其是由播音员念出后，你仿佛感觉到大江大河，那种流畅，就像是一条无尽头的黑丝绒带子，丰满，浑厚。总之，她的作品风格和她的外表反差巨大，她不是女性的那种精于雕琢，小模小样，我觉得她的作品比有些男性编辑的片子还要大器得多。

　　我每次看见王娴，她都是身板笔直，头高高扬起，完全不像我低头缩背，悄声走过。王娴是骄傲的，出类拔萃，常让我想起小个子的拿破仑策马扬鞭指挥着漫山遍野的千军万马。人都说广电部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不显山露水的高才比比皆是。王娴能在这男性主控的专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实属不易。很多著名大片如《鉴真大师像回囯巡展》《唐蕃古道》《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过的地方》等都出自她手。她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有个性。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独自一人从天津考入了北京的中学。1961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电视台，生下儿子几个月后就把孩子托付给别人，自己全国各地去拍片。当时我们电视台里终日泡茶聊天无所事事的大有人在，这世界上，处处都是金子和土的区别。

　　培训结束时，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杨，每写一个字都要认真，哪怕是写一张便条，一个借据，一封信。”

　　后来我偶发过三封信笺，大学好友牛军对我说：“没见过像你这么认真写信的。”确实，如果不是王娴对我的教诲，我就养不成这种习惯。

　　一个周末，王娴请我去她家吃饭。那时电视台编播部门人不多，彼此都熟识，感觉像家人一样。老同事们因我独自一人常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1970年代后期，大家薪水菲薄，文革前的大学生工资多年保持在56元，像大熊赵忠祥17岁高中毕业就进入广电局没有大学文凭的，收入就更少了，生活非常之拮据。我记得大熊有次请我吃饭，就是买了2毛钱的肉馅儿，炒了一盘扁豆，全家人吃。不过到王娴家吃饭就非常隆重，她会炖一只鲜美的活鸡，并不断地把最好的鸡腿夹到我的碗中。

　　王娴的丈夫是位大学教授，谦谦君子，非常之和善有礼。他们有个儿子，叫扬扬，那年十二三岁，模样极清秀，内向羞涩，跟他妈妈个性相反。他抬起漆黑的眼睛看我一下，赶紧又垂下，怯声叫我阿姨。我那时也还是十几岁，所以不好意思答应。从那天起王娴让我辅导扬扬的功课，我哪里有那个本事？好在他极为乖巧，不介意我胡说乱讲。我问知道四大佛教名山吗？摇头。于是就告诉他。又问，每个山都供哪个菩萨？答：不知道。于是又告诉他。呵呵，我真正是误人子弟啊。后来，那个小男孩儿扬扬竟然成为了著名大国企的总裁，真令人刮目相看！现在我再让他称呼我阿姨，他是死活也不干了。

　　转眼国庆节到了，电视台让王娴和于津二位编辑主编国庆纪录片。王娴借调我做她的助手。我俩去了很多公园，四处都在演节目，我们坐个小板凳在台下看，被太阳晒得快睡着了。总政文工团在中山公园演，战友文工团在颐和园演。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穿军装的女演员脸上化的妆很鲜艳，像极了我家院子里熟透了的粉红水蜜桃。

　　没想到那天的下午，争执发生了。于津和王娴吵了起来，互不相让。终于来了一个算领导也不太算领导的劝架的人，他就是当年台总编室副主任陈汉元。我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不愿让别人听见，屋内只有我们四个人。陈汉元让双方各自陈述，像和事佬似地归纳总结，矛盾的焦点是片子的题目：《国庆赞歌》。

　　突然，陈汉元看见一旁始终沉默的我，说：“这个女孩儿没见过，你怎么看？”

　　我愣了一下，回答：“就改名为《庆》吧。“

　　“嘿，有点意思，“陈汉元乐了。

　　大家都乐了，于是气就发完了。

　　那天起，我认识了陈汉元。

　　03

　　忘年交陈汉元

　　我最不愿意记述的人物就是陈汉元。不愿写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恐有巴结之嫌，而不善阿谀是我的短板。但我又不得不写，因为回忆当年的电视台，谁也绕不开陈汉元。那时电视台内的风云人物远不像当今是播音员和主持人，播音员永远不可能成为灵魂人物，而大编辑才掌控全局。陈汉元成名很早，他是收入小学生课本《收租院》纪录片解说词的撰稿人。更何况老陈是在创作上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是我初出茅庐时就肯定我的人，我们共同存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对艺术敏感度的契合，以及衍生出的对人性的认知，对情感的理解。

　　陈汉元堪称绝顶聪明且才华横溢，他在电视界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就是肯定他的行业地位。但我从来都叫他”老陈“，每每听见“老爷子”的江湖称谓，都让我感觉俗气并心生可惜，可惜了他温暖，幽默，真诚的翩翩人格气质和韵味。要准确描写陈汉元，难度非常之大，因为他的层次和侧面太多，就像那故宫大圆赤柱上雕刻的立体飞龙，有不为人道的情态自由和精神世界。

　　来美国后隔着太平洋，我和陈汉元的交往就大大减少了。加之我认为和朋友靠得太近是一种彼此的消耗。我从小独处，习惯了孤独，只有孤独时才能深刻思考。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和老陈见面次数有限，但每次相见都立刻感受到那种熟悉的默契。我们彻夜长谈，谈文学，谈哲学，谈影视，谈歌词，谈家人，谈情感的需求和疑惑纠结，谈创作所要求的无尽源泉……。老陈喜欢唱歌，我有点儿惊讶。在泰安那晚他要去唱卡拉OK，我说你和王娴贡吉久去吧，我不唱歌，嫌吵。他坚持我也一定要去。忽明忽灭的幽暗大厅里，我们看他拿着麦克风十分认真地唱着忧伤的情歌，觉得有点好玩儿，更是好笑，再定睛一看，他已是满脸泪水。

　　我初学写解说词时，就看陈汉元的片子，立刻懂了“贴画面“的意思。陈汉元的解说词从来都是非常巧妙的，讲究的，不俗，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比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的开场白一撇一捺，话中有话，温润悠远，天上地下人间的乘风驰骋，却没有丝毫唐突，他真是一个天才！

　　老陈尽管当过台领导，但没人害怕他，不像后来的台长们那般严肃。大家在一起讨论时，他常常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突然轻声说出一句幽默的话，全场捧腹。陈汉元是随时随刻都在思考创作的，不像别人只在工作时才工作。思考和创作就伴随着他的生命过程，哪怕是一句歌词，一个笑话，一段令人深思熟虑的言语，解说词……，他都会反复琢磨，从不轻易说出来。每当进行头脑风暴时，只要看到他在场，大家就会放下心来。

　　我绝对认为陈汉元的内心是孤傲的，但他外表的谦卑和亲切才是他人格魅力所在。他从不吝啬赞美别人，说得那么真诚。有一次，我和王娴去泰康养老院看望他，他说：“王娴是好人。”回家后，王娴打电话给我，说她听了心里有莫大的快乐和安慰。

　　2019年，那时疫情尚未爆发，我回美国前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特认真地对我说：“小杨，你比我写得好。”我噗嗤一声把喝到嘴里的绿茶都喷了出来，我被逗乐了，边咳嗽边说：“你说这话是为了让我再来看你吧？我下辈子也不可能比你写得好啊。”

　　早年我和陈汉元变成好友忘年交，也是因为他对我的赞赏。这是父母对幼儿教育的法宝，夸赞画了个圆圈的儿子说他就是个艺术家，能画得这么圆，所以儿子真以为自己是个天才，就更努力地去画。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当年这招对我也起了作用。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终于有机会上了大学。

　　1981年的一天，正值紧张的期末考试，陈汉元和左耀东二位先生冒着沥沥小雨骑车到人民大学来找我。他们说电视台紧急需要拍一部大纪录片，四集，左耀东是总制片人，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拍摄制作时间只有一周，需要我写全部的解说词。我说没时间，在考试啊！再说了，我现在不是电视台的人。老陈说不管，必须写。

　　当天下午，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历史博物馆，初次见到了刚从新影调来的摄影师胡峥，我和胡峥一见如故，跟他说了我的构想，因为如此短的时间里创作这么大的一部片子，没有严丝合缝地配合是根本做不到的。一般纪录片的创作，忌讳解说词先行，除非万不得已。胡铮高大帅气，出身艺术家庭，悟性很高，他有个知名的音乐指挥家父亲胡德风，还有个著名的导演妹妹胡玫。

　　晚上我回到学校后就去了图书馆，找了一个角落里的位子。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常常拖很长的时间都做不成一件小事，可在紧要关头，却能完成mission impossible。那个晚上，仅仅为了不辜负老陈对我的绝对信任，我竟然写完了所有四集的解说词。

　　我把稿子交给了陈汉元，他是总编辑，审阅修改所有的记录片文稿。第二天，他把稿子交给了赵忠祥，竟然一个字都没有改动。我还记得影片解说词的开场：“一个幽灵……, 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徘徊……”

　　最后混录时听着赵忠祥的现场配音，曾文骥（录音科主任）是配乐，我脸上身上一层又一层地不断起鸡皮疙瘩，都不敢相信那是我的手写出来的。实在受不了，就出门到走廊里听，听得心潮澎湃。此片不仅按时完成并播出了，还获了大奖。左师傅高兴且骄傲，全组人都相互祝贺，我也以为自己还成。

　　老陈的妻子张阿姨和女儿陈玮都与我十分熟悉，我一直最尊敬张阿姨，为丈夫女儿付出自己的一切，无怨无悔，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陈玮从小就是个漂亮的姑娘，无忧无虑，长腿，聪明，引人注目。从她在101上高中起，就常来找我。记得她高考的那天，我不放心，没吃午饭就跑到大一路公车站等她。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比自己考试还要焦急。过了一会儿，陈汉元竟然也来了，他坐在我的旁边，说咱俩掷五分钱的钢镚吧，如果国徽朝上，就是考上了。

　　1988年，我邀请陈汉元和孔令铎二位到洛杉矶好莱坞访问，美国电影学院为他俩组织了盛大的活动。老陈一下飞机就悄悄地对我说：“小杨，我被中央电视台一人一票选上当副台长了。”我听了就笑，就像是小学生被选上了中队长。

　　陈汉元是个守诺言的人，俗话说就是靠谱儿。有次我约好去看望他，谁知第二天一早下起了鹅毛大雪。起床后我犹豫了，因为很难打到车，我住在东边，他住在西边，想是否改天再去？一小时过去了，我内心不安，万分艰难地出门了。待出租车开到五棵松的影视之家时，我远远看见漫漫大雪里老陈和张阿姨相互搀扶着在大门口等我，满身上下全是白雪，不知已等了多少时辰。我心想幸亏来了。

　　多年前，吕大渝跟李杰信先生来洛杉矶，他们住在帕莎迪纳的希尔顿酒店。大渝联络我说给我带了东西。我去后打开一看是张阿姨和老陈给我带了件红花的真丝棉袄。

　　每次想起这些小事，我都感到心底流出湿润。陈汉元的感受能力极强，他很懂如何带给人以温暖。

　　坊间互联网介绍陈汉元的文章多如牛毛，而我写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如果此文字被老陈读到，他未必就会欢喜，可能觉得我太不够意思。他的成就不需要我来宣扬，我想要表达的只是他真实的性情，还有他有趣而不乏味的灵魂。他是个真正的性情中人。

　　有一天，某报社为报道陈汉元去采访张阿姨，张阿姨想了许久许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陈汉元是个好人”。

　　04

　　中央电视台

　　1981年，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北京市委又成立了自己的北京电视台。那时还没有卫星上线，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区别是播出收视的范围。中央台面向全国播出节目。

　　那一年的年底，我大学毕业被分配。系里找谈话，让我留校人民大学，给系主任胡华做助手。与此同时，台里也要求我回去。权衡之下，自知之明，我绝对没有像牛军，米鹤都，杨奎松那样价日枯坐，埋头故纸堆的毅力，加之我对电影的不灭热情，决定选择电视台。但我不带工资，而且专业是历史不是中文，不符合回去的条件。为此，中央电视台费尽气力，用各种方法到国家计委请调了一个名额，我才得以顺理成章地回到了原单位。

　　1980年代，是中国电视迅猛发展的开始，胶片换成了录像带，摄影机换成了摄像机，这对制作节目来说，真是太容易了。不过，电视台的规模也在扩大，播出节目的时长大幅度增加，新闻部的各个组独立出来，变成了国际部，体育部，专题部，少儿部，经济部，后来这些部又变成了中心。

　　以我对电视的理解，新闻永远是重中之重，这是毋庸置疑的。诺大一个国家，每天会发生多少让人瞩目的新闻。一个电视台，如果新闻节目做好了，就不用担心其收视率的问题。中央电视台得天独厚，尽管新闻千篇一律用词，播音腔，让人明明在听可似乎又什么内容都没听见以外，无人可与之竞争。我原是老新闻部的人，按理应该留在新闻部，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做简单的新闻节目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事业上的诉求。所以，我选择去了专题部。几乎台里所有重要的编辑摄影师也都去了专题部。

　　专题部除了负责制作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大型纪录片以外，还开始了专题评论节目。专题的产生完全是出于需要，因为它制作快捷，可以专注于社会热点，同时，摄像机同期声的运用也给制作提供了可行的条件。我还记得央视第一个尝试性的评论节目是《观察与思考》，那时我还在大学，看到满头白发的老编辑庞啸站在堆满大白菜的平板车旁，手里拿着一尺长的黑色麦克风说：“为什么北京市民冬天不存大白菜了？”当时我的感觉特别好，既生动灵活贴切又完全没有播音员的那种正式腔调。

　　回到台里后，尽管我也刚大学毕业，但台里把我跟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分别对待，连评职称自报公议时，领导也嘱咐我不要和别的大学生一样按规定自报助编，而要报编辑。我成为了被中央电视台最重用的年轻人之一。

　　台里要求我做主持人，创办了两个栏目《人物述林》和《青年之友》，这栏目名字都是老同事王元洪取的，我总觉得太过书面语了。做主持人我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不喜欢出头露面出图像，而且我当年是胸怀大志，要做大事的。但当时实在紧缺能独当一面的人，主持人不仅仅是主持，更重要的是负责节目的创意，策划，写稿，制作，完成等一切，还有速度。如果我写好了稿子，再让别人来念，那实在是太麻烦了。当时电视台从北京广播学院分来的播音员只有两位，杜宪和薛飞，他俩搭档新闻联播，和别的老播音员刘佳，李娟，邢质斌，赵忠祥一起轮流，根本不可能主持任何节目。

　　既然说起小杜和薛飞，我就在这里多提一句，希望不要被删稿。我第一次见杜宪是1981年夏天在山西，那时她还在广院，到电视台实习，跟着王元洪的摄制组到临汾拍摄当年从台湾投诚过来的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那是她第一次主持节目，摄像机对着她，她说话时脸上的肌肉不断地颤抖，我旁边看她的紧张自己也开始抖。我很喜欢杜宪，喜欢她的平和本色，她大我几岁，但两年前我跟她见面竟发现她还跟1982年进台时一模一样，看着比我年轻。她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铝饭盒，简单得不可思议，让我感觉真舒服。薛飞在中学就跟我是同学，他父母家住总政文工团，少年时他在校宣传队，我常常看他在台上演出朗诵。2019年疫情前，我邀请他给豆瓣做一个系列的播音大师课，未想审批不被通过。那晚，我又看到薛飞时感慨万千，他脸上的沧桑令我动容。

　　我当年主持节目很随意，既不化妆也穿着简单。王元洪说：“小杨，这可不行。”于是台里出钱在海淀一个小裁缝铺给我做了一件合身的深蓝色西装，多年后我偶尔找东西时翻出来，大吃一惊，衣服瘦小得只能给沙发上的布娃娃穿上。可见当年的营养有多么的缺乏。

　　当时在央视真能感受到民主的氛围，没有人惧怕领导，连我这么乖的年轻人都跟主任在走廊里大吵过一架，两旁的办公室里伸出无数偷看的脑袋。其实我在中央电视台人缘儿极好，没跟任何人有过嫌隙，耳闻文革中老同事之间有过派别之争，但我既不关心更不会去站边儿。比如吕大渝和赵忠祥文革中的恩怨，我也是从大渝的回忆录中才知晓。他俩都是我的朋友，我只能选择缄默。对于同事们的情感绯闻，别人叽叽咕咕地热切议论，我却听而不见，不仅没时间没兴趣，更因为我尊重隐私和所有真实的情感，也许我的原则与社会规范有别，我认为彼此真诚的那个霎那于我而言就是好。但那次吵架使我开始深思，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位截瘫的女士张海迪，全国上下由团中央号召大肆鼓吹她，宣传她如何跟疾病搏斗，意志坚强。一下子，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传播她多么热爱学习的事迹，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去上班了，到人民大会堂一遍遍听她的演讲。所有的新闻媒体，报社都在炫情地歌颂她，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写了满满两版的文章赞美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共只有4个版面，一个开合），说她留着长发，跟世俗抗争。

　　我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此事，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大家的脑袋都短路了。我不认识张海迪，对她没意见，但我对这种英雄式的狂欢反感至极，就像又回到了文革。这明明只是件不幸的个人私事，却耗费如此之多的社会百姓资源。如果真的关心残疾人，那就应该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比如，我的同学和央视同事叶晓林，他78年高考分数远高于大学录取线，仅仅因为一条腿有点跛，就扼杀了他上大学的基本权利，和张海迪相比，他肯定比她的学习还要好。记得当时他骑车到人民大学来找我，而我却无能为力，每每想起，心里都异常难过。好在叶晓林自强不息，且情商智商过人，后担任过《焦点访谈》制片人 。

　　所以对张海迪运动，我旁观，什么都没说。但是，麻烦来了，上面责问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对此沉默不语？于是台领导赶紧找到我，因为我主管青年栏目。叹气，我郁闷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带了摄制组去了山东聊城，拍摄了一部《张海迪家乡的朋友们》，我采访了她的父母，朋友，对她的妹妹（记得叫小雪）抱有很大的同情。小雪安静温顺，不爱说话，和她姐姐的个性天差地别。但她才应该是被人们宣传的英雄，因为是她每天默默无语地照顾无法做任何事情的姐姐，从小就背着她姐姐到处走。

　　回京后，台里认为做得可能还不够，我就又组织了一场张海迪电视讨论会，请了人民日报的刘宾雁先生，中央电视台的陈汉元先生，还有新华社的张军先生，节目由我主持。

　　审片那天，领导都来了，大家看完都说很好。突然，部副主任粟裕钊（绰号老光）说话了，他说确实不错，但是小杨的头发过了肩膀，太长，是小资，不行，必须重拍。哇，我当时的火儿一下子就涌上了头，我怎么可能再把这些人找来重复拍一遍？更何况，我的头发还不到张海迪的一半长。

　　我什么都没说，站起来就走了出去。

　　我跑出广电部大门，坐上大一路公共汽车到达了王府井，径直走进了四联理发馆。我说剪头发，师傅让我坐下。他问我剪多少？我说短点儿。他一剪刀下去，我说再短点儿。他犹豫地问我肯定吗……？

　　回到办公室正是午休时间，每个办公室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我从走廊走过部办公室，正在打盹儿的粟主任突然跳起来冲到走廊。

　　他大喊，声音异常洪亮，恨不得全楼的人都能听见：“小杨，你把头发剪得比我还短？？？以后怎么再出图像！！！”

　　所有人都称呼粟裕钊为老光，因为他是光头。

　　不过大家别误会，我是很喜欢老光的，他写得一笔好字，我对有才气的人都另眼相看。我讲这个小故事是还原1980年代初社会的保守，估计现在的读者都难以相信吧？其实部里的领导和同事们：朱景和，左耀东，王元洪，张长明，丁友友，王兴中，刘秘书等都待我极好，很幸运能和他们一起合作。

　　几天后，节目播出了。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找我，介绍自己名叫石湾，《新观察》杂志的编辑。他跟我约稿，让我当晚就写一篇张海迪的稿子。

　　我说：“不写！”

　　他沉默。但就是坐在我们办公室不走。我也不跟他说话，不是不懂得礼貌，而是气不打一处来。

　　终于，他很同情地小声说，“没办法，希望你能谅解，大家都是在这行混饭吃的，我们明早不发这稿子不行。我看了你的节目，你就归纳一下写出文字，真不想为难你。”

　　我突然觉得歉疚，就勉强答应了。一夜未眠，我把稿子写好誊清，第二天送到了杂志社，他们支付了我当时最高的稿酬，1000字12元，以表示感激。

　　我庆幸自己不是播音员，人们看到的只是播音员在社会上的光鲜，却体会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落寞（这是我逻辑上的猜测）。他们无论喜欢与否，每天都要朗读别人的稿子，做别人的喉舌，真是件最不容易的事情。他们还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用同样的语调和方式在镜头前说话，如同国庆节阅兵的动作，整齐划一，千人一面。至少我主持的节目文稿是我自己的写的，那次张海迪事件让我才深切地体会到这点。我反省自问，我这么爱思想的人真适合这个工作吗？

　　中央电视台值得记录的同事和朋友实在太多，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源源不断地写下去。斟酌了很久，决定再写一个朋友。

　　05

　　朋友李凯

　　前几天偶尔跟李凯连上了微信，甚是高兴。他发给我一些过去在电视台的照片，其中有我，有他，还有一些甚至忘了名字的同事。我说要写他几笔，他说他不值得写。李凯当年是中央电视台最帅的帅哥，估计无人会有异议，谁不想有机会写写帅哥呢？

　　不过李凯长得那么英俊一点儿用也没有，因为当时的电视台没人在意谁长啥样，就像陈汉元为吕大渝写序里说的：大渝很漂亮，只可惜漂亮得太早了一点儿，没得到切实的利益。我曾跟现在一位小有名气的央视主持人聊天儿，我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化妆，贴膜把瞳孔放大，把睫毛贴长，观众要看的是你言中有物，是你的思想，靠头脑谋这份职业比靠脸蛋重要。她立刻被逗得大笑，怜惜地看着我，摇头说你真是奥特了，可怜，可怜啊!

　　我虽跟李凯在一个部，但他在体育组，工作上没有交集，之所以熟识，是因为我每天早上7：50分从宿舍出来时一定会遇到他送女儿上幼儿园，广电部幼儿园的大门正好对着我住的5号楼，那时的人们做事情非常准时。李凯的小女儿家怡两三岁时长得非常漂亮，是他的钟爱，长大后家怡也学艺术，是个小有名望的客座教授和鉴赏家。李凯是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最后一批毕业生，他年龄只大我一轮，都属于部里的年轻人。

　　李凯很老实本分，话少，遇事不争也不张扬。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他拍的照片，才知道他段数很高。他作品的色彩，构思，内容，思想等之别致深刻，令人惊叹。看来专业和业余的差别真是天上地下，如同一位老钢琴家对众家长们说的：别到处吹嘘自己的孩子考过了英国皇家钢琴八级还是美国十级，那是业余的，比专业一级都还差得十万八千里。后期李凯拍的澳门回归大型纪录片，真是很有品位，那动人的童声大合唱，完全体现了他的独特风格。

　　要说我和李凯合作还是很后期了，说来话长，需要简述一下。1983年9月5号，我离开中央电视台赴美国最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读研究生。1984年的夏天，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奥运村就座落在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区里。当时我是个穷学生，来美时兜里只装着30美金，我需要工作和赚钱，支付上学必须的费用。我找到一份在奥运村里卖冰棍的工作，很容易，就是清早去领一台木头做的手推车，里面装满了各种味道的冰棍和干冰，推到奥运村里卖，一美元一根。

　　那天，我在罗伊斯大楼旁边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圆形垃圾桶，是用碎石子和水泥铸成，里面可以更换垃圾袋子，边缘宽大。我试着爬上去坐在上面，觉得很不错。于是我把推车停在面前，拿出书来读，如果有人来买冰棍，我就卖给他。

　　没过多久，我感到有人走到冰棍车前，我等他说话，他却迟迟不开口，我从书下面可以看见他的双腿。

　　“杨劲桦，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中文。

　　我抬起头，竟然是人大新闻系熟识的小广东谢同学。他胸前挂着照相机，佩戴着奥运会记者的牌子。我俩互相盯着看半天，笑了起来。小谢说是跟记者团一起来报道奥运会的，那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建国后第一次参加。还说记者团的团长是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先生。

　　王枫听见消息后立刻要见我，我说晚上还要打另一份工，他说请假。那天晚上他在一家叫雪园的中餐馆请我吃饭，还有一些别的人也在座，我唯一还记得的是体育部的岑传理。王枫问我打什么工？我答清洁工，扫教室和厕所。他大惊，说堂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在这里扫厕所？我说打工上学不丢人。看他眉头紧皱，我又笑着说，扫厕所不等于学习不好，你放心，我不会丢脸。

　　老王看着我半天无语，神色凝重，若有所思。一会儿，他和气地问我想吃什么（其实他们当时补助的钱少得可怜）？我说想吃鱼，他就点了一条鱼，放在我面前。看着我吃，还催促着，他自己没吃。回想起那天的温暖情景，我现在都想哭。

　　王枫说：“小杨，台里公费资助你读书如何？”

　　我摇摇头，说不用。

　　隔了一会儿，我踌躇地说：“我想用胶片拍一部纪录片，为我自己也为台里，作为我的毕业论文。台里能帮我吗？”老王当下点头首肯。

　　于是，我就回国用央视废弃了的16毫米胶片拍了一部电影。台里给我配置了一个摄制组，摄影师张旭奎，录音师李枫，照明师张平，我还请了我的朋友，著名的播音员（绰号小夏青）乔实，免费帮忙为我做制片。

杨劲桦与知名制片人大卫·沃尔泊在IDA颁奖现场

　　几年后，我荣誉生满分从UCLA电影学院研究所毕业，并且走了狗屎运，我拍摄的毕业论文纪录片《中国日记》荣获了国际纪录片最有影响力的IDA大奖和教育电影节苹果首奖，此片并在美国PBS电视台连续播出。UCLA电影学院师生异常兴奋，因为还没有任何学生荣获过IDA奖。颁奖那天阿城陪我去领奖，竟然看到电影学院院长也来捧场。

　　接着，我又被教授们无记名投票选中，和亚历山大·佩恩（两次奥斯卡获奖者）两人共同代表美国去参加意大利举办的世界第一届学生电影节。我想教授们一定是老糊涂了，忘记了我是个外国学生。

　　…… 回忆如涓涓流水，感伤莫名，这些事都太不值一提，但如果没有台里帮助，连这小小的荣耀都不会存在。王枫后来升为广播电视部的副部长，世事变化难料，诸多传言，但所有种种，都改变不了我心中的认知：王枫先生就是最令人尊敬的中央电视台台长。

　　王枫希望我能为台里做点事情，于是，就有了李凯的故事。

　　1980年代末期，中央电视台成立了广告部，台里最最能干，绰号为阿庆嫂的刘瑾茹女士调去做主任，李凯调去做主管创作的副主任。广告部的成立应该说是中央电视台划时代的里程碑，广告的大量收入，后来每年达到了数百亿人民币。由于资金突然的充裕，使电视事业开始了起飞。陈汉元为央视写了一句广告语：“广而告之”。

中央电视台讲课留影。后排左一李凯，前排左一史蒂夫、左三杨劲桦、右一罗伯特

　　然而，国内初期的广告制作水平还停留在非常低级的阶段，观众常常看到的是某个社会知名人士，手里拿个瓶子或药盒，装模做样，夸张地以个人信誉保证其品质的卓越；再或桌上摆几瓶酒几瓶醋，墙上挂几面锦旗，画外音是哪年得了什么大奖之类的，真是惨不忍睹。李凯开始联络我，希望能获得好莱坞广告艺术家们的指导。我点头应允，并多次带美国著名广告制作人去中央电视台免费讲课。

　　还记得第一次，我请了好莱坞顶尖的BBDO负责创作的副总裁罗伯特和大名鼎鼎的广告剪辑师史蒂夫，我做翻译。我们带去了几十个美国不同电视广告的案例，分门别类地从创意讲到制作完成。

　　记得在播放苹果1984年的Macintosh广告时，在座的央视创作人员无不精神亢奋。广告片中，一群一模一样类似机器的人集中在阴暗的大厅，无表情地盯着大银幕。屏幕上有个戴墨镜的人在讲话。他说：我们要意志统一，像一个人一样，有同样的决心和使命，让敌人困惑灭亡，我们将获得胜利。这时，有一个年轻女子拿着个大铁锤跑进会场，并把铁锤奋力掷向屏幕，屏幕粉粹了，画面隐去，然后出现字幕和画外音：“1月24日，苹果电脑公司将推出Macintosh，你将明白为什么1984年不会像《1984》。”

　　《1984》是乔治·奥威尔撰写的一部虚幻预言小说，于1949年出版。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单调无味、毫无生命力的循环可怕世界。这则60秒长的广告在1984年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的电视转播中播出，造成了空前的轰动。

　　那次的讲座效果是惊人的，台里的听众们如此之兴奋，他们未想到这些简短的广告竟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令人激动不已。

　　为了进一步的示范，我们还为国际航空公司拍摄了一条机上广告。记得在头脑风暴激辩之后，陈汉元一锤定音，把主题放在了“有朋自远方来”。于是我们拍了种种中国特色的片段，我们拍了中国大饭店拍弹古筝的女孩儿，拍了做扬州菜的大师傅挥舞着油锅，拍了民间艺人的扛杆儿，李凯还请国足好友李富胜和黄向东。化妆师把甘油抹在他俩的脸上，像是刚比赛完毕满头大汗。李凯是导演，胡峥掌机，史提夫剪辑。后来的三年里，我每次乘国航飞机都会看到此条广告。

　　后来有人问李富胜台里支付他们多少拍摄费用，富胜立刻急了，他说李凯和杨劲桦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怎么会拿一分钱？前几天李凯又跟我提及此事，我有点难过，问为何不付钱？李凯说当时这是他个人为台里做的事，不愿意去申请任何费用。现在国脚富胜已经与世长辞，再也来不及弥补这个遗憾。

　　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很快，央视广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作水平飞速提高，完全焕然一新，从简单直白式变成了有情节，有亲情，有技巧，各式各样的不同手法，一批优秀的广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比如，李凯当年创意的威力洗衣机的广告，画面和剪辑就非常出色。陈汉元修改了文案：

　　（女声）妈妈我梦见了奶奶梦见了你梦见了村边小溪，我给你捎去一件好东西。（男生）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

　　此广告一经播出，洗衣机卖疯了，卖到全国脱销，大家全都傻了眼，产品商激动得话都不会说了。这就是中央电视台广告的威力。

　　后来央视的广告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新闻联播时段的广告都会被拍卖，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当年的几千万是个什么数字？

　　大家不要小看这几十秒的广告，没有它，央视就不可能发展如此之迅速。

　　然而今天，产品商，台领导或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可有谁还记得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人——李凯？

　　……

　　此文断断续续，哩哩啦啦写了好几天，还可以不断地写下去……。但我觉得太累了，就先写到这里吧。

　　2021.7.12

　　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