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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镇江山,从前是一座荒山,“日清战争”(甲午之战)后,一个叫细野南岳的日本和尚来到安东,将这山起名“镇江山”。有人望文生义,认为隐含“镇压”民众之意,此大谬也,所谓“镇江”,乃是“镇住”山下的鸭绿江,因为,那时鸭绿江几乎年年洪水肆虐,苦不堪言。然而,每到春季,樱花如海,登山眺望静静的鸭绿江,令人心旷神怡。这也是一个幽静之地,解放军第50军便驻扎在山下。
1967年2月13日10时许,丹东市城北的八纬路上,有一支上千人臂戴红箍的队伍举着旗帜,唱着歌曲,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镇江山下,行至50军部的门前时,歌声戛然而止,驻足静立。
于是,军部门前的静坐开始了。学生排在前头,从旗帜上看,有“二中八三一”、“技校八二二”、“一中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以及来丹串联的大学生“北体主义兵”、“东野”等。学生队伍之后便是工人、干部、警察,如“丹东市职工造反总部”、“市直机关红色造反团”、“红卫士”(警察)等。还有来自街道的一面旗帜:“红色娘子军”,旗下站着几个小脚老太和一群妇女。女人在一起少不了唧唧喳喳的,被一个小脚老太 “哈唬”(土话,呵斥)了几句,叫她们要“严肃”点儿。其实,这些静坐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的表情与平时集会也没什么两样,虽说这次是面临带枪的人。也许,由于集会游行几乎是家常便饭,群众有些疲沓了,面部神经也松弛了。
但是,对于策划和组织“静坐”的头头来说,仿佛有这样一种政治幻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只要坚持下去,造成影响,惊动首都,中央文革小组就会出面给驻军施压,逼迫驻军重新表态,这样,八三一也就会从“山穷水尽”转向“柳暗花明”了。
(二)
给驻军送大字报的 “红司”,是被驻军压制的一派,但主要的谋划者“北体”——起初的旗号是“首都三司驻丹联络站”。因为,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红卫兵,所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东野”是被拉进来“联合行动”的,因为,面对着“用兵如神”,且拥有“镇压”权力的军队,“静坐”的结局会怎么样,“东野”领军人刘洪礼深感不安。但为了“革命大方向一致”,只好“求同存异”了。
一个站在队伍前边,操着北京腔的大学生挥起手里的小红书,拉开了这场戏的幕布: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怀着无限热爱、无限忠、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下面齐声附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依然是齐声附和“永远健康!”
敬拜仪式过后,便是诵读毛主席语录,于是,大家齐声背诵——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这段语录是“北京腔”一个人读完的,在念到“军队里”这三个字时,他特别加重了语气,而且,停顿了一下,用眼睛扫视了一圈。语气和眼神所包含的潜台词,不言而喻了:此时此刻,我们造反派是在同“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绝不可掉以轻心啊!
这时,军部门前出现了一排持枪的军人,显然,增加了守卫的兵力,以防“冲击”。同时,一个拿着相机的军官走出来,先是拍下了贴在墙上的“送给驻军的大字报”,然后冲着静坐的人群拍照,接着,又转过身来把镜头朝向讲演人。显然,这是在为“秋后算账”搜集材料,但也只能忍气吞声了。因为,行动前已经“约法三章”:不许冲击,不许乱呼口号,不许投一石一木等。但是,从照相“军官”的大模大样和脸上那种鄙夷不屑的笑意,使造反派感到了一种羞辱和压抑,无奈,只好通过“嚎唱”来发泄吧——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唱后面这首语录歌曲是反复进行的,末尾转为高呼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人的嗓子不是喇叭,唱了喊,喊了唱,终归,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了。就在此时,突然,乐声大起,震耳欲聋,循声望去,原来是军区的墙上、树上同时响起了高音喇叭——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语录歌此起彼伏,仿佛两军对峙开战之前的“叫阵”。此时的语录、诗词已成了各自的“武器”,而且,既是矛,又是盾,全在于使用者的心领神会了。比如,静坐者自以为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而在驻军的眼里不过是“几个苍蝇碰壁”,很快就要被“扫除”的。
(三)
静坐的人群在军部门口唱歌之时,忽然,背后响起一阵口号声: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
谁反对人民解放军,就砸烂谁的狗头!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原来,队伍的后面来了一辆“保皇派”的宣传车,有些静坐的人一跃而起,正要冲过去,汽车便急驶而去。但没有走远,只是停在道边继续播放。而军部这边的喇叭也在哇哇地响,如此,静坐者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天上飘起了雪花,而且,边下边化,分不清是雨是雪,一会儿,就淋湿了人们的衣服,风又呼呼地刮起来,冻得一个个直发抖,肚子里咕咕作响,似乎在提醒人们时已晌午,应该增加热量了。可是,既然是静坐,就不能解散。于是,头头便派人买来了面包,大家便在寒风冷雨中啃着分到手的面包,也没有一口热水喝。最难熬的是寒夜,站在刺骨的北风中,手和脚都冻僵了。次日,人们纷纷请假:有的冻感冒了,有的着凉了闹肚子,也有的不告而辞了。但是,“阵地”还是要坚守,地上的雨水结冰了,便从郊外运来些稻草铺上。于是,墙上出现了这样的大标语:“丹东无稻草,饿死‘东野’驴”。在那个年代有句口头禅——“捞稻草”,意思是快要淹死的人,一根稻草也要抓住,以求活命。这个生动的比喻,是两派互相投掷的一块石头。
静坐的人数与日减少,驻军的宣传逐步升级了,火药味更加浓厚了,不仅面对“静坐”的群众,而且,宣传车走街串巷——
广大革命群众们,正当我军指战员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实际行动坚决支持了革命左派的时刻,丹东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妄图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真是蚍蜉撼大树,痴心梦想,它们得到的只能是灭亡!
中央军委已经下达命令: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市民们议论纷纷,看来,送大字报是引火烧身,老虎要下山吃人了。
(四)
1967年2月13日,“红司”(八三一)发起的50军部门前的静坐,由“门庭若市”而与日俱减,以至几乎“门可罗雀”了。
这种残局的出现,不仅由于驻军的舆论攻势,也与长期洗脑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市民的脑子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没有解放军的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尤其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把军队捧上了天 ——“佛爷的眼珠碰不得”。所以,中南海里可以贴大字报,但给驻军送大字报却被拒之门外。由于,对军队的神圣和崇拜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在被斥为“反军”的舆论攻击之下,产生了惶恐不安之感。于是,有的“开小差”,也有的学生被爹妈直接拽走了,还有“反戈一击”的,贴出大字报声明重新“站队”,加入了“拥军派”。
“站队”,是文革运动中的一个现象。你今天是这一派,明天又“投降”对立派,有人骂“变色龙”,但“变色龙”理直气壮地搬出了“圣上”的话: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什么要紧。并且,“拥军”也是谆谆教导啊!况且,形势发生了变化,“保皇派”摇身一变成了“拥军派”,或者说,当当响的“左派”,而造反派陷入了“反军”的泥沼,或者说成了“右派”。所以,若不“重新站队”,一条道跑到黑,那就等于“找死”了。因为,林彪说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而军队又是专政的基石,和军队“誓不两立”,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先逃跑者活命。
2月18日,“静坐”只剩下了几十人,可谓“铁杆”造反派了。
(五)
在寒风冷雨中坚守“静坐”,可以说,是一种艰难的“煎熬”。之所以能苦苦支撑着,是痴迷于等待和希望。散发的传单上说,丹东驻军支左的“问题”,已经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了,而且,马上要派人来解决丹东的问题。后来,又出现了江青要亲自驾到的“小道消息”。但“传单”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当时“首都三司”(司令蒯大富)向全国各地派出“联络站”,煽风点火,掌控形势,当然,包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了,可以说,起到了一种“耳目”的作用。在丹东便有“首都三司驻丹联络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大表大会驻丹联络站),其成员“北体主义兵”(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的曹会治便是负责丹东文革情报的。
据曹会治的回忆,对于丹东驻军支持“保皇派”的问题,特别是出兵镇压五龙金矿红色造反团,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且抓捕了几名工人头头,所有这些文字材料由他交给了在京负责上报中央有关信息的同学,此人姓名早已忘记了。由于,“北体主义兵”属于“三司”蒯大富这一派的,后台便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且,“北体主义兵”头头刘长信乃“体院革委会主任,蒯大富的‘天派’战友”,不但与中央文革小组有电话联系,且与谢富治(时任中央文革成员)多有接触。正因为“手眼通天”,地方造反派才跟着“首都红卫兵”的指挥棒转。所以,给丹东驻军送大字报从谋划到行动,按照曹的记忆,总导演便是“驻丹联络站”的“北体”老师田麦久,送给驻军的大字报也是他的手笔。
(六)
虽然,丹东驻军的支左问题通过“内线”已经“上奏”了,但却是如石沉大海,既没有中央的批示,更没有首长的光临。令人震惊的是,无论是大报还是小报,触目可见的消息是,全国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遭到了军队的镇压。譬如:
2月4日,湖南省军区将造反派“湘江风雷”和“红旗军”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致使全省约10万人入狱。(注1)
2月5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打死了静坐的学生韩桐(内蒙师范学院),这是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注2)
2月17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福建军区对激进造反派的进犯展开反击时,称反军活动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疯狂反扑”。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军人政权对激进造反派的镇压便毫不容情了。(注3)
……
丹东驻军的宣传车措辞愈加强烈,语调愈加激昂——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丹东驻军,正说明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支援无产阶级左派的夺权斗争,做得好!好得很!
任何人、任何组织,凡是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的,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拥护解放军的。所以,我们在此发出紧急呼吁: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显然,驻军已经把“静坐”升格为“冲击”了,而且,扣上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非但如此,在呼吁“反戈”的同时,驻军还公布了造反派主要头头的名单,鼓动革命群众起来“扭送”坏头头——立功者受奖。
小城的造反派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境地。锦江旅社(赴丹学生住地)附近不时出现盯梢的人,大概是张网已待了吧。
18日,田麦久和刘洪礼召开了紧急会议:“静坐”难以坚持了,面对危在旦夕的局势,决定上访东北局——敦促丹东驻军转变立场,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吧。当夜,大家各自分散行动,约定在列车上集合。
注1:周伦佐《试探“二月镇反”的内幕》(原载《议报》)
注2:吴迪《1967年内蒙古“造反派”与内蒙古军区的冲突——“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注3:华林山《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6年8月号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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