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秀：我的父亲母亲

　　一

　　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父亲一生历尽艰辛，就是为了这些吧。他坚毅果敢，家国是心头首要的责任。记得小学三年级一天的晚饭后，他把我们兄妹三人叫到跟前，让我们都在他对面坐下来，然后喝了一口浓茶，嗽了一下嗓子说：“你们也不小了，有一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和你们说吧。”

　　我们都紧张起来，父亲从未和我们如此郑重地谈过话。

　　他说，他曾经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飞行中突然遇到狂风和气流，飞机就像一片小树叶，被狂风裹挟着以最快的速度向一座雪山山峰撞去，眼看着峭壁瞬间冲到了眼前，他吓得头皮发炸双眼暴突，拼死命拉操纵杆，满载抗日物资的飞机咆哮嘶吼着终于升高，逃过了这一劫。

　　还有一次，那天怎么就发起高烧来了？42度多，浑身滚烫视力模糊，头晕眼花走路踉跄，怎么能够值班去飞行呢？本来，父亲他们是绝不能请假的，因每一次飞行都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后一次绝飞，谁该来代替你呢？但是一位年轻的美国飞行报务员站了出来，代替父亲值班。也就是在那天傍晚传来噩耗，那架满载抗日物资的C-47运输机失事，在茫茫雪山中消失，后来知道，三位美国飞行员全部遇难……

　　父亲说，如果那天不是他发高烧，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了……

　　“为什么是美国飞行员？你为什么和美国人一起飞行？在哪儿飞？那是什么地方？”我不甘心地问。那是个仇恨美帝国主义的时代，我根本不相信美国鬼子会帮助中华民族抗日。父亲愣了一会儿，欲言又止，叹了口气，不再说这件事。

　　他又说，1949年11月9日，自己从香港参加了两航起义，他和35位飞行员一起，满怀赤子之心，驾驶着12架飞机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大陆。这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6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群主体。在他们之后，四千多位两航职工全部起义，回到了大陆。“你们妈妈抱着万城（在香港出生的哥哥）后来坐轮船回来，好险啊，下船后才发现，行李被偷走了一大半！那些很多都是金银细软呀！”。

　　父亲还告诉我们，就这样，他还是把家中的全部存款都捐了。

　　“存款都捐了？捐给哪儿了？”哥哥问。

　　“1951年，国家号召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我都没和你们妈妈商量，就把全部存款捐给了国家。”

　　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后，到1951年12月27日结束捐款，全国人民已经捐了47280亿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3152架。

　　母亲说，当时在报纸的一个小角刊登过父亲捐款的消息和数额，可惜这报纸已找不到了。

　　父亲的两次死里逃生，似乎和我们很远，他现在不是还活着吗。他的捐款好像和我们也没关系，小小年纪，对钱没有概念。

　　单纯率真的父亲毫不怀疑自己丰厚的工资足够养活一家五口。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多舛的命运已经像一张巨大的黑伞，遮住了阳光和希望。几年后就削减工资100多元，几年后又减了一百多元，回国不到十年，不愁衣食的生活已经成为了历史。

　　记得一次他下班回家，愁容满面地对母亲说：“我工资又减了，现在一个月……只有109元了。”母亲惊愕得瞪大了眼睛，半晌才带着哭腔说：“我们怎么活呀……”

　　后来，几乎每个月都入不敷出。我经常看到他们愁容满面地拿着记账本一点点地算，什么地方还可以再省一点儿？在香港时家境优越，家中有厨师保姆，哥哥有奶妈。面对现在的状况，父母不知该如何节省，更不知如何适应北方的生活。母亲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回来的，她能做画，能弹琴，说一口流利英文。她既是摩登女郎又是娴静淑女。家境优越的她连馒头都没见过，以为吃时要剥皮。现在，需要自己生炉子，自己做衣服，还要学会给我们理发剪发。每分钱都得算计，都要节省。就这样仍旧不到月底就捉襟见肘，只能向亲戚借钱或变卖东西。但无论怎样拮据，过年时母亲肯定会让我们穿上新衣服。

　　二

　　1960年“自然灾害”时患心脏病的弟弟做了心脏大手术，出院后却无法给他补养身体，不要说肉，已经很多天连蔬菜都吃不上了。母亲向邻居学着，把淘米水留下来沉淀，最后那些底部浑浊的米粉还可以熬出糊糊，给我们吃。后来听说鼓楼后面有个“黑市”，也就是“地下”农贸市场，因当时没有个体经济，任何出售私人产品或物品的行为都是犯罪，卖东西的地方就是“黑”市。母亲叫哥哥到那里去小心找找，希望能买到一点儿蔬菜给弟弟吃。哥哥去了之后，不知运用什么火眼金睛还真的就买到了一颗小小的白菜，裹在衣服里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那棵白菜的样子我记得非常清楚，长度是5、6寸，直径2寸左右，我们放到鼻子底下深深地闻，好香好香的蔬菜味儿！这棵白菜花了整整1元钱，是全家两天的生活费。白菜给弟弟吃了，那个白菜根可舍不得扔，我把它养在一个漂亮的小碟里，放在窗台上。它居然又慢慢长出了几片绿油油的叶子，在阳光下舒展婀娜身姿，为全家带来了快乐和维生素。

　　我六岁开始学钢琴，那个时代的小学生童年都是玩儿过来的，跳皮筋、扔包，歘拐（歘读chua，三声，旧时北方小女孩的玩具，是羊的膝盖骨，只有后腿有），乐此不疲。我却很像现在的小学生，放学后从没有时间玩儿，坐在钢琴前一遍遍地弹奏练习曲，星期天也不得休息，要到少年宫去参加舞蹈组和合唱团的活动。父母还让哥哥学小提琴，弟弟学长笛。他们希望从小培养我们一些音乐素养，能够接受丰沛的教育，并严格要求我们的品格高贵，丰富，质洁。

　　但日子却越来越艰难。1961年的一天晚上，我竟然听到父母商量着要把钢琴卖掉，补贴家用。我伤心欲绝，趴在钢琴上哭了很久。虽然我弹练习曲的时候有时偷看小人书，虽然我心烦的时候弹了五遍就会骗妈妈说弹了十遍，但还是深深地爱上了这能迸发生命热度的黑白琴键。

　　泪水无法阻止父母的决心，那天，几个身材高大的工人来搬钢琴了。我大哭着向父母哀求，我可以不吃糖，不穿新衣服，请你们不要卖掉钢琴……但是，放钢琴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块黑色的空渊。我站在那里，眼神呆滞，很久才清醒过来。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巨大悲哀。就这样，父亲也绝不后悔自己当初捐出了全部存款。

　　钢琴买的时候1250元，四年后只卖了400元。这钢琴变成了我们兄妹三人长身体急需的鱼肝油和蛋白质。两年后哥哥考上了北京五中，1965年，我双百分考上了清华附中。

　　三

　　初一还没有读完，那天就来了。

　　怎么会有这样颠倒黑白的日子？怎么对国家，对民族危亡用自己生命承担的父亲，被民航革委会定为“特务、间谍”，成了阶级敌人？小小的我，怎么就成了狗崽子？

　　国人就像被注射了生化毒素，相互之间发起匪夷所思的殴斗和疯狂虐杀。清华附中，我班里四面的墙上贴满了谩骂的大字报，都是针对我的。

　　我已不敢待在学校，每日在家躲着。一天，两个同班女红卫兵突然雄赳赳来抄家，把所有地方翻了个遍，但凡有点儿蛛丝马迹我们可能都会没命。母亲吓坏了，厨房的下水道里是她刚刚扔掉的金项链，后院泥土底下是前一天匆匆埋起来的砸烂的黑胶唱片，和她剪碎的旗袍。这俩同学在屋里屋外翻腾检查着，只要稍稍注意一下院子里土壤的颜色，就会发现灰白的干土面儿中有一块地方颜色发深，但她们没有发现，悻悻地走了。

　　父亲已被下放到内蒙监视劳动，做英语老师的母亲则被学校开除，在街道上扫大街扫厕所。全家都是政治贱民，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不属于这个世界。每天，墙上的像微笑地看着我们，让我觉得更加卑贱与孱弱。我们住的那幢楼，邻居全是部队干部家庭，只有后搬来的我们是另类，低头进出，不敢与任何人打招呼。母亲善画画，想找个地方去做美术临时工，挣些钱缓解一下家中困境，居委会王主任皮笑肉不笑地对她说：“老钱，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别想出去工作。呵呵！”

　　楼下黑洞洞的楼道门就像撒旦的大口，那是我们全家停放自行车的地方。突然一日自行车车带全都被扎，然后就是连续被扎，最多的一次，一条新带被扎了三十多个窟窿。记得补带的师傅鄙夷地上下打量着我：“你这是被人扎的，你什么出身？”那个眼神深深刺进心脏，刺出眼泪。

　　所以后来不管多累，每天我们兄妹三人都吭哧吭哧把几辆自行车统统搬到三楼，推进屋里。出入楼道的时候则低头快走，不敢和任何邻居眼睛对视。

　　记得是个深秋的日子，万物肃杀，树叶凋零。突然一声巨响，家中的一块玻璃窗爆碎，几个硬物破窗而入，裹携着碎玻璃哗啦啦差点儿击中我们的身体！全家惊呼起来，仔细看，硬物是几块砖头，显然是有人故意扔投的。

　　我跑到窗框边侧目张望，楼下已经没有了人影。

　　我们苦苦猜测，是谁干的？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千万别和他们讲理，赶紧找一张没有主席像的报纸，把窗户糊起来。

　　没想到过了几天，袭击又一次发生，然后就成了常态！不知何时，不管是在吃饭还是睡觉，突然就是一声巨响和满屋横飞的“子弹”，然后就是我们撕心裂肺的惊恐大叫。怎么继续生活？巨大的恐惧裹挟着我们，出门时邻居们鄙视的目光像是在杀人：“你们他妈还活着干嘛！”回家后窗户如獠牙之鬼，随时都要扑上来把我们撕碎。

　　父亲在内蒙每日交代历史问题，怎么也过不了关。扫大街的母亲劳累疲惫，回到家中却无法入睡，精神濒临崩溃，还要打起精神安抚惊恐的我们。玻璃窗已经破碎不堪，随着狂风狰狞地咆哮。又一次袭击之后，仅剩下的一块碎玻璃哗啦啦落了地，我气得心动过速，血脉喷张，再也不想忍受下去了！

　　管它什么出身，什么崽子，和他们拼命去！三窜两窜跳到楼下，眼睛充满血丝，像泼妇一样插着腰，学着用此生听到过的最粗俗语言，对着全楼那些深不可测的窗户破口大骂！那些厕所墙上看到的下流话从嗓子里连珠炮般喷发出来：“××××××！别以为你们狂，我TM也有人！我知道你们是谁，住哪儿！听见了吗？你们等着！再敢扔一次砖头我就叫来人，看谁还能活着出来！不信你们就试试！××××××！”骂得惊心动魄，穿云破天！骂毕，仍旧咬紧牙关睁圆眼睛豹立在那儿，怒视黑乎乎窗户后面的人影，等着砖头的疾风暴雨向我袭来，然后壮烈躺倒。奇怪，怎么没人出来应战？怎么是死一般的寂静？

　　闹了半天，他们也吃软怕硬！我从此知道了谎言的巨大威慑力。只要不要脸，敢说谎，别管多难听多下流，骂出来就是真理，就有人信！

　　从此，我家的窗户再没被人砸过！

　　四

　　当时的清华附中，校长老师被数次批斗惨打，剃了阴阳头。红卫兵在学校大门旁用树枝搭了一个低矮的狗洞，横眉竖目呵斥着校长老师们从狗洞里钻进钻出。每个班都揪出反动学生或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苗，我们班长晓芬的家庭出身是工人，根红苗正的红。但她学习成绩优秀当了班长，因此由红变了黑。

　　在一次对晓芬的班级批斗会上，一个不是红色出身的女生出于表现自己的迫切需要，忽然愤怒地站了起来，坚定地走向晓芬，直盯盯看着她低垂着的面庞，同学们都开始兴奋，以为会有一个革命的举动出现，比如扇一个大嘴巴子，或者干脆几个，然后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高举手臂喊一句口号。没想到的是，一口浓浓的东西黏糊糊地从她嘴里喷射出来，准确地落到了晓芬楚楚可人的面颊和柔软的头发上。

　　大家都差点儿吐了。

　　后来，我和晓芬，两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崽子惺惺相惜，成了好友。

　　再后来，那场动乱结束了，父亲平反了。飞越驼峰的事迹被人写成报告文学和小说，两航起义被拍成电视剧。父亲和他的中航央航同事们，被人称为抗日英雄，中华脊梁。

　　如今想到这段经历，常常时空错乱，觉得历史和现实交错出现，混乱不堪。黑白还会颠倒吗？战争又快来了？敌人又蠢蠢欲动了？懵懂无知的孩子们还会想着上战场献身，做英雄的炮灰吗？那个修改了我们基因的魔鬼，还在血管里爬行吗？

　　如今的我，已经鬓白。本以为这一页早就翻过，没想到它那么强烈那么执着地从心底向上冒，让手指不能停歇，敲击键盘声音的后面还蕴含着什么酸楚和感悟，只有亲历者心中明白。

　　如今的我，经常沉浸在回忆中不能自拔。想起父亲说的话：“如果不是那个美国飞行员替我值班，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了。”我经常深深地自责，父亲在世时，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问一下那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他还在喜马拉雅的冰川中熟睡吗？他们飞机的残骸还在驼峰山谷中闪闪发光，给后来的飞机当做航标吗？他叫什么？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的名字？

　　我想，每个清明节都在想，想为他送上一束最大的绝美鲜花，让无尽的芬芳与感恩拥抱覆盖着他，然后，在他的墓前长跪不起……

　　终于在作家刘小童所著《驼峰航线》一书中的最后几页，看到了这样的几行字描述当年父辈的飞行：“丘吉尔先生说‘在人类战争史上，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么多的人的生存，要依赖那么少的人。’在战争年代，中航、印中联队，就是这些人和他们那些破烂飞机，使四万万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坚持到了最后！”

　　在这本书中的附录一和二，我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牺牲者的名字，先是53位中国名字，然后就是英文名字！我向后翻着，不是几十人，不是上百人，一共9页多密密麻麻的生命，我含泪数着，落泪数着，一共1508位英雄！

　　七十年时光薄如蝉翼，那些鲜活帅气的年轻生命，穿越时空，倏忽扑面而至。

　　这些静穆的伟大名字默默地告诉我：他们是我的父亲，我们大家的父亲。

　　不能再颠倒黑白了！他们是勇气，是责任，是担当，是我们向和平不懈努力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