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口述：1966年的北京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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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

　　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

我追问：彭真出了什么事？宋任穷说：你到北京后由中央同你谈。任穷同志不愿多谈。

　　我在沈阳待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时在外地，刘少奇主持。

　　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

　　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

　　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

　　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我听了最后两三天的会议，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的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因为前一段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许多事情不接气，听不懂。这时彭真同志已经不参加会议了。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

　　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

　　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

　　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

　　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担负起北京市的工作的。

　　北京市委5月下旬改组，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

　　新市委的名单于1966年6月4日公布。3日，周总理告诉我说名单要在报纸上刊载。

　　北京新市委存在的时间只有七个半月。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市委被夺权后，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人被关在东交民巷14号，学生和造反的工人在近处监视我们，大院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守卫着。以后，我们又被弄到工厂去了，然后又被揪回来。

　　李雪峰主持市委工作不到两个多月，华北局里就有人开始造反揪他了。我记得好像是在一次检阅时，毛主席对李雪峰说：避一避，避到内蒙古或天津，一方面照顾当地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指导北京市的工作。

　　李雪峰后来到了天津，开始我们还可以通话，但后来，我们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

　　北京市派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资反路线”错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我记得当时华北局正在开会，李雪峰让我参加了会议。会议好像是解决内蒙古乌兰夫同志的问题，还有天津、河北的一些问题。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由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大大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

　　我们当时认为，学校的党委一瘫痪，整个运动将无人领导、无法领导。我们每隔一两天就到怀仁堂去参加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情况汇报会。大家都觉得必须马上改变这种状况。

　　针对学校混乱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要新市委提出关于中学、大学的工作纲要，并指定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搞中学的纲要，北京市委搞大学的纲要。

　　工作纲要搞好后，我们向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中学的纲要可以了，大学的还需要修改。在汇报会上，李雪峰提出了如何解决目前学校领导瘫痪、学校无人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市委可以派工作组。陈伯达后来反对派工作组，其实他是最早派工作组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

　　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了解情况、领导运动。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将决定报告了毛主席并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北大工作组的组长是张承先，清华工作组的组长是叶林。后来，为了解运动情况，刘少奇还派了王光美参加清华的工作组。我和李雪峰商量后决定工作组的组员从“四清”工作队中抽调，中央各部委的各地院校由中央各部委派人组成工作组进驻。

　　工作组进驻后，局势稳定了一些。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

　　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

　　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7月18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李雪峰、吴德、胡克实关于北京情况的汇报。江青也来参加了，她是后到的，坐在一个角落里。李雪峰汇报说各学校行政组织都已瘫痪，不派工作组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了。陈伯达一反常态，表示反对派工作组，邓小平当场站起来与陈伯达争论起来。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要派工作组。我也认为不派工作组无法领导运动，“四清”运动不也是派了工作组吗？人民日报社就是由中央派了工作组的。

　　7月23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听李雪峰和我的汇报，陶铸、康生等人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参加。李雪峰先是汇报了华北干部会议的情况，我们看到毛主席很不耐烦。李雪峰转到汇报北京的情况。

　　毛主席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

　　像翦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批，怎么改？群众写对联讲“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指翦伯赞)你们不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依靠学校里广大师生。

　　毛主席指责我们说：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毛主席决定马上撤销工作组，要我们执行。毛主席批评得很厉害，提到很高的高度，说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了群众。

　　在回来的路上，我与李雪峰在车上商量了一下，我们前几天刚传达了派工作组的决定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现在又传达毛主席相反的指示，怎么向群众解释呢？怎样才能把工作组撤出来呢？以后的运动又怎么来领导呢？

　　李雪峰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他说上次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是你传达的，这次传达还由你来讲。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操纵，派到学校去的各个工作组没能撤出来，遭到了揪斗。

　　在一次中央召集的汇报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都参加了，李雪峰不在，好像到天津去了。我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下发了，但是工作组撤不出来，工作组的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问题责任在我们，他们的问题回到本单位解决为好。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点头表示了同意。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仍是揪住工作组不放，工作组一直到新市委在第二年“一月风暴”中被夺权后，才撤出来。那时，工作组也开始造我们的反，揪斗我们。我在被揪斗时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被夺权了，你们赶快回本单位吧。

　　1966年7月28日，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这以后，我感到没有办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周总理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总理指定我为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的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李雪峰和我以及清华工作组的组长叶林进行检讨。江青、康生亲自到北大、北师大煽风点火。毛主席还派周总理到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李雪峰主持，宣读了市委28日《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出来了一下。

　　粉碎“四人帮”后，李雪峰告诉我，在这次大会之前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斗争很尖锐，毛主席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后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刘少奇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动荡的北京市委我也可以下去。毛主席说：你可以稍稍下去一点点，不要下去那么多。

　　人民大会堂大会后，新市委负责人开始多次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以及在各个大学的大会上检讨执行了“资反路线”的错误。我和李雪峰检讨了不下十次。

　　说几个当时的情节。有一次李雪峰在北大作检讨，我和刘建勋(刚从河南调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场。检讨大会由聂元梓主持，大会开始后，聂元梓对我说外边有人要把李雪峰揪走。我说不行，我们一方面是检讨错误，一方面是支持你们，你们应该派纠察队保护嘛。

　　结果聂元梓根本未作任何保护，而是勾结从事，李雪峰检讨完了，没有上车就被一些人架跑了。

　　我很生气地对聂元梓说：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你要负责设法找回来。我知道这伙人是受聂元梓指使的。

　　聂元梓一句话回答我说，她没有办法。

　　刘建勋见事，着了急，坐车风驰电掣般跟着揪走李雪峰的那伙人到了政法学院。结果他也被揪到一个会上挨了斗。

　　我回来后，将情况紧急报告周总理。过了一晚，周总理派周荣鑫去政法学院才把李雪峰和刘建勋要回来。

　　接着，北京工学院贴大字报，限时要我去检讨“资反路线”错误。我检讨完后，学生们一下把我的稿子抢走了，还把我扣住批斗了好几天。

　　北京工学院还没放我回去，我又被一批从吉林来的造反派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

　　吉林来的造反派在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审问了我一次，还把我拉到火车站，说要押送我回吉林接受批判。到车站后，因为火车不通，才没有走成。

　　他们关我的地方没有床，睡觉只能躺在地板上。我记得我的房子门内放着一个大铁哑铃，有一个人昼夜监视着我。到了夜晚，我提出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们怕我自杀，抢走了我的安眠药。

　　这些揪我的人有些是地质部系统的，地质学院的，他们坐的汽车是地质部的。

　　我对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说：我在吉林工作了11年，我请求过周总理是否要回吉林交代清楚，周总理说中央不同意。现在你们没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我不能去吉林。

　　半夜，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要我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周总理接见他们，但不讲我现在被关押的地址。

　　我马上给住在京西宾馆的刘建勋打电话，说明吉林的造反派要通过我找周总理，请刘建勋转告周总理。打完电话后，我对造反派说，我已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那些造反派将信将疑。

　　第二天，这些人又让我打电话。我提出，找总理的秘书，你们不告诉我地址和电话，就是总理知道了，又怎么能找到你们。吉林这些人只好同意告诉我被关押的地点和电话。这时我才知道，我被关在电影学院的四楼里。

　　我又把电话打给刘建勋，告诉了我的情况及他们的要求。当时，这些吉林的造反派还怀疑我是否真正把电话打给周总理的秘书了，他们问我是不是周总理的秘书在接电话，我说是。

　　刘建勋找到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焦玉山打电话找吉林造反派的头头说，立即释放吴德。焦玉山还在电话中批评他们这样搞是错误的。

　　电话打完后，吉林的人告诉我说，刚才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要听，立即放我出去。他们还问我中央文革办事组是不是有焦玉山这个人，怎么找这个人等问题。

　　我说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人，可以到钓鱼台去找。我打电话给市委，他们派车来把我接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周总理很关心我的下落，以为我被关在天津了，曾派陈一夫同志坐汽车追到天津找过我。

　　再讲几件事情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吴子牧在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

　　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北京市委说话没有人听。张霖之在矿冶学院被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造反，彭小蒙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回答可以不可以成立红卫兵的问题时，被台下起哄打断。

　　当天，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检讨，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在，彭小蒙来到会场对江青等人说有人不让她讲话。江青当时就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我说我去看一看吧。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和我去的。

　　当时，市委里驻进了一百多个联络站，秩序极为混乱，市委根本不能办公，只好搬到北京饭店、椿树胡同，又转到京西宾馆去临时办公。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指责我们是地下市委，怕见群众，要我们回市委去办公。

　　刘建勋说中央批评我们了，我们应该回去。我说不能回去，动荡的北京市委回去就出不来了。刘建勋提出他回去试一试，结果，刘建勋被包围批斗了一日一夜，还被迫在给造反组织提供经费的报告上签了字才被放出来。

　　此事中央文革批评市委犯了经济主义错误，收买造反派以保自己。

　　那时市委基本上是瘫痪的，先是学生然后是工人造反，是京西煤矿的李思聪带的头，他好像是“革造”这一派的，后来做了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

　　工人造反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在长安大戏院把高扬文找去，谈了一天还不让回来。我在人民大会堂将高扬文被扣的事报告了周总理，我说高扬文的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可否换一个人去。刘建勋说他可以去，总理同意了。

　　结果，刘建勋一去不返，也被扣住了。周总理派周荣鑫去现场了解情况后才知道，造反派是要逼市委承认他们的造反组织。

　　我记得我在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高扬文的情况时，有报告说有人正在冲击国防部。周总理、叶帅、陈伯达都在场，还有几位老帅也在场。

　　情势严重，不容拖延，周总理叫张春桥、戚本禹等去国防部制止冲击。张春桥回来时洋洋得意，对几位老帅说：群众都是很讲道理的啊！是革命的，一讲就撤走了。

　　潜台词是说，为什么你们几位老帅说了就不行呢？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搞乱天下，然后从乱中显示治乱者非他们莫属，妄图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的阴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