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最后20年：当钱瑗和钱钟书走了以后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对她来说，死亡不过是回家。也许只有死亡，才会相聚，从此再无生离，也再无死别。惟有走出时间的永恒。

　　如果人生是一盘棋的话，杨绛的残局从1997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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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刻薄莫过于钱钟书。他号称“民国第一毒舌”，天下没几个瞧得上的人，挨个吐槽陈寅恪、王国维、鲁迅、胡适等等，刻薄起来字字带刀。但唯独只要一说起杨绛，瞬间冷脸化暖，口剑化蜜，百般夸耀如飞花堆锦，甜烂得一塌糊涂。

　　文人间的秀恩爱，我没有听过比这更高的溢美之词。我们是一个热衷以强者为中心的民族，过去周海婴直到晚年，出门被介绍都是“这是鲁迅的儿子”。对于外人来说，至亲名气太过强盛，会“吃”掉身边人的存在感。杨绛没有被钱钟书“吃”掉，她与钱钟书是双峰并峙，不必被介绍“这是钱钟书的夫人。”

　　但钱瑗，却是被他们夫妇共同“吃”掉了。

　　钱瑗是杨绛和钱钟书的独女，她的一生没有太辉煌的事迹，只是数十年如一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爱岗敬业，清白做人。在杨绛眼里，她是一个“尖兵”，业务出色，但骨子还是一个小兵，没想当将军，却在认真平凡中很满足、很快乐。

　　钱瑗受父母的耳濡目染，也爱读书。家里满屋子的累世藏书、字画的墨，在空气里氤氲着淡淡书香。儿时家里停电，钱钟书与杨绛就着月光谈论诗文，钱说上句，杨就在另一个屋子里接下句，钱瑗在一旁听得入迷，第二日就将诗文找来熟读。

　　杨绛、钱瑗（中）、钱钟书

　　钱瑗有一副好心肠。她曾有一个朋友，遭遇四人帮，不堪受辱自杀，可自杀没有成功，落下了终身残疾，生活得十分落魄。钱瑗每月从工资抽出1/7邮给对方，直至对方过世。

　　钱瑗是一个好老师。当时北师大给老师一个福利，可坐班车回家，她不愿接受，每天和学生一起，背着大包子书和教案挤公车往返。她对学生无论学业、感情的开导，无不耐烦。每次遇到单位体检，借故躲开，就为多留出几个小时写教案。

　　而命运多诡，如果她没有躲过一次又一次的体检，或许不至于在59岁时就撒手人寰。

　　1997年的早春，钱瑗病逝了。她先患的是骨结核，以为康复有望，还在家里带学生。遗憾的是，再次复查确诊为癌症晚期，极难救治。杨绛陪护她的病体，眼看着她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与病魔死神对抗，节节败退，终至一败涂地。

　　钱瑗临终前，与杨绛手握手，静默无言。两个小时后，她说，“妈，我累了，想睡觉了。”杨绛点点头，为她掖了掖被子，温声说，“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这就是母女最后的诀别。

　　对外人来说，钱瑗只是被父母“吃”掉存在感的一个普通教师。但在杨绛来说，钱瑗的存在大于世间一切。杨绛一生写过《洗澡》《将饮茶》等当世名作，但在她的爱语里说：

　　阿瑗，是我平生惟一的杰作。

　　奈何“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亲眼看着自己的“杰作”，彻底碎掉了。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心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就像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钱瑗的一位学生曾对她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钱瑗不同意这个说法，微笑说：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钱瑗火化后，北师大的师生们恳求留下部分骨灰，将其埋在陈垣校长铜像侧的一棵雪松下，每年清明至此拜祭，以表怀念。后来杨绛想女儿了，就趁着夜深人静时，到这棵松树下坐坐，归去时，呢喃套用苏轼那首哀婉至极的《江城子》：

　　“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常青树。”

　　钱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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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一年。

　　1998年的11月21日，北京天降大雪，一片银装素裹。

　　钱钟书在医院度过自己的88岁生日。社科院的同事们捧了蛋糕前去庆贺，然而此时的钱钟书，却连切蛋糕的力气都没有了。在此之前，他连续身体抱恙，割去左肾，又经历膀胱癌手术，引发肾功能衰竭，终日缠绵病榻。

　　这年冬天，杨绛陪在他的身侧，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畔低语。说起66年前的春天，清华古月堂门口，二人初见。那时钱钟书瘦瘦的，青布大褂，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见杨绛灵秀温婉，赞道“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没多久，二人通信，钱钟书把去情书当奏章写，说是“禀明圣上”。而后两人林间漫步，荷塘小憩，水到渠成步入婚姻，携手六十余载。

　　抗战期间，钱钟书动笔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每日等着看钱新写的五百字，她笑，钱也笑，放下稿子，两人相视大笑，不必说明笑什么，彼此心有灵犀。

　　钱钟书在文字能驰骋自如，但在生活里几乎不能自理，穿鞋分不清左右脚，六十多岁才第一次学会划火柴，孩子一般等着杨绛夸奖。婚后杨绛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钱钟书把台灯弄坏了，她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把墨水打翻了，她说“不要紧，我会洗”。

　　她从从容容的“不要紧”三个字，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

　　杨绛与钱钟书

　　直到钱钟书88岁那年，12月19日早晨溘然病逝，已经合了眼，身体还有温热，杨绛赶到病床前，仍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两人相濡以沫63载，钱钟书离世前曾评价杨绛，“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他还对杨绛有过一句更决绝的告白，“从今往后，咱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

　　只是生离尚有再聚的希望，死别却是永久的失散。

　　杨绛一切按钱钟书遗愿，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保留骨灰，让钱钟书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几天后，杨绛得知清华校园南北主干道两旁的树干之间，牵起了上千只白色千纸鹤，那是学生们为先生折的纸鹤，再为先生送一程行。那些纸鹤长长的，一串又一串，在凛冽的寒风中飞舞。

　　十年生死两茫茫。到钱钟书逝世的十周年，那里再次挂满了千纸鹤。

　　杨绛自86岁，进入人生的残局。短短两年，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痛失独女，再是痛失一生伴侣钱钟书，从此以后，只剩她一个人抱着回忆活下去。

　　此后几年，她在《我们仨》这本回忆之书里，写了一个长长的梦，至亲已散，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人间的客栈而已。看这一段的梦境照应现实，总让我想起宝玉朝贾政下拜后，飘然而去的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都是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的梦幻虚无。

　　杨绛与钱钟书年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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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杨绛100岁了。

　　她发丝如雪，每日坐在钱钟书过去坐的书桌上，写写读读，周围兰茂书香。

　　人生最后的20年，杨绛基本闭门不出，如同隐士。她曾和钱钟书聊天，问对方如果可以拥有一件仙家法宝，会选什么？最后两个都选择了“隐身衣”。

　　中国士人皆向往隐，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巨隐隐于心。遇到黑暗，能有退路，出世入世，来去自如，这是一种幸福的宽松。杨绛在六七十年代，被下放到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扫厕所，其后创作小说《洗澡》，写出了那个年代连心都无法隐的惊心动魄。

　　杨绛出生无锡名门望族，但生逢乱世，遭遇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几十年从无锡流落北京、上海、英国、法国、昆明、湖南等地，直到后半生，才在北京的三里河有了一个固定的住处。

　　当钱瑗和钱钟书接连去世后，当所有人都认为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已经被丧亲之痛击垮的时，杨绛却重新回到书桌，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她的字写得很小，手一点都不抖，字迹娟秀硬朗，好像她的人一样。

　　十多年来，她不断隐在家中翻译、写作，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偶有故人拜访，她笑称，“我是家里留下来‘打扫战场”的。”

　　一百岁的人了，看起来人淡如菊，却不料谈笑间有“打扫战场”的兵气。可以想见她是将人间当成一场战役来看的，一代人杰，可惜就差了一个凯旋。

　　杨绛晚年

　　人的命运皆是性情使然，杨绛削苹果从来是一刀削到皮不会断。面对人生，她亦是保持这样的从容，越是刀锋过处，越是泰然自若，于无声处听惊雷。

　　她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人生的至境是与世无争。她一生经历辛亥革命，民国，北伐，抗日，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最后来到互联网时代，能够坚持下来，凭的就是这份境界。

　　杨绛的最后20年，世间至重的佛家七苦，人间的笑、痛、孤、静，她一人占全了。在《百岁答问》中，杨绛说：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对她来说，死亡不过是回家。也许只有死亡，才会相聚，从此再无生离，也再无死别。惟有走出时间的永恒。

　　人面对死亡，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贪生怕死，第二层是不惧生死，第三层是超脱生死。我想，杨绛先生已然到达了第三层，她已经超脱了生死。生与死，已了无边界。

　　2016年5月25日，杨绛“回家”了，享年105岁。

　　她走时面容安详宁静，一如她一生的淡泊从容。

　　翌日凌晨，清华大学又飞起千只纸鹤，这次是在图书馆老馆两旁，那里曾是杨绛最爱的图书馆。学生们自发组织，迭出千只纸鹤，自凌晨将纸鹤悬挂起。

　　晴空千鹤若幻梦，一鹤一感恩。

　　杨绛和钱钟书曾捐了八百多万元版税，给清华的贫寒学子，自己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他们的家里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残留几个手印，那是杨绛当年登着梯子换灯泡时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