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谢罪，是因为知耻近乎勇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菊与刀》说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当蒙受耻辱之后，日本人必须谢罪——当然这个耻和谢，指向的都是外部社会舆论。倘若做了坏事天知地知无人知，那就压根谈不到耻辱和谢罪。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是罪感文化的范畴。

　　在当代，日本的官员、企业或艺人一旦爆出丑闻，危机公关的第一步就是召开“谢罪会见”，即“谢罪记者见面会”。发布会上，成员齐刷刷深深鞠躬，甚至下跪（土下座）、削发，向公众谢罪。最极端的一步，就是自杀。时代不同了，剖腹不怎么具备条件，所以跳楼服毒跳河的都有。

2011年4月，日本烤肉连锁店“烧肉酒家惠比寿”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致5人死亡，创始人跪地谢罪

　　比如2007年，日本内阁农业大臣松冈利胜悬梁自尽，原因是挪用了500万日元（约人民币30万）被曝光，松岗在遗书写道：“由于我自己的不明和不德，掀起了这样的风波，给大家添了麻烦，向大家深表歉意。谨以在下的这条性命来承担责任并以此来向诸位道歉，恳请大家的原谅。我死之后，部下和家人烦劳大家照顾。”

2007年5月28日，松冈利胜自杀

　　不仅仅是公职人员或者演艺界人员，日本的普通人也常常以死谢罪。1985年8月12日，日航123号航班空难，520人不幸遇难。经调查是飞机维修导致的金属疲劳问题引起，日航维修经理麻布富永和工程师进田岛自杀。波音公司负责维修该飞机的工程师也因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自杀。

发生空难的飞机 图源：wikipedia@Kjell Nilsson

失事飞机救援现场

　　除了日本，韩国人尤其是官员也有自杀谢罪的传统。韩国官场上的自杀者，曾经在国内报道过的，就有全罗南道前知事朴泰荣、釜山前市长安相英、国家情报院前次长李秀一、总统理事长金丙一，以及前总统卢武铉。

　　2009年4月22日，深陷妻儿受贿丑闻的卢武铉，写下了如下文字，“我已经陷在无法出来的深渊，大家应该放弃我。现在只剩下低着头，向国民请罪的事了。事情发展到某种程度，我会做的。”

卢武铉

　　一个月后的5月23日，尽管“卢武铉受贿”还处在调查中，没有定论，可是他已经承受不住，从家乡庆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的山猫头鹰岩，纵身一跃而下。

图源：新华社

　　以死来承担责任洗刷耻辱，在东亚范围内，其实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传统。其根源大概来自于《中庸》中孔子的一句话：知耻近乎勇。

　　在文明的少年时期，人类通常都是轻生死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侠客行》里无限向往的就是这种古风。

　　春秋战国时代，重义轻生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操作中出主意的侯赢，等信陵君至晋鄙军中，即北向自刭。比如聂政刺侠累的故事中，聂政怕连累家人，自割面皮刺目剖腹而死；而聂政的姐姐聂荌不忍弟弟的名声不为世人所知，彰弟哭市而死。

　　唐宋时期，古风犹存。张巡许远南霁云守睢阳慷慨赴死，崖山陷落南宋十万军民举身蹈海，至此，中国人的少年时代就结束了。明清以降，八股取士，多得是苟且偷生，以死谢罪雪耻这种事情基本绝迹。

　　为何会如此？鲜廉寡耻固然是原因之一，更多的缘故可能是道德和耻辱的标准变更。公职人员只向权力的来源负责，而无需向升斗之民谢罪。所以官员自尽者固然为数不少，但还是给权力赋予者的交待——谢罪的对象是上级或者皇帝。

　　在经济学看来，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里的效用（utility）通常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和住房）和非物质利益（如权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官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

　　以死谢罪或者以死血耻，是反理性反利益的考量。也就是说，死者所依据的准则是基于道德而非利益。本质上来说，这是当代人难得的勇敢。孔子倘若看到这一幕，估计也会摸摸胡子，道一句：知耻近乎勇。强哉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