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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谢罪,是因为知耻近乎勇

www.creaders.net | 2021-06-13 23:55:24  骚客文艺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菊与刀》说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当蒙受耻辱之后,日本人必须谢罪——当然这个耻和谢,指向的都是外部社会舆论。倘若做了坏事天知地知无人知,那就压根谈不到耻辱和谢罪。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是罪感文化的范畴。

  在古代,日本人就习惯用自杀谢罪。武士如果打仗吃了败仗或者有违自己和主家关系的行为,通常都会选择切腹自杀来谢罪。生命事小,失节事大。即使犯了再大的罪过,只要切腹谢罪,就留全了武士的颜面。有的时候,并非武士身份的人也会切腹,比如丰臣秀吉曾经让日本茶道祖师千利休切腹。而千利休的身份,是茶人。

  在当代,日本的官员、企业或艺人一旦爆出丑闻,危机公关的第一步就是召开“谢罪会见”,即“谢罪记者见面会”。发布会上,成员齐刷刷深深鞠躬,甚至下跪(土下座)、削发,向公众谢罪。最极端的一步,就是自杀。时代不同了,剖腹不怎么具备条件,所以跳楼服毒跳河的都有。

  比如2007年,日本内阁农业大臣松冈利胜悬梁自尽,原因是挪用了500万日元(约人民币30万)被曝光,松岗在遗书写道:“由于我自己的不明和不德,掀起了这样的风波,给大家添了麻烦,向大家深表歉意。谨以在下的这条性命来承担责任并以此来向诸位道歉,恳请大家的原谅。我死之后,部下和家人烦劳大家照顾。”

  不仅仅是公职人员或者演艺界人员,日本的普通人也常常以死谢罪。1985年8月12日,日航123号航班空难,520人不幸遇难。经调查是飞机维修导致的金属疲劳问题引起,日航维修经理麻布富永和工程师进田岛自杀。波音公司负责维修该飞机的工程师也因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自杀。

  除了日本,韩国人尤其是官员也有自杀谢罪的传统。韩国官场上的自杀者,曾经在国内报道过的,就有全罗南道前知事朴泰荣、釜山前市长安相英、国家情报院前次长李秀一、总统理事长金丙一,以及前总统卢武铉。

  2009年4月22日,深陷妻儿受贿丑闻的卢武铉,写下了如下文字,“我已经陷在无法出来的深渊,大家应该放弃我。现在只剩下低着头,向国民请罪的事了。事情发展到某种程度,我会做的。”

  一个月后的5月23日,尽管“卢武铉受贿”还处在调查中,没有定论,可是他已经承受不住,从家乡庆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的山猫头鹰岩,纵身一跃而下。

  以死来承担责任洗刷耻辱,在东亚范围内,其实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传统。其根源大概来自于《中庸》中孔子的一句话:知耻近乎勇。

  在文明的少年时期,人类通常都是轻生死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侠客行》里无限向往的就是这种古风。

  春秋战国时代,重义轻生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操作中出主意的侯赢,等信陵君至晋鄙军中,即北向自刭。比如聂政刺侠累的故事中,聂政怕连累家人,自割面皮刺目剖腹而死;而聂政的姐姐聂荌不忍弟弟的名声不为世人所知,彰弟哭市而死。

  唐宋时期,古风犹存。张巡许远南霁云守睢阳慷慨赴死,崖山陷落南宋十万军民举身蹈海,至此,中国人的少年时代就结束了。明清以降,八股取士,多得是苟且偷生,以死谢罪雪耻这种事情基本绝迹。

  为何会如此?鲜廉寡耻固然是原因之一,更多的缘故可能是道德和耻辱的标准变更。公职人员只向权力的来源负责,而无需向升斗之民谢罪。所以官员自尽者固然为数不少,但还是给权力赋予者的交待——谢罪的对象是上级或者皇帝。

  在经济学看来,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里的效用(utility)通常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和住房)和非物质利益(如权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官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

  以死谢罪或者以死血耻,是反理性反利益的考量。也就是说,死者所依据的准则是基于道德而非利益。本质上来说,这是当代人难得的勇敢。孔子倘若看到这一幕,估计也会摸摸胡子,道一句:知耻近乎勇。强哉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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