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的《一滴泪》：中国良心在美国走完余生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该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狄兰·托马斯（翻译 巫宁坤）

1. 他因为流下“一滴泪”无家可归

　　2019年8月10日，中国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教授，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99岁。

　　1993年，他因为出版了回忆录《一滴泪》，惹怒了单位的一些领导，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发，住房收回，“学院领导下令毁门砸锁，将全部财物扫地出门”，他再一次无家可归。

　　无奈之下，他只好留在了子女美国的家中，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究竟讲了什么？会引来这样的遭遇和后果？

　　这“一滴泪”，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扭曲、残酷的人和事，是一些人至今不愿意承认，害怕面对的并不久远的历史，是他的“一滴泪”，也是整个民族的一场哭泣。

　　没有人能够否认，巫宁坤是一个爱国的人。

　　1943年10月，巫宁坤自告奋勇，为第一批去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担任翻译，他乘坐着一艘没有武器，没有军舰护航的运兵船，冒着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危险，在海上航行了四十二天之后来到美国。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了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1年，当新中国的橄榄枝递给他的时候，他本可以像他的室友李政道一样，留在美国继续深造，却因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选择了回到中国。

　　李政道帮他收拾完行李，还送他上路，临行前，他还问李政道：“为什么不跟自己一起回去？”

　　多年之后，当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回到中国，巫宁坤又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室友，他发现，对方已经成长为顶级国际学者，两人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

　　回忆往事，巫宁坤流下了“一滴泪”，这滴泪，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2.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1951年年初，人在美国深造的巫宁坤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来的聘书，聘请他前去担任英语教授。

　　他翻来覆去想了几天，找各路朋友商量意见，最终决定接受这份聘书，回中国任教。

　　当时他想：“放弃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听到这个消息，身在上海的妹妹非常开心，哥哥终于要回来团聚了，而台湾那边的哥哥、姐姐却表示了担心，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没有阻止巫宁坤为国效力的一腔热情。

　　归来后不久，巫宁坤就感觉到了气氛有点不对劲。

　　有一天，在燕京大学同事陈梦家教授的家中闲聊，外面的广播大喇叭突然响了，原来是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跳工间操。陈梦家很生气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乔治.奥威尔的《1984》，在美国的时候巫宁坤也是读过的，但他还不愿意相信《1984》要成为现实，依然抱着希望。

　　但接二连三的事件如洪水猛兽一般汹涌而来，最终冲垮了巫宁坤心中细沙堆起的城堡。

　　事情，变得比《1984》还要糟糕。

　　北大荒，是中国最北地区的一片荒地，自古以来就无人开垦。为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地要粮”，新中国组织过士兵、知青进行了辛勤地开垦，也曾经将一些劳改犯人转移到这边的农场进行工作。

　　1958年，已经从大学教授变成劳改犯人的巫宁坤，被装在卡车上带到了北大荒农场进行劳改。一到农场，场长就告诫犯人们，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农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着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

　　巫宁坤抬头看着天空，再环顾四周，北大荒，寒冷、荒凉、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感到绝望。他无法相信有人能从这里逃出去。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计划要在15年内“赶美超英”。农场的宣传人员说：“外面全国人民都在鼓足干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该怎么干，才能将功赎罪？”

　　在过去，不管谁站出来揭发指责，巫宁坤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是，经过了长期的监狱改造，他竟也觉得宣传人员说的对。

　　为了“将功赎罪”，他这位从没干过苦力活的教授拼了性命，挑比别人更多的土，跑得也比别人快。以至于得到了表扬，被当成了宣传的典型榜样。

　　但只有巫宁坤知道，他每天都处在垮掉的边缘。

　　除了重体力劳动的摧残，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饥饿。

　　在转到另一个农场之后，伙食更差了，犯人们都饿得浮肿起来。不被饿死的希望之一，就是家里人能够送一些吃的来。有一次，巫宁坤收到妻子送来的几张烙饼，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室友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用漂亮的柳体字写着：“教授，我恳请你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给我送来食品，一定加倍奉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看着那漂亮的柳体字，巫宁坤心软了，借给了这位室友一张饼，可没过多久，这位室友还是饿死了，他远在湖南的内人，并没有来给他送食物。

　　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的岁月，才会懂的幸存的可贵，也只有亲身经历了苦难，才会懂得不让苦难重来是多么重要。

　　1979年，巫宁坤被平反，30年“右派”的帽子终于被摘了下来，他觉得，他有责任，有义务，去记录自己经历的这30年。

3. “中国的良心”却在美国走完了余生

　　在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太多的颠倒黑白和人性的堕落。

　　有位曾经被打成“右派”的老教授，因为表现好从下放的地方调了回来，结果他一回来就成为揭发别人最积极的那位。

　　曾经说话斯文有“长者风范”的前辈，一夜之间变了嘴脸，站出来揭发别人时一开口就大喊大叫，犹如泼妇骂街。

　　曾经对知识充满崇拜的学生，一言不合就逼着老师下跪，把无知当成理想。

　　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被别人故意曲解他的一句话，就被整得死去活来。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段短暂的“大鸣大放期间，巫宁坤曾经“天真”地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知识分子之口甚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当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该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是继续做封建王朝卑躬屈膝的士大夫，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中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说完这番话之后，巫宁坤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反而成为他被批斗，被抓进监狱的罪行之一。

　　但他不后悔说了这样的话，1993年，他将《一滴泪》出版，记录了想要铭记的历史，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这样，他被停发退休金，收回了房子。

　　当时他和妻子正在美国子女的家中居住，学校领导因为这本回忆录“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竟然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他的房门砸烂，将里面的财物全部扫地出门，宛如当年的“抄家”。

　　巫宁坤年复一年的申诉，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一直到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收到了巫宁坤的申诉信，才得以恢复。

　　巫宁坤知道，这种小小的困难，和那些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如《古拉格群岛》的序言说得那样：“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索尔仁尼琴记录了苏联过去犯下的错误，成为了“俄罗斯的良心”。而我们，有“一滴泪”，尽管这滴泪水是那样的稀少，弱小，但它总有一天，能够感动中国，汇成大海，警醒着我们，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

　　愿天堂里的巫宁坤，获得永远的自由。